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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学理论的吸纳（第1页）

三、社会学理论的吸纳

在近代中国，西学的传播，最初是从声光化电即自然科学肇端，而后才浸至社会科学的介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的西方社会科学中，社会学理论最引人注目。所以，很自然，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吸纳便构成了国粹派新知系统的另一重要内容。

社会学传入中国，始于甲午战争前后；而它产生广泛的影响，却要晚到20世纪初年。这与其时有一系列径直以“社会学”标名的西方社会学著作的相继翻译出版直接相关：1902年，章太炎翻译出版了日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3年严复译完斯宾塞《社会学研究》全书，定名《群学肄言》出版；同年，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也由马君武译出一部分出版。美人吉丁斯著《社会学原理》的提纲《社会化理论》，则由吴建常译出，取名《社会学提纲》出版；1904年，严复翻译出版了甄克思的《社会通诠》。

国粹派对西方社会学十分重视。由上述可以看出，在1902年至1904年间翻译出版的仅有的五种成本的社会学著作中，就有两种是出自国粹派之手。其中章太炎译的《社会学》又是中国翻译西方社会学成本著作最早的一种。章太炎很早就对人类学、社会学抱有浓厚的兴趣。还在诂经精舍受业期间，他就已读过《原始人文》、《民教学序论》、《天然民族之人类学》等多种西人有关论著。1895年，他又与曾广铨合译了《斯宾塞尔文集》，在同年的《昌言报》第1至第8册上连载。甚至后来因“苏报案”入狱，在狱中也仍时常与邹容研究社会学。[1]邓实1904年在《政艺通报》上连载《法群》、《鸡鸣风雨楼民书》等长文，自谓：“著者是时方治群学诸书，而于政治之原理有所冥悟，故其言之曲尽而密至，理深而文明也。”[2]可见，他对自己的社会学知识颇自负。柳亚子崇拜斯宾塞为“圣人”，曾有“少诵斯宾塞尔篇”的诗句[3]。自然也是热衷社会学的。在国粹派中，刘师培是继章太炎之后研究社会学较比更有心得的人。他对自己也估计甚高：“予于社会学研究最深。”[4]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于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西方社会学家，是斯宾塞和甄克思。严复盛赞前者“其说法尤为精辟宏富”，为“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5]。《东方杂志》在“新书介绍”中称，迩年译书虽多，“而可借镜我国今日社会者殊少”，唯有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可以为治群学者之龟鉴”[6]。刘师培也指出，西人社会学著作浩博，“以予所见，则斯宾塞尔氏、因格尔斯氏（即甄克思——引者）之书为最精”[7]。事实上，不仅是刘师培本人，包括国粹派在内时人征引最多的西方社会学著作，也正是二人的译著。所以，我们下面探讨的西方社会学对国粹派的影响，也主要是指斯宾塞和甄克思的影响。其荦荦大者，前者在其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论；后者则在其对原古社会的见解，启发了国粹派对中国上古史的再认识。兹分论如下：

（一）关于社会历史进化的思想

斯宾塞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由简趋繁无穷进化的过程：“方一群之演进化，如生物然，暗长潜滋，而节节蜕化。”[8]此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国粹派看来，正是对进化论的一大创造：“自达尔文《物源论》出现，为生物学开一新纪元，而斯宾塞尔开崭新思想，网罗生物世界外之世界，由是天演之窍、进化之理，斠然放一异彩。”[9]既然天演是宇宙间的公例，万物所趋，皆由简入繁，由微生著，积无数因果而渐进，那么人类社会也必然是自然界自身进化的产物。所以邓实说，大地原是一片汪洋，而后逐渐进化，才先后出现了蜃灰、僵石、草木、禽兽和人。“有人而后有城郭宫室饮食男女，有城郭宫室饮食男女，而后谓之国。”[10]人类社会也是进化的，迄今已历洪荒时代、群争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四个时期。现今西方已进入民权时代，但它并没有终结人类社会的进化，仍不过是无穷进化链条中的一个新的环节而已。

当然，社会的进化不仅表现为时代的变迁，同时还表现为人类自身的创造物即社会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国粹派正是在具体论述生产工具、风俗、语言文字等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中，进一步发挥了自己关于社会进化的鲜明见解：

1。生产器具的进化。作为国粹派的主帅人物，章太炎“人之相竞也，以器”的观点最值得重视，因为它集中表达了以下重要的思想：生产工具的进步是社会文明进化的主要标志。在《原变》中，章太炎根据汉代的《越绝书》按所用器具的性质不同，而将中国远古时代分为石、玉、铜、铁四个时期：轩辕、神农、伏羲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黄帝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迄汉代，则“作铁兵”[11]；强调说，依据生产工具的变迁，可以区分人类社会进化的不同时期：“石也，铜也、铁也、则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12]在《变法箴言》中，他说得更明确：“自有地球三十九期以来，石刀铜刀铁刀之变，非由政令发征，而民靡然从之，其几迫也。”[13]同样可贵的是，章太炎还看到了生产工具的进步，不是个别圣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利用厚生”即人类为了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合群努力的结果。他在引《世本·作篇》关于上古器物的发明多出众人之手的记载后指出：“故挽近视以为一器一事者，皆数者相待以成。”初始，远古人类不懂得“虽一人之巧，什伯于倕，无益”，即不懂得合群求进的道理，结果无所发明，“作力剧而器用匮”，生计“匮乏已甚”。是“利用厚生”共同的需要，使人类“繇是揖其民力，相更为师”[14]；于是，众人的智慧得到互相补充，便促进了器物的发明。所以，生产工具变迁的本身，就直接反映了“文明进退”。

不过，有的研究者将章太炎上述“相竞以器”的见解，直接归于《斯宾塞尔文集》中这样一段话的影响：“其民数愈众，其蕃变即愈显。其衣食事畜之计，因以愈艰，艰则求智自生，而锐意以兴新艺。”[15]且认为章太炎的“相竞以器”说“宣布之后很快获得思想界的赞同”。“1907年刘师培《中国古用石器考》就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生发章说的文章。”[16]这里牵强之处甚多，有加以澄清的必要。

事实上，即据所引斯宾塞的原话而言，其本意在说明，工艺的发展是人类“求智自生”的结果。这固然可以引出工艺器具的进化是适应生产需要的结论，但却看不出章太炎何以能从中引出自己反复申论的以“石刀”、“铜刀”、“铁刀”，作为上古时代分期依据的见解来。因为二者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上述研究者显然忽略了所谓“石刀”、“铜刀”、“铁刀”，原为地质考古学上的术语，即石器、铜器、铁器。以此作为上古史的分期，即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是近代地质考古学的重大发现。[17]1873年出版的《地学浅释》对此已作了详细的报告。例如，其第十卷说：考古学上立“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此皆因太古之世，荒远无稽，苟有一事之可徵，不得不立以为证，此其所以以刀名世欤”。“石刀期”，古人“以打猎为生”；“铜刀期”，“以畜牧为生”。“石刀期”又可分为“新石刀期”与“古石刀期”。在“新石刀期”，人类已知耕织了[18]。章太炎不仅在作于1897年的《读管子书后》中，而且在作于1891—1892年的《膏兰室札记》卷三的《问运至野者》中，两次都征引了《地学浅释》第十卷中关于“刀期”的报告。特别是后者的写作远早于《原变》与《斯宾塞尔文集》的翻译。由此可见，章太炎“相竞以器”的思想首先是受雷侠儿《地学浅释》的影响，而不是《斯宾塞尔文集》的影响，应是无可疑义的。

迄20世纪初年，《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等许多社会学译著，对上述考古分期法都有所征引。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对此也作了说明。[19]在国粹派中，也是如此。林獬刊于1904年《中国白话报》第4期上的《黄帝传》一文，以及刘师培分别作于1904年与1905年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和《古政原论》，对此也都有详细的论述。至于后者作于1907年的《中国古用石器考》，当然更是专论。因此，认为章太炎“相竞以器”的见解公布后，“很快获得思想界的赞同”，刘师培且生发其说，是没有根据的。无论是章太炎还是思想界的其他人，都不过是在吸收西方的新知。刘师培自己在《中国古用石器考》中说得清楚：“近世以来，西人言社会学者，考社会进化之次序，分为三级，一曰石器时代，二曰铜器时代，三曰铁器时代。推之殊分异俗莫不皆然。”[20]这里还需要指出，章太炎自己后来对此种分期法又表示了怀疑[21]。这当然只是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意味着章太炎改变了自己“相竞以器”的进化论见解；但它说明，章对考古分期的科学根据尚缺乏真切的理解。

应当承认，在这方面，刘师培的见解要比章太炎等人高出一筹。首先，他不仅肯定考古学对上述社会的分期是科学的，因而也完全适用于中国，而且他还着力于论证中国上古经历过石器时代。他指出，晋代李石《续博物志》记民间时常发现斧形石器，这原始遗存便是“石器时代之证”[22]。此外，《说文》一书列举石名数以百计，也是古代重石之证。“石火”即撞石取火；“石”为量谷之器，今仍沿用，都是“石器时代之遗立也”。古石器分两种：一用于战争，古籍有“石旝”、“飞石”、“石铁”的记载，足见古人以石为兵器；二用于田猎。《说文》云：“砮之石，可以为矢镞”，以石为矢，“从猎狩也”。刘师培还借助自己文字学的功力，说文解字，进而论证石器实先于铜器。他指出，《诗经》曰：“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错即错玉。《说文》错字作“厝”，所以，后世从金之字，古文从“厂”，“厂”即山石之崖。“足证琢玉之器，古之用石，后世乃间用金，故误厝字为错字也。”[23]其次，依据器具的变革与社会俱进的原理，刘师培力图描绘出中国上古器具演进的轨迹：生民之初，除己身而外无长物，所用“仅手足齿牙而已”；上古之民由狩猎进而为游牧，所用器物不外动物的骨、角、羽、皮之类；及游牧易为耕稼，“渐知植物之用，一曰艸器，二曰匏器，三曰竹器，四曰木器。”同时，由于先已发明了火，此时又学会了制陶，“瓦器之用遂与土器并重”。上古之民用石器，及黄帝之世，始用铜器，而铁器最后。“是则动物之用，先于植物，植物之用，先于矿物，乃古代器物进化级序也。”[24]刘师培比别人更具体有力地论证了器具进化的思想，只是由于缺乏考古发掘的实物依据，他的上述见解又含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2。风俗的进化。斯宾塞强调“风俗之变，几无日不睹”[25]，是世界各民族普遍的现象，古老民族尤为明显。据此，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黄节认为，古人衣食住行的变迁，最能反映古代风俗的进化。他指出，古人饮食习惯的进化，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期，“饮露食草木之实”；第二期，“饮血食鸟禽之肉”；第三期，发明用火之后，“以炮以燔，以为酪醴”；第四期，百物既丰，食不厌细，“饮食卫生之经”明，“而饮食之礼进矣”。从服饰上看，自古也是变动不居的。泰伯“端委以治周礼”；楚王“鲜冠组缨，绛衣博带以治其国”；宋钅开、尹文则作“华山之冠”；至汉代，而“冠刘氏”；至莽而“弁麟韦”；至宋而服“窄袍”。总之，“夫服者，所以便用也”，“服以时制”，与时俱进，历代必不相同。从居处看，原古人“巢居营窟”，至夏代为“夏屋”，至殷代“始为四注屋”[26]，同样因时俱进。

国粹派认为，天演公例由简而趋繁，它决定了风俗进化的基本特征，是由质趋文，由朴趋侈。所以，尧帝祭器不过是简陋的土盆而已，舜时已知稍加雕饰，至禹时，则“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矣[27]。章太炎肯定风俗日趋侈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征候，否则就只好退回茹毛饮血的时代去了。“惟夫天地之运，愈久而愈文明，则亦不得不愈久而愈侈靡”[28]。醒狂子从审美的角度上着眼，见解更为独到。他认为，风俗的进化是“人性”发舒的必然结果。它不仅表现为民智日开和因是刺激着人欲弥张；更重要的是，它还反映了人类对生活美的执著追求：“亟人之性，无所谓侈与朴，被智机之鼓**，欲望因而弥奢，则不宁觞酌樽俎之间，欲求其美而已，举一种族之所尚好者，莫不欲求进于优美，缘是而风俗日侈而岁繁。”[29]

3。语言文字的进化。斯宾塞对国粹派的影响，较比更生动具体的一点，是他关于文字进化的观点。斯宾塞不仅强调先有语言后有文字和远古文字滥觞于绘画，而且根据墨西哥、埃及古老文字的起源，指出了文字经由象形指事假借表象等环节由简趋繁不断生发进化的共同规律性。章太炎在《订文》[30]中详细引述了斯宾塞的论述；无独有偶，刘师培在《小学发微补》一文中，也征引了同一段话，力加推崇，且谓自己的见解是“即斯氏之意引申之”[31]。这样，国粹派中的两位古文字学大师，实际上都借鉴了斯宾塞的见解，以考察中国文字的进化。

刘师培在这方面的见解更显得通俗、系统。他不仅写了《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等文章，而且撰有《中国文学教科书》，以通俗浅显的语言，娓娓道来，将中国文字的进化过程，勾画得十分清晰。刘师培指出，文字进化由简趋繁，这可以从古今字书的统计中反映出来：汉《说文解字》收9353字；魏《广雅》收18151字；唐《广韵》收26194字；明《正字通》收33440字；清《康熙字典》收42174字[34]。同时，刘师培还强调字的形体也随着时代而变异。他认为，“一”、“二”、“三”古文作“弌”、“弍”、“弎”，均加“弋”字，反映田猎时代以获兽记数，为结绳时代的文字。其字形不外方圆平直，以象形指事，为字形成立之始；到周代，有《六书》，出现偏旁，左旁为形，右旁为声，由是指事、象形、形声合为一体，文字会意、转注、假借的功能益著；秦行八体书：大篆、小篆、刻符、蛊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汉代有行书，晋代则行正书。总之，字体变迁的特点是：“字数由少而增多”，“字划由简而趋繁”[35]。此外，刘师培还从语言的角度，推论语言文字及社会的进化，使人耳目一新。他认为，声音随时代而进化，所以古代音浊，后世音清；北方音浊，南方音清。音浊则音少，音清则音愈多。声音进化同于文字，“言简则音愈少，音繁则音愈多，音重浊故简，音轻清故繁”。当今之世，北人四声未具，而广东已有七音，可见广东进化先于北方。以此类推，古代声音较今为重浊，是开化逊于今时。“观于古音今音之不同，可以验进化之理矣”[36]。

由上可见，国粹派是接受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盲目地全盘接受后者的理论。恩格斯曾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并认定这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不过是“十足的童稚之见。这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说”[37]。斯宾塞是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认定“生存斗争”是推动社会进化与进步的根本法则和唯一动力。他不仅反对社会主义，而且反对任何帮助穷人的法律，认为对弱者的帮助，将会“使贤之生机日削。不肖之种类益蕃，斯必为其群之大害”[38]。所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了帝国主义对外推行弱肉强食的侵略政策的口实，就是很自然的。但是，国粹派对此不愿苟同，因而提出“合群明分”论和“合世界群”说。

“合群明分”论，是由章太炎提出的。他既深感到“兼弱攻昧”是无可回避的严酷的现实，但又不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应有的合理现象。他从古代荀子的理想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合群明分”的制衡方案。章太炎在《菌说》中引荀子的话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发挥儒家“礼治”的理论，认为只有在礼义的规范下，人们各安其“分”，社会组织才能得以发挥运行机制，从而和合众人的力量，足以抗天行，战万物。由此，章太炎引申说：“是故合群明分，则足以御他族之侮；涣志离德，则帅天下而路。”但若仅仅把章太炎的“合群明分”论看成一种御外侮的方案，是不够的；因为它同时表达了他对社会应有的群己关系的见解。所以他说：“惟其群而有分，故有墨子兼爱、上同之善，而畛域有截矣。”所谓“合群明分”，就是既承认人我、群己间存在着“畛域”，即利益的差异；但同时，又强调必须借“兼爱”、“上同”的精神，使“畛域有截”，即保持合理的度，以臻至社会利益和人际关系的和谐。群己利益有差异，但从根本上说，二者不仅是一致的，而且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狮子虽大而被杀，蜜蜂“虽细不败”，足见个体的利益必以群体的存在为前提：“苟不能此，则无不受侮。”反之，群体的和谐的利益，也当以承认个体的利益为基础。人人“自亲亲始”，因“爱类”而扩充亲亲之量，“必以仁民爱物终”。[39]赫胥黎曾陷入困惑：合群固然可以平群内之物竞，但物竞既去，“其群又未尝不败”[40]。“生存斗争”有失恕道，但物竞不行，其群必败，二律背反，无所逃脱。但是，章太炎的思想是明快的，他不认为消除残酷的“物竞”和达于群体和谐，会导致赫胥黎所担忧的败群，从而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相反，他相信，“合群明分”，“以大智而充仁义之量”，才是人类社会实现进步真正合于理智的进化坦途。

不过，章太炎的“合群明分”论只着眼于群体内部，而不曾涉及人类群体间的关系问题，邓实等人的“合世界群”说，使我们看到了国粹派在这方面的见解。邓实认为，人类群治的进化，必然要渐次经历四个阶段而日趋和谐，这就是：“家群”、“族群”、“国群”、“世界群”。始以“同室之苦乐为苦乐”，继以“同国同种之苦乐为苦乐”，终至于以“一切众生同为人类之苦乐为苦乐”。也就是说，群治的初点，是内自群而外他群；群治的终点，则进他群为自群。“群治之极盛，则在世界之群。”所以，群治进化之速率与其大小成正比，群愈大则进愈速，因为它集中了更多的智慧与力量。当今欧美民族虽号文明，但仍不出“同群”阶段，即“利自群而不利他群”。他尤其谴责世界上有一种专以“侵他人之利”的“贼群”，使世界公德难以实现。这“贼群”显然是指西方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但邓实对世界大同仍然抱有信心，他说：19世纪文明，国家主义兴，“破家群而为国群”；20世纪文明，世界主义兴，“将破国群而为世界之群”。届时，群群皆利，人人掌世界之“公利公益”，“此全地球大昌之世也，而人类之祸澹矣”[41]。邓实是在全人类的范围内进一步否定了“生存斗争”的必然性。但他不曾说明，没有“物竞”之后，人类社会将何以进化。醒狂子的见解正可以补邓实之遗。他认为，“生存斗争”在“拨乱之劫”，固然可以暂时提倡，“借以建维立极”；但此种以损人利己为前提的原则，终究不合大同的旨趣。在未来的社会里，“生存斗争”不会消失，却已非原来的意义，而转换为人与自然界的抗争。“故与物争生存者为次，而与天行争生存者期为上。”他告诫说，如果人类仍然沉湎于同类相残，无论强者还是弱者，终将难逃被自然界淘汰的共同命运：“是将为天行之所胜，而人类几乎灭矣。”[42]此外，黄节的见解也别具深意。他也认为，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不会消失，但性质迥然相异：今之竞争为优胜劣败，强存弱亡，“迨夫文明进于极点”，则优者而使劣者俱优，强者将使弱者俱强；“愈优而愈惧不优，愈强而愈惧不强，夫如是乃愈竞争而愈无争。”[43]这即是说，竞争不再是“生存斗争”，而成为人类为了增进共同的幸福而在进化道路上展开的互助互利即善意的竞赛。如果说，章太炎是认为，“物竞”只有在“合群”、“兼爱”、“上同”即“义”的规范下，才能成为推进人类社会进化的良善动力；那么，黄节、醒狂子诸人则是强调“物竞”在新的条件下将最终改变它挑动人类对立的“本性”，而转变为造福全人类的有益工具。显然，后者表现了更加深刻的内涵。

毫无疑问，无论是“合群明分”论、“合世界群”说，还是“物竞性质转换”论，国粹派也都未能正确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找到实现世界合群大同理想的科学道路，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肯定他们不甘盲从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二）社会有机论

这是斯宾塞社会学理论的另一块基石。他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相类，同属有机体；因此，生理与群理，息息相通。这主要表现为：第一，从机体的发展看，二者都经历了由简趋繁的进化过程。生物品级由低渐高，其器官才逐渐发达起来，有了进一步适应环境的“体合”能力。同样，初民如“海滨的石子”，不相统属。社会进化后，才有“分职设官通功易事者渐出”；第二，从有机体器官的功能看，二者都存在“通功易事之局”。生物有呼吸、消化、排泄等器官。分官虽有专职，但彼此相辅相成。反观社会，不仅士、农、工、商民有分业，且有官吏与士卒、治者与被治者的不同，此种社会分工，也无非“相资为用”而已；第三，从机体的运行机制看，二者都存在两大督导系统：一是“宣播灌输”系统。这在生物表现为输送营养，促进自身新陈代谢的脉络分布。在社会，则表现为交通四达，有无相通，货畅其流。二是“督制系统”。这在生物表现为神经系统，在社会则表现为国家的政制组织。

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在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学者试图为固有矛盾日趋尖锐的资本主义制度寻求出路。但它在社会有机发展的名义下，掩盖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占有和工人处于无权地位这一不平等的现实，从而把弱肉强食的现实社会制度说成是天然的和合理的。在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时代，此种理论显然具有反动性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看，社会有机论毕竟坚持了社会进化的观点，而否定了目的论和圣人创世说；同时，斯宾塞是第一个在社会学中使用“系统”、“功能”、“结构”、“形制”等等新概念的人。他把社会理解为自我调节的系统，并提出社会功能与社会结构相互关联的一系列观点，都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自身社会的认识，从而也促进了社会学的发展。所以，社会有机论又具有自己一定的合理性；它与社会进化论一样，受到亟亟于社会变革的中国士人的普遍欢迎，是不足为奇的。

国粹派同样接受了这一理论。例如，黄节说，“人类亦天地间一有机生物，复杂繁衍于数千年后”[44]。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已经把社会有机论关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某些观点，运用于解说中国的社会历史与现实。例如，良史在章太炎主编的《教育今语杂志》第2期上著文论及古代国家产生时说：国家对百姓的管理，社会学家称“督制系”；百姓纳税供役，称“供给系”；神农时已有贸易，即为“交通系”。三系“实造成中央政府关键”[45]。章太炎本人在论及古代战俘成为奴隶时也指出：“则胜者常在督制系统，而败者常在供给系统”[46]。邓实则这样来论述群己关系：“群者谓这拓都（聚合体——引者），一者谓之么匿（单元——引者）。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为之，此公例也。是故一群之内，必使人人宗群利，人人尽群义，而后其群始平，而国可治。”[47]与只习惯于以“君子”、“小人”或士农工商划分社会群体结构的封建士大夫相较，国粹派的社会历史观显然变得大为丰富了。

当然，将社会比作生物体的“社会有机”论又终究是不科学的。当时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就指出，“社会为一种有机体，非一切如有机体”。社会与生物的差异，主要有二：一是“社会部分皆有意识之动物”；二是“社会无本社会以外之存在目的”[48]。章太炎充分肯定岸本的见解，他说：“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皆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49]。在这里，章太炎强调岸本的卓识在于突出了人类是有理性的，可按自己的意志合群求进，这是它与无意识的生物根本不同之处。作为共和革命志士，他不单在指陈“社会有机”论的纰漏，而且是重在批评斯宾塞抹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倡导任天委运的思想主张。章太炎先与人合译过《斯宾塞尔文集》，但现在却对其理论感到不满意。他认为，斯宾塞不仅“于玄秘淖微之地，未暇寻”，而且议论多踪陈迹，言古最优，指示未来却不足为训；而美国的社会学家葛通哥斯重主观努力，摒物化于第二位，就较斯宾塞为优；岸本兼采二家之长，更高出一筹。所以，他又另译岸本的《社会学》。很清楚，一种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自己变革现实的需要，是章太炎评判诸家的标准。

（三）人类社会起源论

社会学对国粹派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介绍的近代西方人类学研究的杰出成果：社会起源论。

长期以来，人们多重视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对国人的影响；而对于主要是由甄克思《社会通诠》介绍的近代西方社会起源论的影响，甚少措意。其实，在具有重史传统而又患厚古薄今痼疾的中国社会，后者对人类社会起源简明生动而又符合科学的论述所能引起的振聋发聩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东方杂志》评论说：“欲改革政治，必先改革社会，欲改革社会，必先考察社会之由来……（《社会通诠》）据天演之例，以考社会之阶级，胪殊俗之制，以证社会之原理，其所发明宗法社会，谓由豢扰禽兽，至于种人群制，再进而为耕稼民族，又进为工贾行社。虽言我国事绝少，然无一不与我国四千年来社会吻合。”[50]夏曾佑为译本写了序言，强调“今日神州之急务，莫译此书为若”。他所提出的理由，尤其值得玩味。他说，守旧者反对变法，人心固执，难以口舌争胜，只有列举“实迹”，可以令其“自悟”。是书既详人类社会共同的起源，“则将使恍然有悟社会迁化之无穷，而天理人情之未可以一格泥，而宗教之老洫化矣”。守旧者读了《社会通诠》是否即能“自悟”，可不置论；但夏曾佑强调，是书将以所展现的活生生的原始社会起源“实迹”动人，却是十分深刻的。

国粹派多是一些深谙古代典籍的学者，他们不仅肯定西方学者关于原始社会的精辟论断，刘师培、章太炎等人且借以重新考察中国远古社会，十分欣喜地引出了许多新的认识：

1。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分期

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按社会组织方式，分人类历史为三期：蛮夷社会（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国家社会（军国民社会）。第一期及其向第二期过渡，属于原始社会。但他对原始社会的分期，采用的是当时西方通行的分期法：渔猎时代、游牧时代、耕稼时代。这与摩尔根按生产技术发展将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期，并以第二期及其向第三期过渡，归为原始社会范围，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