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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城记（第2页）

“喂，我说加斯帕，你在那儿干吗？”

那家伙意味深长地指着他的玩笑话，像他们那一伙人常有的那样。玩笑没开到点子上，而且彻底失败了，这也像他们那一伙人开玩笑常有的那样。

“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打算进疯人院？”酒铺老板说着，穿过了马路，特意抓起一把泥糊在这个开玩笑写下的字上，把它涂掉。“你干吗在当街写字？难道……你告诉我……难道就没有别的地方好写这种字了？”

他在这样规劝当中，用那只干净的手在爱开玩笑的人心口上点了点（也许是无心，也许是有意），爱开玩笑的人用自己的手拍了拍这只手，轻轻巧巧地往上一跳，用一个滑稽的舞蹈动作落了下来，就把一只染脏了的鞋从脚上甩到手里，伸了出来。在那种情况下，看得出来此人特别会开恶作剧式的玩笑，但还不能算是凶狠恶劣的玩笑。

“穿上，穿上，”那一位说。“打酒，打酒，就在那儿喝干。”他这样劝说着，把自己的脏手在爱开玩笑的人穿的那样一件上衣上擦干净。他完全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这手是由于这个人的缘故才弄脏的；后来他又穿过马路，进入酒铺。

（《双城记》，张玲、张扬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第三部第六章胜利

五名法官、一名检察官和一个立场坚定的陪审团，组成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法庭，它每天都开庭审案。提审名单头天晚上先提出，然后由各个监狱的典狱长向犯人宣读。典狱长常爱说的一句笑话是：“里面的人，快出来听晚报吧！”

“查尔斯·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内！”

拉福斯监狱的晚报，终于这样开场了。

凡是叫到名字的人，就得站出来，走到专门指定给这些不幸榜上有名的人站的地方。查尔斯·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内的，当然懂得这个规矩，他亲眼目睹过几百人就是这样一去不复返的。

那个面孔浮肿的典狱长，念名单时戴着眼镜，念完一个就朝囚犯看上一眼，看清念到的人已站到该站的地方，才接着往下念，每念一个名字就停顿一次。名单上共有二十三人，可是只有二十个人应声；原来其中一人已死在狱中，被人忘记了；另外还有两个，早已上了断头台，也被人忘记了。念名单的地方，就是达内刚来那天晚上看到一群囚犯的那间拱顶屋子。所有那些人，全都已经死于那场大屠杀了；每一个他为之关心过、然后又告别了的人，都已一一死在断头台上。

大家匆匆说上几句道别的祝愿话，就立刻上路了。这本是每天都有的事，只是那天晚上，拉福斯监狱里的犯人要举行一次罚物游戏和小型音乐会。他们聚在铁栅栏前流着泪，可是预定节目中的二十个缺额还是补上了。而且不管怎么说，时间已经不多，牢房马上要上锁，到时候公共活动室和走廊都要由那些守夜的猛犬来把守了。这些囚犯并不是麻木不仁或者没有人性，他们的这种态度是时势环境造成的。同样，尽管稍有不同，大家知道，某种狂热和冲动无疑也会使一些人不顾一切地壮起胆子，毫无必要地去和吉萝亭对抗，结果死在她的手中。这不仅仅是由于负气，也是受了公众那种狂乱心理影响产生的狂乱行为。在瘟疫流行时，我们中有些人，就会暗暗受那种病吸引——有时会闪过一个想要死于那种病的可怕念头。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埋藏着类似的奇怪东西，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中才会暴露出来。

通往候审监狱的路程又短又黑，而在那个跳蚤虱子横行的牢房里度过的夜晚，则又冷又长。第二天，在叫到查尔斯·达内的名字之前，已有十五名囚犯受到审判。十五个人全都被判处死刑，而整个审判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查尔斯·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内”终于等到传讯了。

审问他的法官坐在审判席上，头戴饰有羽毛的帽子，但是除了他们之外，其他人都戴着粗劣的红帽子和三色徽。看看陪审团和那些乱哄哄的旁听群众，他心里可能会想，这是是非颠倒，坏蛋审判起好人来了。城市里一些最下流、最残忍、最邪恶的居民，一向下流、残忍、邪恶，今天却成了法庭上的主宰；他们闹嚷嚷地对审判结果评头品足，或高声喝彩，或表示反对，或胡乱推测，推波助澜，毫无顾忌。男人多数带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女人有的带着短刀，有的佩着匕首，有的一面看热闹一面吃喝，还有不少人在编织。编织的人当中，有一个女人在编织的时候，腋下还夹着一卷编织活。她坐在前排一个男人的身边，这个男人查尔斯·达内自从在城门口的关卡见过以后，一直没有再看到过，不过他还是很快就认出这是德发日。他注意到那女的在男的耳边咬了一两次耳朵，看她的样子像是他的妻子。但是这两人最引起他注意的是，虽然他们坐在离他极近的地方，却从不抬头朝他看上一眼。他们仿佛在死死地等待着什么，而且一直盯着陪审团，别的什么也不看。在首席法官下面，坐着马奈特医生，他照常穿着朴素的衣服。就犯人达内所能看到的来说，只有医生和洛瑞先生和法庭没有关系，而且穿的是平常的衣服，没有穿那种粗劣的卡曼纽拉装。

查尔斯·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内的，被检察官指控为逃亡贵族。根据禁止逃亡贵族回国、违者处死的法令，他的生命应由共和国剥夺。虽然这项法令的颁布是在他回到法国以后，但这无关紧要。他到了这里，这里颁布了法令，他在法国境内被捕，就得要他的脑袋。

“砍掉他的脑袋！”听众喊着，“他是共和国的敌人！”

首席法官摇铃要大家肃静，接着问犯人是不是真的在英国住了多年。

当然是真的。

那他不是逃亡贵族了？那么他该把自己叫作什么呢？

他认为从该项法律的精神实质来看，他不是逃亡贵族。

为什么不是？首席法官急于要知道。

因为他已自愿放弃了他所厌恶的头衔，放弃了他所厌恶的地位，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早在逃亡贵族这个词像现在这样被法庭应用之前，他就放弃了——在英国靠自己的辛勤工作谋生，而不是靠盘剥法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为生。

他有这方面的证据吗？

他提出了两个证人的名字：泰奥菲尔·加贝尔和亚历山大·马奈特。

他不是在英国结了婚吗？首席法官提醒他说。

是的，不过他娶的不是英国女子。

是法国女公民吗？是的，生来就是法国人。

她的姓名和家庭情况？

“露西·马奈特，在座的好医生马奈特的独生女儿。”

这一回答对听众产生了可喜的影响。为这位大家都熟悉的好医生欢呼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大厅。人们的情绪是如此变幻莫测，有几张刚才还对犯人怒目而视、好像恨不得立即把他拖到街上杀掉的凶恶的脸，转瞬之间竟滚滚地落下了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