奇书网

导论（第1页）

导论

外国文学，横跨东西，纵览古今；一般人们习惯将其大致区分为“欧美文学”与“亚非文学”两个板块。欧美文学指的是欧洲和美洲地区的文学，由于欧美各国在文化传统上有明显的同一性与相似性，因而通常又被称为“西方文学”。亚非文学包括了亚洲、非洲众多国家的文学，基于地理学与政治学的双重考量，人们又将其称为“东方文学”。

古希腊文学是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其文学理念、叙事范式等均对后世西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基于基督教文化在中世纪西方的主导地位，以《圣经·旧约》为代表的古希伯来人之别具一格的宗教文化和文学传统，则构成了西方文学的第二块基石。自文艺复兴始，欧美的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出现了人文主义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文学现象，形成了流派更迭、思潮相继的发展模式。而这些思潮流派的深层始终蕴含和贯穿着深沉而深邃的“人”的母题。对人的自我生命之价值与意义的探究，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也是西方文学演变的深层动因。总体而言，同根同源的文化传统、更迭相继的思潮流派、绵延传承的“人”的母题，是学习欧美文学要重点把握的三条主线。

东方文学以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成就、多样的艺术风格、丰富的创作手法，构成了人类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亚洲与非洲的总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一半左右，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3。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亚非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别具一格的文化。以东方文化精神为土壤的东方文学，形成了迥然有别于西方文学的独特审美观照与艺术精神。大致来说，多源、多元、与世俗政治或宗教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乃是把握东方文学的三个基点。

一

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文学史上称之为“两希”传统。它们在欧美文学漫长的历史流变过程中呈矛盾冲突与互补融合之势，欧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观念和艺术精神的基本内核，主要来自于这两大传统。

古希腊文学中蕴含着原始形态的“人”的观念，它经由古罗马文学对后来的西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了西方文学人文传统的主要源头之一。

瑞典学者、古希腊罗马文化专家安·邦纳认为，“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在希腊文明的观念中，人和世界都是对另一方的反映，即都是摆在彼此对面的、相互照映的镜子”[1]。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古希腊人强烈个体意识的表露。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和在智慧引导下的自由，肯定人的原始欲望的合理性，是古希腊文化的突出特征。在这种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古希腊文学就蕴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

古希腊神话是原始初民的自由意志、自我意识和原始欲望的象征性表述。在神话中，神的意志就是人的意志，神的欲望就是人的欲望，神就是人自己；神和英雄们为所欲为、恣肆放纵的行为模式，隐喻了古希腊人对自身原始欲望充分实现的潜在冲动，体现了个体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

稍晚一些时候的古希腊悲剧中，“命运”观念较之早期的神话愈显强烈。因为，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日渐觉醒，人既感到了自然之主人和社会之主人的骄傲，同时又感受到除自然异己力量之外的社会异己力量的束缚。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亦译“奥狄浦斯”）强烈的行动意识表明了人的主体性上升到了一个自觉意识的高度。尽管他的结局说明，反抗“命运”的过程正是走向命运圈套的过程，然而，正是这种困兽犹斗的抗争意识体现了个体生命的无穷追求与“命运”的不断惩罚之间的矛盾构成的希腊式悲剧精神，其中高扬着人的主体意识和自由意志。

如果说，神话和悲剧表征的主要是群体的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的行动意识和自由意志的话，那么，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则集中体现了个人与群体分离状态的个体本位意识。阿喀琉斯是决定希腊联军生死存亡的主将。他因个人荣誉受损而一怒之下退出战场，致使希腊联军损兵折将，惨遭失败。阿喀琉斯的“愤怒”体现了他极强的个体本位意识。在史诗中，神和英雄们英勇善战和敢于冒险的行为，固然有维护群体利益的一面，但其行为的深层动因却是争得个人荣誉，因为荣誉维系着个人生命之价值与意义。因此，神和英雄们对个人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体现了人对个体生命意志与欲望的放纵。

个体生命意志与欲望的放纵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中关于爱欲的描写。我们之所以用“爱欲”而非“爱情”一词，是因为，在古希腊神话与史诗中，神与英雄们的男女之追逐，大多还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范畴，而仅仅是文明初期人类的原始情欲。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情欲不像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传统那样被视为人之原恶而予以抑制，而被认为是人之与生俱来的快乐之源，追求情欲的满足，与追求荣誉一样是个体生命意志与价值的实现。所以，在古希腊神话和史诗的世界里，神和英雄们追逐情欲的满足犹如飞蛾扑火，无所畏惧；其间，人类童年时期的天真浪漫与原始生命力常常是借情欲的追逐乃至放纵表现出来的。这是一个弥漫着爱欲冲动的世界，又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的世界！

无论是作为群体的人在自然与社会面前表现出的行动意识、自由观念和主体精神，还是作为个体的人所表现出的生命意志和原始情欲，在深层次上都体现了人类文明初期古希腊人的原始欲望的潜在冲动。从文化的层面上看，古希腊文学的深层激**着人的原始欲望自由外现的强烈渴望，蕴藉着人的生命力要求充分实现的心理驱动力。因此，古希腊人可称之为如马克思所说的“正常的儿童”，古希腊文学的文化内质呈“神—原欲—人”三位一体的结构框架，较之其他民族的文学与文化，它体现的是一种世俗人本意识，其人性取向是自然原欲。

古罗马文学是对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古希腊文学中的世俗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并经由古罗马文学广泛地流传于后世的西方文学当中。不过，古罗马人自身独特的文化性格，又使他们的文学带有独特的文化秉性。古罗马人崇尚文治武功，对人的力量的崇拜常常表现为对政治与军事之辉煌业绩的追求，由此又演化出对集权国家和个体自我牺牲精神的崇拜。因而，古罗马文学比古希腊文学更富有理性意识和责任观念，在审美品格上更趋向于庄严和崇高的风格。但是，古罗马文学人文观念的主体依然是古希腊式的世俗人本意识，仍属于古希腊原欲型文化范畴。

还须指出，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人性内涵并不与整体意义上的文化之人性内涵相一致。文学因其本质上属“自然之子”而与文化有某种叛逆性。文学对人的现实关怀，主要并不体现在强化人的理性上，而在于使人的自然生命获得自由与解放。文学和美让人获得一种精神自由，从而使人依恋人生、热爱生命，这是文学所拥有的人文情怀和特殊社会功能。因此，肯定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原欲型文化内质，并不是就对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理性精神视而不见，也不是就认为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完全没有理性因素，而只是从相对的和比较的意义上把握这种文化或文学的主导面，以区别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的本质特征。

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又一源头，其中蕴含的“人”的观念，经由中世纪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我们把《圣经》作为希伯来民族的神话与史诗去理解时，其间我们很难看到希腊神话与史诗中那充溢灵性与原始欲望的神、英雄与人。在那里，有的是“神化的人”，而非古希腊式“人化的神”；是“人向神的提升”，人的主体性的萎缩，而非希腊式的“神向人的下滑”，人的主体性的高扬。

希伯来神话世界是一神的，而希腊神话世界是多神的。后者的众神与人同形同性，并经常与人交混在一起，参与人世的纷争，与人一起同欢喜，共悲戚，有着鲜明的世俗化倾向。身为宇宙的最高统治者，宙斯和众神一样有人的七情六欲，甚至比一般的神更放纵自己的原欲。与之相反，上帝则几乎不拥有人的原欲，而仅仅代表着人的原欲的对立面——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极端化了的人的理性的化身；而人身上则普遍存在着原欲，或曰“恶”，于是，人与神在本性上反向极端化之后形成了分明的对立——人永远有罪。由于上帝身上根本不存在属于人的那种原欲，因而他不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神那样与人同形同性，而是抽空了人的血性的一种精神与理念存在。所以，作为一种神话形象，上帝因其与人的原欲的对立与排斥而丧失了艺术形象赖以成活的人性的自然根基，丧失了艺术形象应有的人的血色、人的生命活力，进而丧失了艺术的魅力。

由于上帝（神）的力量的无比强大和无所不在，又由于所有的真善美以及人的希望都集上帝于一身，希伯来神话中的英雄们都追随上帝，以上帝之神性价值为标准，因而，他们在总体上缺少希腊神话中英雄们那种自由意志和原始野性；他们不是人化了的神，而是神化了的人；他们往往因神性的附着和原始生命力的销蚀而显得威力无穷，而不是因人智的充分施展、原始生命力的外现而显得神通广大，人的原欲被来自于神的那种理性制约着；他们的形象虽显示出了神的崇高，却缺少了人的生命的灵性与活力，使人性变得苍白与贫乏，也就少了几分艺术的震撼力。《旧约》中的《出埃及记》讲述希伯来人在摩西率领下冒险逃出埃及，重返故土迦南的故事。这是以色列民族的第一次远征，就规模与气魄而言完全可以同古希腊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相媲美。特洛伊战争起因于金苹果与海伦之争，而以色列人的远征是为了摆脱奴役、重返故土、获得自由与解放。也许，后者的原因解说更合乎历史事实，但作为文学，似乎无须这种貌似真实的历史性解释，而那种神话式的解释反倒更能提炼出文化的和人性的蕴含。金苹果与海伦在根本上是人的原欲的象征，原始的战争直接与人的原欲相关，这不能不说更合乎历史事实和人性之真。因此，剔除了原欲成分的关于以色列人的远征的历史性解说，只能说明这种文学传统中体现出的是排斥原欲、崇尚理性的希伯来文化模式和宗教人本意识。在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灵”取代了“肉”，在关于“人”的理解上，与古希腊文学表现出了明显的分野，“神—理性—人”呈三位一体之势，其文化内质是宗教理性型的，体现的是宗教人本意识。

此外，摩西这一形象又有阿喀琉斯等希腊英雄们所不具备的品质：自我牺牲精神，对民族、集体的责任观念和民族忧患意识。这些品质，同样是理性意识的体现，是人向上帝的提升。这种群体本位的观念在销蚀了狭隘的民族意识乃至民族偏见后，又发展为一种拯救人类脱离苦难、爱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和博爱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和博爱主义精神是宗教人本意识中极具人文性和积极意义的成分。

总之，重视人的精神与灵魂，重视对彼岸价值世界的追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导倾向。这种尊重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是后世欧美文学之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