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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以前的肖（第2页）

退回风暴前夜。

1936年1月26日，斯大林同志饶有兴致地到剧院观看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他表情凝重。第二幕的时候，斯大林愤然离席。

1月28日，《真理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没有署名的重要社论，题为“混乱而非音乐”（亦有译为“乱七八糟的音乐”）。因为没有署名而显得更重要，说明它表达了党的意见，党的意见就是斯大林的意见。这篇苏维埃音乐反“形式主义”里程碑式的文章后来被纳入音乐学院音乐史的必修教材之列，教师们学习它、引用它、分析它并赞美它充满智慧。文章没有受到任何时间的局限性的影响，在策划者死后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有年轻人可以准确地背出文章中的措辞造句，用以批判十年后、二十年后的作曲家，文章对于同代及后辈的影响可见一斑。苏联音乐界根深蒂固地习惯了这种意识：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歌剧的确叫做“混乱而非音乐”，而不是叫做“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至今未见过中文版的全文，翻译如下。

随着我国文化的全面发展，我们对好音乐的需求也变得愈发地迫切、必要。作曲家们从未像今天这般拥有如此有鉴赏能力的观众，恐怕这样的幸运之地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人民期望着好的歌曲、好的乐器作品，当然还包括好的歌剧。

某些剧院正在努力向业已形成成熟文化品位的苏维埃公众推荐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作品《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称其为作曲家本人的创新之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音乐评论总是随时准备着阿谀奉承，将这部歌剧捧上天，冠以令人瞩目的光环。年轻的作曲家并没有听到任何严肃认真的批评，满耳朵只有充满**的盛赞，这对于他的未来创作可谓百害而无一利，作曲家只会等来糟糕的结局。

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听者被接连不断蓄意制造出来的噪音搞得一惊一乍，令人困惑不解的声响不断。旋律被剪裁成破碎的线条，最初的音乐主题完全被淹没。许久，主题旋律重又出现，很快又消失在刺耳的厉声咆哮中。要求人们跟上这样的“音乐”几乎是不可能的；记住它？更谈不上！

事实上，正是这样乱七八糟的东西贯穿了整部歌剧。舞台上的歌唱变成尖叫。偶尔一两回，这位作曲家重回清晰、简单的旋律线，但很快又将自己抛回音乐的野蛮混乱之中，一切变得杂乱不堪。人们期盼听到的感性表达被野蛮的节奏替代。看来，**意在通过噪音来表现。所有这一切错失都与能力无关，他并不缺乏天赋，也不缺乏在音乐中描绘伟大简单感情的能力。音乐被蓄意制造成一无是处的样子，使人们完全忘记古典歌剧、一般交响乐作品，或者任何一种平易近人的音乐语言。音乐被建立在“反歌剧”的基础之上，同样是在抵制左翼文化所提倡的简朴、现实主义、清晰的形象和不矫揉造作的语言。它将剧院表演与音乐拖进充满负面特征的梅耶霍尔德主义的黑洞之中。坐在剧院里，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人类应该得到的音乐，反而蛊动了人们关于左派思想的混乱与困惑。充满力量的好音乐理应能感染广大人民，如今却要对小规模的布尔乔亚们做出牺牲让步，“形式主义者”试图将廉价的插科打诨称为独特的创造性。这是一场十足诡诈的游戏，他的结局将因此变得糟糕无比！

对于苏维埃音乐，这种潮流的危险性十分清楚！左派思想在歌剧中被曲解，同样地也会在绘画、诗歌、教育和科学领域内被曲解。小部分的资产阶级口中的“创新”将引导苏维埃与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文学彻底决裂。

《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曲作者被迫从爵士乐中借用**性的紧张神经，试图在他的本人个性中增加“**”。当我们的评论圈，包括乐评人，以社会主义及现实主义起誓的时候，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中却都是下等的自然主义。他反复单调地、野兽般地揭示描绘商人的形象。食肉的商人妻子通过谋杀来抢夺财富，在剧中被描绘成某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列斯科夫的故事被赋予一种并不存在的深意。

所有的一切都是下流的、原始的、粗俗的。“交响乐的发声”像鸭子般嘎嘎乱叫，猪一般打着呼噜，发出动物的狺狺声，用令人窒息的自然主义方式表达爱情场面。歌剧始终在以最粗俗的方式给“爱情”泼脏水。商人的双人床占据了整个舞台的中心位置。在这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与此同时，自然主义风格在死亡上的呈现则为：投毒与鞭打。所有这一切肮脏的行为都如实地呈现在舞台上。

显然作曲家从未考虑过这样的问题：苏维埃人民期望在音乐中得到什么。他仿佛是蓄意地、潦草地写下音乐，各种声响困惑地组合在一起只为了满足那些“形式主义者”的胃口，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有益身心健康的品位。他忽略了当下苏维埃文化的需求：任何粗劣的、野蛮的元素都需被废除和禁止，苏维埃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某些评论称作品中对商人**欲的赞颂是一种讽刺手法。但显然这里没有所谓的“讽刺”问题。作曲家用他可以掌控的各种音乐、戏剧手法唤醒了观众对于“粗劣”的同情，使人们的品味趋于低俗，并对商人夫人卡捷琳娜的行为产生好感。

《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在国外的资产阶级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难道不是因为歌剧本身的非政治性和难以理解，他们才有机会赞扬它的吗？难道它不该被解释为用烦躁的、神经过敏的音乐发扬了不正当的布尔乔亚们的品味？

我们的剧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耐心地给予肖斯塔科维奇完整展示歌剧的机会。在占主角的噪音声中、尖叫声中、交响乐团的咆哮声中，演员均展现出杰出的才能。他们用自己的戏剧化表演动作试图强调那可怜的一点点旋律性内容。很不幸，这恰恰更生动地凸显了歌剧本身的低俗特色。才华横溢的演出本应该得到认可与感激，很遗憾，完全是白费精力！

有一种看法，认为文章是出名的浑蛋扎斯拉夫斯基[3]写的。但肖斯塔科维奇直觉认为文章里面斯大林的东西太多，有些词句是连扎斯拉夫斯基也不会使用的。文章出现时，真正“大清洗”尚未开始，《真理报》社毕竟还有些文人学士，他们绝不会在评论中论及“交响乐的发声”。这玄之又玄的“交响乐的发声”是什么意思？显然这是领袖和导师的真笔。文章里这类话很多。哪些是扎斯拉夫斯基的润色，哪些是斯大林的原话，肖斯塔科维奇自觉有把握区分清楚。标题“混乱而非音乐”也是斯大林的。前一天的《真理报》刊登了领袖和导师对新编历史教科书大纲的光辉评论，他在那里也谈到了混乱。“各族人民的领袖和儿童的朋友”的文章是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的。肖讥讽地说：“显然，‘混乱’这个字眼在他脑子里黏住了；精神病患者经常有这种情况。所以他到处用这个字眼。”

《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自首演以来便是西方世界非常受追捧的剧目。故事中，女主人公卡捷琳娜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为了情人毒死自己的丈夫。但肖却将她设定为充满生命活力、多才多艺的、美丽的女人。他同情卡捷琳娜的毁灭之路。列斯科夫的故事家喻户晓，人们也十分热衷于复仇、情杀的题材，加上肖斯塔科维奇反讽大胆的处理方式，歌剧的迷人张力被无限制地扩大化。1934年1月22日首演成功所获得的反响连作曲家本人都没预料到，在国内得到极高评价，报刊上好评如潮，将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音乐史中光辉的篇章、划时代的歌剧……总之，用尽了赞美之词。至1936年年初，这部歌剧已经在列宁格勒演出了8场、在莫斯科演出了97场，并在国外上演，引起了世界乐坛的关注。晚年肖斯塔科维奇说：“我本来不想再提它，但后来的情况把一切颠倒了。所有的人都忘了《麦克白夫人》此前在列宁格勒演了两年，在莫斯科丹钦柯剧院用《卡捷琳娜·伊兹迈洛娃》的名字演了两年。对《鼻子》，一些工人通讯员曾写信怒骂。舞剧《黄金时代》和《闪电》也在各方面遭到痛斥。但是《麦克白夫人》不一样。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这部歌剧都是一星期演出几场。在两个戏剧季里，丹钦柯差不多演了一百场，在列宁格勒也一样。请理解，我这样说并不是一味想自我吹嘘。总的气氛很重要，对这个歌剧来说，在当时总的气氛都是好的……这也许是我音乐生涯中最愉快的时期了，在我是空前绝后的。在这部歌剧之前，我是个可能被打屁股的孩子；在这部歌剧之后，我是个大罪人，无时不受监视，无时不受怀疑。但是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比较美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一切似乎都是美好的。”

产生这种并无多少根据的幸福感觉源于当时突然宽松的文艺政策。1932年在一次苏联人民文化委员会的会议上，肖斯塔科维奇公开批评了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即RAPM，拉普）在文化事业上的僵化。同一天，苏联共产党通过了一条关于“对文化艺术组织的重建”的决议，自此解散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并对其进行清算。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它的音乐分会——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分别建立于1920年、1923年，作为执行党的文化政策工具而设。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这些协会具有不可抗拒的权势。斯大林解散组织的理由是：它们已经完成使命。而真正的理由是斯大林意识到革命有点过了头。随之建立的苏维埃作曲家联合会将肖斯塔科维奇选为列宁格勒分会的领导层成员，苏维埃的作曲家们被允许拥有更加自由的创作空间，并且可以创作除进行曲和人民大众歌曲以外的音乐会作品。极权组织解散，尺度放宽的政策令肖及同行们备受鼓舞，甚至连普罗科菲耶夫、高尔基得知消息后立刻决定返回苏联发展。这是一段浪漫的政治蜜月期，肖决定在符合共产主义理想的框架下为自己的作品添加更多前卫的、实验性的元素。

风头转换如拉普的倒台一样迅猛，最顺遂的时刻往往是糟糕的开始。《麦克白夫人》的诞生与流行正好踩上了这微妙的分界线。声讨文章出现后，与肖斯塔科维奇关系不错的人尚存有一丝幻想，包括图哈切夫斯基：无论情况多么严峻，都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未署名的文章作者很可能是没有正确理解斯大林的旨意，斯大林大概不至于把世界闻名的歌剧说成是“混乱”，应该尽快把事实真相解释清楚，并为年轻的、天才的作曲家，苏联文化的光辉和自豪鸣不平，这样莫名其妙的事情自然就会被化解。艺术委员会主席克尔任采夫明确表示任何请求和呼吁都不可能改变《真理报》编辑部发表的文章对歌剧所作出的宣判，他建议肖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由于自己年轻，在歌剧《麦克白夫人》的创作过程中犯下了严重错误。当时在场的图哈切夫斯基领会了主席的意思，怀着恐惧、紧张艰难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肖斯塔科维奇终究还不是不可救药，光荣的机关报《真理报》对《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这部恶劣的歌剧的批判完全应该，不过除了这部歌剧外，肖斯塔科维奇也写过几首赞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音乐。

这封信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

1936年2月，关于《混乱而非音乐》的大讨论在位于罗西大街上的作曲家协会进行，这次讨论的组织者希望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也能出席会议。其实大会对他的要求并不高：他只要同意文章所写的内容并表示悔过即可。当时在苏联，悔过和忏悔之类的行为方式备受重视，东正教的这条公理直接从教堂转入了社会生活之中。肖斯塔科维奇并未出席这场重要的讨论，因为罪人的缺席，讨论变得更无所顾忌。

主持讨论的是列宁格勒作曲家协会秘书长约赫尔松，他不时地号召大家要踊跃地、诚实地、勇敢地发言。他称，《真理报》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勇敢精神的榜样，它敢于揭露肖斯塔科维奇在最近两年来享有虚夸声誉的歌剧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大胆的人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某些人表示自己虽然是专家，可是也被歌剧所蒙蔽，错把杂乱无章当成了精美的音乐；有些人为本来很有发展前途的作曲家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深感遗憾，认为一个人一旦陷入泥潭一般都是难以自拔的；第三种人狠狠地做了自我批判：他们对肖在歌剧《鼻子》中所犯的“形式主义”错误曾表示过宽容，才导致了这部“形式主义恶果”的诞生，如今他们懊恼不已。连续几天的讨论会发言带有强烈的愤慨。《真理报》的记者每天到现场记录他们的见闻和讨论结果。最后，除一票弃权，表决一致通过。不仅在列宁格勒，在全苏范围内，声讨歌剧《麦克白夫人》的作者肖斯塔科维奇的运动进展十分顺利，音乐界也顺利通过了上级的检验。[4]肖被称为人民的敌人，一张报纸这样提到他的音乐会：“今天人民的敌人肖斯塔科维奇举行音乐会。”匿名信涌来，大意是说这个人民的敌人在苏联国土上活不长了，要剁掉他的驴耳朵，连同他的脑袋！

影子“江布尔”与《第四交响曲》

说完犯罪，来说说谎言。

一位布尔什维克文化官员在《真理报》上向肖提出了以下创作建议：“作品首先应当视祖国丰富的民歌曲库为至高无上的财富。如果肖斯塔科维奇能够与丰富的民歌文化遗产发生联系，他的所有创作无疑将因此受益匪浅。”民歌被裹胁后，与雄赳赳气昂昂的进行曲成为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主题，旋律动人歌词明媚，是共产主义充满力与美的美好象征。

那个时候在苏联，人人都知道江布尔·扎巴耶夫，人人都在学他的诗。它们是很动人的小诗。这是一个穿长袍的智慧的百岁老人，所有外国来的客人都喜欢和他一起照张相，这种照片太富于异国情调了。一个民间歌手，眼睛里闪耀着古老的智慧。不说说这个江布尔，不足以说清肖当时的处境。

江布尔可能是个好人，却不是什么诗人，他连一个俄文也不识！

这么说不够准确，他会一个俄文：酬金。他们对江布尔说明：他每签一次名，他只要一说“酬金”这个神秘的词，就能拿到钱，就能再买许多羊和骆驼。

江布尔每次在合同上画个押就拿到一笔酬金，所以越来越富有。但是有一次出了问题。人们带他到了莫斯科，日程里除了会议、招待会、宴会以外，还安排了一次与少先队员的会见。少先队围上了江布尔，请他签名。有人告诉他，他得把他那有名的符号画上去。他画了，但是一面画一面不断地说“酬金”。当向他说明这次没有酬金时，他很失望。

一个全国闻名的大诗人居然根本不存在。每一个怪诞的故事都有它悲剧性的一面：苏联需要的是对斯大林的壮丽的颂歌，东方式的应景的赞辞——如生日、斯大林宪法的颁布之时。需要歌功颂德的事情多的是，可是这位文盲老人对哪一件都一无所知。既然江布尔不会，就找会的人来充当幕后枪手。一大批所谓俄罗斯诗人为江布尔劳动，其中有西蒙诺夫之流的名人。他们很了解政治形势，为讨好领袖和导师而写作，这意味着主要写斯大林本人，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他的亲信，比如叶诺夫[5]。他们写得又快又多，一个“译员”才思尽了，就换上一个新的。这样，作品从未间断过，直到江布尔死了。

这件事里没有一点违法乱纪，正相反，一切都遵循着规则。这位伟大的新“诗人”的出现过程很典型，而且富有教育意义。20世纪30年代，一个俄罗斯诗人兼记者在哈萨克的党报工作，在报上刊登了一些诗歌。当时莫斯科正好在筹备一个哈萨克艺术成就展览会。哈萨克的党的领导人在报上读到这个“无名诗人”的诗，就叫手下把这个人找来，要他立即写一首歌颂斯大林的诗歌。

他们找到了这个记者——你的诗人在哪儿？他哼哼哈哈，原来并没有什么哈萨克诗人。这个漏子不能不弥补上，再说他们也无论如何需要一个“土生的哈萨克诗人”来歌颂斯大林。有人想起一个模样挺富有民族色彩的老人倒也适用，这人会唱歌会弹冬不拉，而且照起相来形象不错。这位老人俄文一个字也不会，不会出问题的，只要给他找个好“翻译”就行了。

他们找到了江布尔，用他的名字匆忙写了一首赞美斯大林的歌曲送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喜欢这首颂歌，这是最重要的事！此后，江布尔·扎巴耶夫的新生活开始了。有了江布尔，党就不太需要真正的民歌手——他们多数不懂文字，看不懂刊发的政策指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有民歌手集中起来，令他们消失或保持沉默才算万无一失。如今中亚细亚（塔什干、阿是哈巴德、杜尚别、阿拉木图、伏龙芝）的歌剧、舞剧、交响乐、清唱剧中仍有大量的作品并非出自乐谱封面和音乐会节目单上印着名字的本地作曲家的手笔。真正的作者是谁，一般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也没有人会问：谁是这些音乐的奴隶？曾经有几个年轻的哈萨克诗人想要揭穿江布尔·扎巴耶夫的神话，结果他们全都奉命保持沉默。不久，又一场纪念早已死去的江布尔某某周年的活动举行，热闹体面的集会、动听的演说，还有宴会上的大量葡萄酒和伏特加……斯大林惯于把所有人叫做齿轮，齿轮与齿轮没有什么区别，换一只很容易。你可以拣一只出来说，“从今天起，你是一只天才的齿轮”，于是别人就都把它当作天才。它究竟是不是天才，那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