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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第二章（第1页）

尾声第二章

他病了已经很长时间，但把他压倒的，不是可怕的苦役生活，不是苦工，不是难以下咽的饭菜，不是剃光的头，不是布条囚衣。啊，对他来说这种艰苦和折磨算不了什么。恰恰相反，他甚至喜欢干活；因为累得筋疲力尽，他至少可以安安稳稳睡上几个小时。对他来说，浮着蟑螂的清水菜汤又算得了什么呢？从前当大学生时他常常连这样的菜汤都喝不上呢。衣服是暖和的，也适合他现在的生活。他甚至都感觉不到戴着镣铐。他用得着对自己剃光头和穿拼条囚衣感到羞耻吗？在谁的面前感到羞耻呢？在索尼娅的面前？可索尼娅是怕他的，他会在她面前感到羞耻吗？

可实际上呢？他连在索尼娅面前也羞愧难当，别看他因此而对她态度轻慢粗鲁。不过他羞愧的不是剃光头和上镣铐。他羞愧而是因为自尊心受到了巨大打击；他病倒正是起因于被摧毁的自尊心。啊，假如他能够自责罪己，那他是何等幸福哇！那样他就能忍受一切了，甚至能忍受耻辱。他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考察，但他那铁面的良知在他过去的行为中没有发现任何特别可怕的罪行，只找到一点儿普通的失误，而失误是任何人都会有的。他感到耻辱的正是因为他，拉斯柯尔尼科夫，受无法左右的命运的指使，就这样盲从地彻底地稀里糊涂毁掉了自己，而如果他想做到多少问心无愧，就得接受和服从某个“荒唐”的判决。

现在是承受莫名的惶恐，而将来则是不停地牺牲，牺牲却又毫无所获，这就是他在世上所面临的命运。至于说再过八年他还只有三十二岁，还可以重新开始生活，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为什么要活着呢？有什么奔头？有什么追求？难道仅为了生存而活着吗？就是在过去，他也曾千百次矢志为思想，为希望，甚至为幻想而献出自己的生存。他向来不满足于仅仅生存；他总是希望更多的东西。也许只是凭着自己有极其强烈的希望，他当初才自认为比他人拥有更多的特权。

倘若命运能赐给他悔恨之心，一种强烈的悔恨，刻骨铭心，长夜难眠，痛苦得恨不得自缢投河，那该多好！啊，他会为此而感到高兴的！痛苦和泪水，同样也是生活呀。然而他没有悔恨自己犯罪。

至少他本可以恨自己的愚蠢，就像他以前恨自己那些使他锒铛入狱的荒唐而愚笨的行为。不过现在，当他已经身陷囹圄，时间有了自由，再仔细考察思索自己过去的行为，却根本不觉得愚蠢荒唐，像先前危机时刻所感觉到的那样。

“我的思想在哪一点上，”他思忖着，“比其他的思想和理论要愚蠢呢？那些思想和理论早自这个世界诞生就一直存在并相互冲突着。只要用完全独立的、宽广的、不落俗套的眼光来观察，那么我的思想就完全不是那么……古怪。啊，卑微的否定者和哲人，你们为什么要半途而废呀！”

“我的行为中有什么让他们觉得荒唐呢，”他扪心自问，“因为我的行为是一种恶行？‘恶行’意味着什么？我问心无愧。当然，我犯了刑事罪；当然，我犯了法，杀了人，那你们就依法杀我的头好啦！……仅此而已。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许多人类的救世主若非继承来的权力，而是夺取来的权力，那也就在刚刚创业时便被送上绞架了。可是这些人迈过了第一步，因此他们就正确了，而我没有迈过去，因此我就没权利这么做。”

他也仅仅是在这一点上承认自己是有罪的：那就是他失败了，因此他去投案自首。

他还因为一个想法而痛苦不堪：当初他为什么没有自杀？当初他为什么在河边徘徊却选择了投案自首？难道活下去的愿望有那么强烈，而战胜这种愿望竟会那么困难？怕死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不是战胜了吗？

他常常痛苦地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他不理解，早在他徘徊河边时他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身上和自己的信念中有着极大的虚伪性。他不理解，这种预感可能成为他生活中未来转机的一个先兆，他将来精神复活的一个先兆，他后来获得新人生观的一个先兆。

他倾向于认为这只是一种愚钝而沉重的本能，他无力摆脱和超越（由于软弱和渺小）的本能。他看看与他同狱的囚犯们，不禁好生奇怪：他们也都是那么热爱生活，那么珍惜生活！他特别地觉得，人们在监狱里要比自由时加倍地热爱生活，加倍地珍惜生活。他们之中有些人，比如流浪汉，什么可怕的痛苦和折磨没有经受过！对他们来说，难道一丝阳光，一片茂密的森林，某处荒原上的一股清泉，能有很大的意义吗？可是他们提早两年就思念起这些地方，像渴望见到情人那样企盼着，会在梦里见到它，梦见清泉周围的绿茵，灌木丛中啼啭的小鸟。随着进一步的观察，他发现了一些更难解释的事情。

当然，在监狱里，在他周围的人群里，他有许多事情没有注意到，而且也根本不想去注意。他似乎垂下眼睛过日子，因为看着感到厌恶，不堪忍受。但到最后还是有许多事情让他惊奇，他好像不由自主地开始留意那些他先前没想到的事情。最使他吃惊的，是在他与所有这些人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可怕的鸿沟。他与他们好像是两个民族。他与他们彼此猜疑，互相敌视。他知道并理解产生这种分歧的一般原因，不过他以前无论如何也没料到，这种原因实际上会这么深刻而强大。监狱里还有被流放的波兰人，都是政治犯，他们简直把这一群人视做是野蛮人和奴仆，看不起他们。拉斯柯尔尼科夫则不是这样看待他们的，他看得很清楚，这些野蛮人在许多方面远比那些波兰人聪明。这里也有些俄国人，比如一个从前的军官，两个神学院的学生，他们同样极其瞧不上波兰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清晰地看出了他们的错误。

至于他自己，这里的人都不喜欢他，避免同他接触。后来甚至仇视起他来，为什么呢？他也不知道。那些罪行比他要严重得多的囚犯，都鄙视他，嘲讽他，嘲讽他所犯下的罪行。

“你是个老爷！”他们对他说，“你哪能随身带着斧头；这压根儿不是老爷们儿干的事。”

在大斋[8]的第二个星期，轮到他与同牢囚犯一起去做斋戒祈祷。他同别人一起去了教堂。一次为了点什么事，他自己也不清楚，忽然发生了争执；群情激愤，一下子都攻击起他来。

“你这个无神论！你不信上帝！”他们朝他吼叫着，“就该打死你。”

他从来没有同他们谈过上帝，谈过信仰，可他们却想把他当做无神论者杀死；他一声不吭，没有去反驳。一个囚犯狂怒地朝他扑去；[9]拉斯柯尔尼科夫沉着地默默等待着，连眉毛也没动一下，脸上神情自若。看守及时站到了他与凶手之间，要不然准会流血的。

还有一件事他大惑不解，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喜欢索尼娅？她并不巴结人们，人们也很少见到她，只是偶尔在干活的地方见她来上片刻，为的是能够看一看他。可是人们都认识她了，知道她是陪着他来到这里的，也知道她靠什么谋生，住在哪儿。她没有给过他们钱，也没有帮过特别的忙。只有一次是在圣诞节，她给监狱里所有囚犯送去了馅饼和白面包。但渐渐地他们与索尼娅之间建立起某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她替他们给亲人写信，并帮他们把信寄走。他们的亲人到城里来时，按照他们的交代，把带来的物品甚至现钱，都交给索尼娅。他们的妻子和亲人都知道她，常常去找她。有时她去工地找拉斯柯尔尼科夫，或者同正去上工的一批囚犯相遇，所有的囚犯都会脱下帽子，向她打招呼说：“妈妈，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你是我们的母亲，温柔亲爱的母亲！”那些脸上烙印的粗野囚犯对这个瘦小女人这样说话。她微笑着鞠躬还礼。所有的人都喜欢看她对人们微笑。他们甚至还喜欢她走路的姿势，转过头去目送她远去，开口夸赞她；他们甚至夸赞她长得个子小，总之不知道该赞美什么好。有人还去找她看病。

斋期的最后几天和复活节，他都是躺在医院里度过的。[10]当病情好转时，他回想起了自己发烧昏迷时做的梦。他梦见全世界都在遭遇一场前所未闻的可怕鼠疫，它从亚洲内陆传到了欧洲。所有的人都将丧命，只极少数特殊人物才能幸免。出现了某种新的旋毛虫，是侵人人体的微生物。[11]但这些微生物都是有智慧和意志的精灵。被精灵附体的人们立刻变得疯疯癫癫。但是，从来也没有人，从来也没有人会像精灵附体的人那样自以为是足智多谋，自以为掌握不可动摇的真理。从来也没有人会像他们那样坚信自己的判断力，坚信自己得出的科学结论，坚信自己所具有的道德观和信仰。一个个村庄，一座座城镇和一群群人都被传染上了，都发疯了。所有的人都惶恐不安，互不理解；每个人都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掌握着真理，看到别人就痛苦万分，捶胸顿足，又是哭，又是绞着指头。他们不知道该责怪谁，该如何去判断，也无法达到一致看法：什么是美，什么是恶。他们不知道判谁有罪，判谁无辜。人们以一种毫无意义的仇恨，彼此残杀。他们调集了大量的军队准备对攻，但军队还在途中便突然自相残杀起来，队伍乱不成军，士兵们彼此扭打在一起，刺呀，砍哪，咬哇。城市里整日警报声不断，要召集起所有的人；但谁在召集，召集人们干什么，对此没有人知道；所有人都惶惶不可终日。日常工作全停顿下来，因为每个人都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改正案，但无法达成一致；农事也荒废了。有的地方人们聚集到一起，协商共同去干某件事，并发誓绝不分离，但一转眼他们便干起截然相反的事，开始互相指责，互相殴打厮杀。到处着起大火，发生了饥荒。一切都在毁灭。瘟疫蔓延开来，范围越来越大。整个世界只有个别几个人得以幸存，他们是纯洁而优异人物，他们的使命是创造新的人类和新的生活，复兴和净化大地；可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没见过这些人，谁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话语和声音。[12]

拉斯柯尔尼科夫感到备受折磨，这个毫无意义的梦魇竟在他心中留下了十分忧郁痛苦的回忆，那一幻景久久萦绕在他的脑际。已是复活节后的第二周了，天气晴朗，春意盎然；囚犯病房里打开了窗子（窗子装有铁栅栏，窗下有卫兵巡逻）。在他生病期间，索尼娅只有两次在病房里看到了他；每次都得申请准许，但这是很难的。不过她常到医院的院子里去，站在窗下，特别是在傍晚时；有时只能在院子里站上片刻，从远处看一眼那间病房的窗口。有一天傍晚时分，几乎已经完全康复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睡着了；他醒后无意中走到窗前，突然看见远处在医院大门口旁的索尼娅。她站在那里似乎等着什么。此时他的心仿佛被什么刺了一下，他浑身一抖，急忙离开了窗子。第二天索尼娅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他察觉自己在心神不安地等着她。他终于出院了。回到监狱后，他从其他犯人那里得知，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病倒了，躺在家里不能出门。

他非常不安，托人去打听她的病情。很快他就得知她的病没什么危险。索尼娅也了解到他很想念、关心她，便托人给他带去一张铅笔写的便条，告诉说她好多了，只不过受了点风寒；不用多久就能去工地看他。读着这张便条，他的心怦怦跳动，感到一阵痛苦。

天气又是那么晴朗，暖洋洋的。清晨六点钟，他到河岸上去干活了。那里的一个板棚中，有座烧制建筑石膏的窑，他们就在那儿捣石膏。共派去了三个人，一个囚犯跟看守去要塞取什么东西，另一个在准备木柴，把柴火堆放到窑里。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出棚子，来到河岸上，坐在板棚旁的一堆圆木上，眺望起那宽阔而荒凉的大河。从高高的河岸上放眼望去，四周的景色尽收眼底。从遥远的对岸传来一阵歌声，隐约可辨。在那洒满阳光的辽阔无际的草原上，牧民们的帐篷像一个个小黑点，依稀可见。那边是自由的天地，生活着与这里人们截然不同的另一类人。在那边，仿佛连时间都停步不动了，好像亚伯拉罕[13]及其部落的时代还没有流逝。拉斯柯尔尼科夫坐着，一动不动地凝视；他的思念变成了幻觉和遐想；他什么都不想，却有一种愁情使他不安，使他痛苦。

突然间，索尼娅出现在他的身旁。她悄悄走到跟前，在他身边坐了下来。天色还早，晨寒尚未散尽。她穿着破旧的斗篷大衣，扎着绿头巾，脸上还留着病容：消瘦、苍白、憔悴。她亲切而又高兴地对他微微一笑，仍像往常一样胆怯地向他伸出了自己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