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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第2页）

与章太炎相较，刘师培更强调小学与社会学间的互补性。他认为，“西人社会之学，可以考中国造字之原”[75]，即借助于社会学原理，可以理解中土文字的缘起。但是，迄今西方社会学远未成熟，穿凿之迹，附会之说，虽其著作大家，也在所难免。是学的昌明，不能不藉中土文字以为折衷。这是因为，“文字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之文，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故治小学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他还指出，考察中土文字，须掌握三大原则：一察文字所从之形；二察文字得训之始；三察一字数义，求其引申之故。三者既明，用证社会学，“则言皆有物，迥异蹈虚”[76]。刘师培著有《小学发微补》、《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中土文字有益世界》等文，是其时探讨小学与社会学关系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例如，他对“酒”、“尊”、“酋”、“巫”、“医”内在联系的独到解说，就很受时人的重视。他认为，在上古，人们十分尊敬酒的发明者。“尊”为酒器，古代奉以祭神，引申为尊卑之号。而酋长之“酋”，即为酒官的借假。上古巫官兼医职，“医”（醫）字从“酉”，即系酒字省形。时以巫为酋，即以巫为医，“酋也者，巫之作酒者也。医也者，巫之以酒疗人疾者也”。据此不仅足见上古“中国之医学，多与宗教相参”，而且可见其时的政治、学术无一不始于崇信鬼神的宗教[77]。这些见解，显然使人们对上古社会的认识变得丰富了。章太炎对刘师培在这方面的探索，称赞不已。他在给后者的信中说：“大著《小学发微》，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可谓妙达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下走三四年来，夙持此义，不谓今日复见君子，此亦郑、服传舍之遇也”。他肯定刘师培关于“尊”、“酋”皆以酒器、酒名引申为贵者之号的见解，同时又加以补充：“《易》称不丧匕鬯，《史》有三为祭酒，此皆古人重酒之徵。旁徵印度，则婆罗门以苏摩为天王；近徵日本，则秦王弓月，因造酒而被崇敬；至少康为庖正，得以光复旧物者，亦以酿酒悦众之故（杜康即少康），此皆往事可验者矣”。此外，他复肯定刘师培“引君训群之说”以及“古人举数止于五”等见解，均“陈义奥博，不能复赞一词”[78]。

国粹派重视探讨新史学的内涵、体例和研究方法，但他们最终却是将问题归结为新史家必须具备新的素质。如前所述，章太炎、刘师培、黄节等人都认为，治史不能仅限于中国史籍，当掌握西方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等“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知；他们强调的是史家知识结构的更新。但马叙伦的主张更富有创意，他提出新史家当具“特别之精神”：“抑我谓史氏无特别之精神，亦必不能具千古特别之史体”。他将“特别精神”具体化为“四心”：“公心”、“理心”、“质心”、“曲心”。所谓“公心”，就是“以史体之精神，吸收政体”，或叫“明政权之本”。即史为民有，史家当自觉助益民权政治，“以保国伸民为宗旨”；所谓“理心”，就是懂得社会学理论，“推世界之进化，达事理之本原”；所谓“质心”，就是“推世界之动静进退，制为教育”。即自觉发挥史学功能，使之真正成为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利器，所以他说：“史有理心，而无质心，此未有作用之史，不足兴也”。所谓“曲心”，就是“隐其面目，以达其目的”[79]。马叙伦的“四心”，除“曲心”有失褊狭之外，显然是更集中和更鲜明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利益与要求。所以，从表面上看，国粹派强调新史家的新素质，似乎并未超出章学诚主张的“德、才、学、识”的范围；但从实质上看，它却完全体现了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以“明政权之本”，即服务于民主共和的根本宗旨。

国粹派对新史学的建设，身体力行。《国粹学报》上发表的大量古史研究的文章，无疑都是他们努力的成果。此外，较具规模的通史或专史性的著作，主要有：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中国民族志》、《经学教科书》（二册）；黄节的《黄史》；马叙伦的《古政述微》等。其中，又以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为最重要。《国粹学报》第4年第1期刊有其第一册“广告”说：“是册述古代之历史，由开辟以至夏殷，举古代之种族、地理、风俗、政体、典章制度、学术、技艺言之甚详。……其所注意之点，则一在历代政体之异同；一在种族竞争之始末；一在制度改革之大纲；一在社会进化之阶级；一在学术进退之大势；不专重君朝而兼重民事，不专详事迹，而兼详典制，诚中国历史教科书未有之佳本也”。是书不仅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指导，突出探索了古代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的进化过程，在内容上是全新的；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完全采用了西方近代史书的体例。从已完成的三册看，全书共分72课，以“上古时代”（开辟至夏）、“古代”（商至周）分期。每课所述，尽属专题，如“夏代之兴亡”、“商代之兴亡”、“古代之宗教”、“古代之学术”、“古代之官制”、“古代之工艺”、“古代衣服之述略”，等等。刘师培显然是将分时与分类两种著史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所以，“广告”称该书是“未有之佳本”，固不免夸大之嫌，但它毕竟是值得重视的：是书从形式到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结构严谨，气魄宏大，不仅可以看做是国粹派致力于新史学的代表性著作；而且也可以看做是20世纪初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先驱者著作中的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上古史专著。此外，国学保存会还拟编辑全国各省《乡土历史教科书》，至1907年已编辑出版了江宁、江苏、安徽、直隶、湖北各省的第一册，及广东、江西两省的第一、第二册，且都附有相应的参考书。其出版广告说：“敝会窃以小学一级为培养国民之基础，泰西各国教育咸注重乡土史志一门，就其见闻中最亲切有味者以为教授，则其记忆力与感觉力皆易粘触，所以感其爱乡之心，由是而知爱国也”[80]。这些初级的历史教科书，自然也是新史学的著作。所以我们说，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国粹派构成了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史学革命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军。

[2]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见《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330页。

[3]邓实：《史学通论》（三、四），见《壬寅政艺通报》，史学文编卷1。

[4]章太炎：《致梁启超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7、168页。

[5]马叙伦：《史学总论》，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1期。

[6]马叙伦：《无史辨》，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5、6期。

[7]马叙伦：《史学大同说》，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16号。

[8]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30页。

[9]黄节：《黄史·总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0]见本书“凡例”。

[11]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社会学史序》，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2]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社会学史序》，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3]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载《国粹学报》，第4年，第9期。

[14]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30页。

[15]章太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三十五岁》，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1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章太炎：《社会学自序》，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70页。

[17]马叙伦：《史学总论》，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1期。

[18]章太炎：《致梁启超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7、168页。

[19]邓实：《史学通论》（四），见《壬寅政艺通报》，史学文编卷1。

[20]刘师培：《黄帝纪年说》，见《黄帝魂》。

[21]林獬：《小孩子的教育》，载《中国白话报》，1903年，第4期。

[22]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9册，宁武南氏铅印本，1936。

[23]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30页。

[24]章太炎：《常识与教育》，见吴齐仁编《章太炎的白话文》，泰东图书局，1921。

[25]会稽先生：《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载《警钟日报》，1904-07-14。

[26]会稽先生：《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载《警钟日报》，1904-07-14。

[27]金一：《文学观》，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7期。

[28]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30页。

[30]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30、331、332页。

[31]章太炎：《致梁启超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7～168页。

[32]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30页。

[33]章太炎：《致梁启超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7～168页。

[34]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6期。

[35]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31～332页。

[36]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29页。

[37]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9册，宁武南氏铅印本，1936。

[38]刘师培：《中国历史大略》，载《中国白话报》，第19期。

[39]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见《饮冰室合集》，第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