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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第1页）

附录二

一、晚清国粹派论孔子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学者，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但经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和利用，又成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

晚清国粹派是一些以保存国粹、复兴古学为己任的国学大家。那么，他们怎样论孔子？这无疑是个有意义的课题。探讨这一课题，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正确认识国粹派，同时，也可加深对整个辛亥时期社会思潮的理解。

（一）孔子是人，不是神

如果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代封建君主渐将孔子抬至“大成至圣先师”的地位，是圣化孔子的话；那么，戊戌时期，康有为藉今文经推进变法，力尊孔子为教主，立孔教为国教，则是神化了孔子。他说：“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1]然而进入20世纪初年，“孔教问题”却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夏曾佑先是主立孔教为国教，后又反过来，力斥几千年来是孔教误中国；梁启超则认为保教非所以尊孔；中国教育会甚至专门举办讨论会，激烈“争论孔子是否为教主”[2]。

耐人寻味的是，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虽力主复兴古学，却力排众议，鲜明主张：孔子是古代学者而非教主，是人而非神。

康有为诸人主孔学为宗教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认为周末诸子并行，乃“皆创新教”[3]，孔子在竞争中获胜，故千年定于一尊，成中国大教主。包括孔学在内的周末诸子学，到底是宗教还是学派呢？邓实指出，“九流固出于史官，六经皆先王政典，制礼作乐，道术盛于周公”[4]。因之，包括孔子在内，诸子并兴，无非“各尊所闻，各欲措之当代之君民”，求显理想而已。他们创立的是学派，而非教派。刘师培于此发挥得最充分。他说，古学出于史官，“是则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5]。及周末官失其传，诸家并起，各执一术自鸣。例如，儒家之学即教民之遗法；墨家之学即宗祀之旧典，法家之学即行政之大纲，如此等等。就孔学而言，孔子所立之六经，皆周史所藏旧典，而为孔门教科书：《易》为哲学讲义；《诗》、《书》为唱歌国文课本；《春秋》为本国近世史课本；《礼》为伦理心理学讲义；《乐》为唱歌体操课本。因是可知，诸子“皆学术而非宗教”[6]：“孔子者，中国之学术家也，非中国之宗教家也”[7]。

刘师培不单从周末学术史的角度立论，而且进而提出了以下的根据：其一，孔子之前，中国上古久有宗教，无须孔子创教；其二，“孔子未立宗教之名”。孔子著书偶有言及“教”字，那是指教育、教化而言，与宗教无涉。即便如公羊家言，孔子有改制之说，那也是讲“革政”，而非“革教”，与耶稣摩山麦加创教者不同。否则，“何以六经及儒家之书无一语涉及灵魂世界，孔子也不创祈祷和入教的仪式”[8]！其三，“唐宋以前孔教之名未立”。《汉书·艺文志》列儒家为九流之一，称儒为家，不称儒教。直到南朝之时，释、道渐盛，张融之徒始创儒教之名与老释并列为三。所以，若谓孔子即立宗教，则荀子为传孔学巨子，“何以又力破迷信乎”？这些见解，无疑是有说服力的。

康有为诸人的另一主要论点，是把孔子说成“改制教主”。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认为将孔子说成万世垂范的“改制教主”，无非把孔子神化了。章太炎说，事实上孔子没有也不可能如康所谓为汉及百世制法。古今异势，千古兴亡多少事，《春秋》不过记242年的历史，如何能尽人事的变迁！譬如，官制之弊无过于封建，生民之痛无过于肉刑，汉代削疆藩去劓刖，可谓仁政；但《春秋》徒讥世卿，不非封建，“有书妄希，无议肉刑”，[9]又如何能说孔子为汉制法？章认为，汉承秦制，与其说为汉制法者是孔子，勿宁说是李斯为宜。孔子既无法为汉制法，又如何能为百世制法！相信公羊家言，不啻将《六经》当做推背图了。所以，借口孔子为“改制教主”，也是无谓的。

要言之，国粹派强调，孔子是学问家而非宗教家，是人而非神。人们欲研究孔子，首先便须破孔教的谬说，“归孔子于九流之一”[10]，即“都要把孔子当做儒家看待”[11]。

（二）真孔子与假孔子

从一般意义上说，在近代，“真假孔子”问题肇端于戊戌时期的康有为。他为替自己的变法维新提供传统权威的依据，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诸书。他借今文经“奇异可怪之论”，力证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教主，而千余年来人们奉古文伪经为圣法，尊孔子为述而不作的圣人，是将伪孔子认作了真孔子，中国政治也因之难以进化。康有为是从今古文纷争的历史公案中提出“真假孔子”的问题。

但进入20世纪初年后，“真假孔子”问题有了新的内涵。随着民主思想的深化，人们愈益看到了历代封建帝王独尊儒学对于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严重危害，少数激进者进而攻击孔子本人。在此种情况下，饱受传统教育的许多人，便不能不在理性与情感的冲撞中陷于困窘。他们要求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但在情感上却不能接受有损于孔圣人完美形象的任何否定。梁启超不仅自称“尊圣子”，写了《孔子讼冤》，“一一纠正”对孔子的批评；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虽然对汉以后儒学独尊的弊害常加挞伐，但事涉孔子，便徒唤奈何：“呜呼！吾不敢议孔子，吾不能不罪荀卿焉矣。”

国粹派中部分人不再忸怩作态，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真谛。林獬说：“从前尊孔子的只有帝王，因为那帝王要想以孔子压制贵族，压制平民，所以不能不把孔子当做傀儡。现在士大夫推尊孔子，也是要想以孔子抵抗帝王，所以不能不把孔子当个教主。其实两边都是私意”[12]。刘师培也指出，“缘饰古经，附会政治”，这是“后世之利用孔学”[13]。

然而国粹派中并非人人都能突破感情上的障碍。有人还竭力为孔学辩护。以黄节、邓实为代表，强调孔学与君学的对立。

黄节撰《孔学君学辩》长文，对此发挥得最详备。他指出，“盖自秦以来，当世之所谓孔学者，君学而已矣”。经秦焚书坑儒，“君学之统成，而孔学之真扫地而尽矣”，黄节认为，孔学之真是要“裁抑君权”，这可从先秦诸儒的言行中得到证明。《汉书·艺文志》纪尹文曰：“善政也，众之所誉，政之所是也；众之所毁，政之所非也。毁誉是非与政相应。”这是强调“决之众人”，与西方民主政治近似，“此儒者论政之真也”，鲁仲连义不帝秦，公然与君主相抗，足见孔学与君主专制本是对立的。也唯其如此，它招致嬴政的迫害。秦灭之后，六艺缺，汉儒则百计歪曲孔学，以媚时君。由是，“儒学之真日远日失，彼时君臣借孔子以束缚天下之人之思想言论，其祸皆因汉初儒者有以致之。是故后世之所谓尊孔学者，尊君学而已矣”[14]。邓实也强调，秦汉以降，为“君学之天下而已”。先秦“真儒之学”易为“伪儒之学”，“中国国学之真之失，殆久矣乎”[15]。黄节、邓实牵强比附，极力判分孔学与君学，其意在维护孔子及孔学的声誉，是显而易见的。

在国粹派中，还是两位主帅和公认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能摆脱情感的重负。他们无所避讳，直截了当揭破了问题的真相：明确指出孔子本是尊君权者。章太炎说：“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党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他教弟子依人作嫁，最高理想是作帝师王佐。孔子本人摄行相事时，“只是依傍鲁君”，迄周游列国归来，日暮途穷，甚至依傍季氏，其志气实是日短一日。在章看来，孔子不仅主张依附君权，而且迷恋利禄，这正是他所以被历代君主利用的根本弱点。他说，孔学“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热忠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16]。

刘师培把问题讲得更明确。他说：“现在康梁的邪说，喜欢用古书附会西书，都说孔子是着重民权的，由我看起来，却不什么相信”。事实上，孔子不可能懂得近代“君由民立的公理”，他是“最着重君权”。《春秋》虽有“讥世卿”的说法，但孔子的本意“是抑臣权伸君权，并不是要抑臣权伸民权”。《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心”；《论语》曰“臣事君以忠”，都是有力的凭据。在刘师培看来，历代君主所以要表彰孔子，并非偶然，仅仅将之归咎于汉儒有意篡改孔学，也不正确。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孔子的尊君主张适应了君主专制需要的结果。他写道：“是因为孔子的说法，与他们所行的专制政体，很有相近的地方。又有名分尊卑的话头，很可以压制百姓，所以把孔教尊的了不得。读书的人迎合这政府的意思，也都来崇拜孔子……所以孔子的学术，就一天一天大起来”[17]。

章太炎、刘师培较邓实、黄节高出一筹，他们都超越了“真假孔子”论，其见解不仅表现了学者的勇气，而且表现了思想的深刻性。

（三）孔子评议

章太炎、刘师培对先秦诸子都有专深的研究。前者的《诸子学略说》以及《訄书》中的《儒墨》、《儒法》、《儒道》诸文；后者的《周末学术史序》、《孔学真论》、《国学发微》等，都是享誉一时的著述。因之，他们论孔子视野开阔，多发新想。但见智见仁，又各具特色，以至于大相径庭。

章太炎对孔子正面价值的肯定，主要强调两点：其一，非鬼神，重人事，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章说：“按仲尼所以凌驾千圣，迈尧舜，轹公旦者，独在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二事”。“惟仲尼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天为不明，知鬼神为无，遂以此拔本塞原之义也，而万物之情状尤著。由是感生帝之说绌，而禽兽行绝矣，此所以冠生民横大陆也”[18]；其二，著《春秋》既保存了古代史迹和培植了国人民族的意识，又创史例，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章指出，在孔子之前，古籍散乱无序，又深藏百国故府，不下庶人，故极易湮没无闻。孔子著《春秋》，保存了古代史迹，使后人有所观感，从而培植了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厥功甚伟。“故春秋者，可以封岱宗已无极”[19]。同时，《春秋》发凡起例，复开创了中国史学的先河。他称赞说：“仲尼，良史也”[20]。“世无孔公，史法不著。……宣尼一出……纷者就理，暗者得名，迁、固虽材，舍是则无所法，此作者所以称圣也。”[21]

综观此期章太炎对孔子的评说，从总体上看，却是贬甚于褒。这可从以下事实看出来：

1。于诸子中，贬抑孔子。章说：“六艺者，道墨所周闻……异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复出，则关轴持于孔氏，诸子却走职矣。《论语》者晻昧，《三朝记》与诸告饬、通论，多自触及也。”[22]删定六艺本公认是孔子的主要功绩，这里却被说成原是道、墨不屑一顾的寻常事；无怪乎孔门的主要著作《论语》更被讥为暗昧不通而遭抹杀了。此外，章以为，儒墨相较，后者的道德非前者“所敢窥视也”；儒道相较，“儒家之术，盗之不过为新莽，而盗道家之术者，则不失为田常、汉高祖。……夫不幸汙下以至于盗，而道犹胜于儒”[23]。抬高道、墨，贬抑孔子，显而易见。

2。在儒家系统中，贬抑孔子。章认为，孔子下比孟子，“博习故事则贤，而知德少歉矣”，荀子主隆礼合群治天下，并创名学，足与西方苏格拉底相比美，“其视孔氏，长幼断可识矣”。在他看来，孟、荀的“道术”远胜于孔子。不仅如此，章甚至降孔子与刘歆同列：“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24]。

3。贬损孔子的人格。章批评孔子求为帝王师，不脱富贵利禄之心，可以说是一家之言；但他反复强调孔子“哗众取宠”、“诈伪”、“巧伪”，实已进而贬损孔子的人格。

4。强调孔子祸中国。在有名的《订孔》中，章开宗明义即引日人远藤隆吉的话说：“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斥孔子为中国衰败的祸根，这是当时最大胆的反孔言论，曾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主张尊孔教的许之衡曾投书《国粹学报》，埋怨说：章太炎抑孔，“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25]。所谓“孔子遂大失其价值”，实则正反映了封建传统权威的动摇。国粹派巨子邓实虽停留在“真假孔子”论的层面上，但他也肯定章太炎的《订孔》诸文，是思想解放的表征。他说，随着西学不断传入，人们思想日趋解放，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此孔老墨优劣之比较，孟荀优劣之比较，及其他九流优劣之比较，纷然并起，而近人且有订孔之篇，抑孔之论也”[26]。不过，章虽藉“诋孔”助益革命，但为前所述，他并未全盘抹杀孔子，却是应当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