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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以前的肖（第4页）

随着年岁的增长，久久等不来米佳婚姻承诺的坦尼娅需要孩子和一位法定的丈夫，她决定离开米佳接受另一个追求者的求婚。在坦尼娅另嫁他人这件事情上，肖没有任何挽留。他原本以为可以很快地忘掉坦尼娅，但没有成功。米佳执着地在街上等待她的出现，为她写热烈的情书。三年后，肖终于鼓足勇气请求坦尼娅离开丈夫和自己结婚。坦尼娅再次拒绝了米佳严肃的请求，当时她已怀有自己的孩子。1932年4月，儿子出世，坦尼娅恳请米佳把俩人的过往全部擦去。经历过这场恋爱的米佳，常常避谈婚姻与家庭，在一封写给母亲的信中他解释了对于婚姻的犹豫：“爱情是完全自由的。而誓言来自圣坛，这是宗教中最糟糕的地方。爱情永远无法长久……我的目标便是不被婚姻所捆绑。”同年肖迎娶了妮娜。肖与第一任妻子妮娜的婚姻虽然没有太过浪漫的元素，也有过多次危机，但最终它稳固地走了20多年。

为什么深爱坦尼娅却迟迟不愿求婚，而对于并不深爱的妮娜却能很快就走在一起，除了肖没有人明白。对于珍爱的人与事，米佳不敢、也不擅长做决断，这种犹豫的行事风格几乎为以下质问提供了另一种不错的解读视角，“你如此这般的人，怎么会参与像《反击计划》和《难忘的1919》之类的电影？甚至还为这些不像样的东西接受奖赏”？这是苏联作曲家音乐创作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尴尬问题。

清晨用凉爽问候我们，

江河用风采欢迎我们，

头发卷曲的人们啊，你为什么不欢呼？

用欢快的歌声、机器的轰鸣！

别睡了，快起来，头发卷曲的人们，

林子中传来了铃声，

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迎接新一天！

……

这首歌后来甚至赢得了国际声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唱着这首歌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而在美国，这首歌经过了重新填词，被改名为《联合国》。

肖先后为40部电影配乐，这是不小的成绩。但是，要弄清这个数字的真正意义，必须记得：多年来苏联只有少量的电影上映，而且每一部电影都是在集权控制之下制作的。直到晚年，他对这一艺术形式以及他本人参与的想法至少也是自相矛盾的。有一种说法是，肖的电影音乐写作是在向当权者交租换取创作其他个人化作品的权利，如那些所谓的形式主义作品。

米佳的曾祖父和祖父先后参加过波兰的独立革命运动，失败后均被流放至蛮荒之地，如今他血统中的波兰反抗因子已经完全被俄罗斯化：他亲历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八岁时在彼得格勒（即列宁格勒的旧名）的芬兰车站迎接列宁的到来。亲人们为肖辩解道，“这并不能证明米佳的任何政治倾向，他还是个未经世事的孩子”。从20年代写给坦尼娅的信中，人们读到了肖对列宁懵懂的崇敬，对苏联新经济政治格局的关注，至少少年时代的肖对于新生的苏联带有很真诚的期待。新经济政策后，生活比以前安定，新音乐从西方进来，人们迅速学习并演奏这些音乐。20年代中期，列宁格勒几乎每星期都有一场有趣的首演：兴德米特、克任内克、“六人团”以及“外国的”俄国人——普罗科菲耶夫和斯塔拉文斯基。兴德米特和巴托克等先锋派作曲家来列宁格勒演奏作品，这些新音乐令米佳感到兴奋。像许多人一样，来访的著名音乐家们在听到种种关于这个新的进步国家如何慷慨地支持新艺术的故事后肃然起敬。但事实很快就证明，国家的艺术赞助人只愿意支持有宣传意义的作品。1927年，肖斯塔科维奇接到一项重要任务：为革命十周年纪念写一首交响曲。他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即题献给十月革命的《第二交响曲》。虽是应景之作，但米佳很认真，并在创作中大胆地尝试现代技法，总谱中有一个声部指定用工厂的汽笛演奏。1929年，肖创作了“献给五一”的《第三交响曲》。这些作品全都受到报刊的普遍好评。20年代末30年代初，肖斯塔科维奇甚至与列宁格勒青年工人剧院合作，为一些颇具意识形态的宣传作品进行钢琴伴奏。苏维埃音乐主管部门有影响的人物成为作曲家的保护人，年轻的米佳亦需要秉承保护人的意旨进行创作。

脑满肠肥鸳鸯茶

人人都确信肖擅长各种类型的音乐创作，包括被官方当猴耍的流行风格。他有三首漂亮的爵士作品：1928年的《鸳鸯茶》、1934年的《爵士组曲Ⅰ》、1938年的《爵士组曲Ⅱ》，正好暗合了爵士在苏联的三起三落。

1921年，列宁为解决经济问题宣布的新经济政策导致了私人企业的复兴以及餐厅和夜总会的出现。在这些餐厅和夜总会里，除了吉卜赛音乐外，还演奏探戈、狐步、查尔斯顿等舞曲——即“资产阶级”音乐。1925年，一支由五名美国黑人组成的爵士乐队访苏，极为成功，每场演出观众都激动得跺脚欢呼、疯狂鼓掌。这支小小的乐队，对苏联音乐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包括年轻的肖斯塔科维奇。同一年，作曲家文森特·尤曼斯为百老汇写了一部音乐剧e，其中一首歌《鸳鸯茶》成了流行曲。1928年，22岁的肖斯塔科维奇与指挥马尔科打赌，要在一个小时内完成《鸳鸯茶》的管弦乐版本，赌注是100卢布。据说肖只花了45分钟便赢得了赌注。管弦乐版的《鸳鸯茶》果然在苏联极为走红，尽管按正统标准来看，它实在是“格调低下”。摇曳的节奏、玩世的旋律、美国式的配器，难以想象这种东西能得到斯大林政权的容忍。果然，仅仅一年之后，1929年，高尔基在《真理报》上称爵士乐为“脑满肠肥的资产阶级的音乐”，爵士乐被抨击为“资产阶级的颓废产物”而被彻底禁止。不过，为赚取外汇，仍有一些爵士乐队未被解散，但只能在涉外饭店为外宾演出。肖不得不为在莫斯科公然演出《塔西提狐步》（TahitiTrot，《鸳鸯茶》在苏联的避嫌叫法）作公开检讨。可是肖斯塔科维奇“劣性”不改，不久又把《鸳鸯茶》用到他的芭蕾舞剧《黄金时代》中。

1932年春，斯大林发表了名言：生活更美好，生活更快乐。有关部门为了让生活更“美好快乐”，爵士乐再次被解禁。斯大林同志或克里姆林宫里的什么人突然心血**，认为要把爵士乐纳入苏联的音乐发展计划，国家艺术委员会和中央音乐部接到命令，组建一个真正具有苏联精神的全新的爵士乐队。未解散的爵士乐队中的骨干被挑出来，不经任何手续就调往苏联国家爵士乐队，后来还陆续从其他乐团挑选人才。由于待遇优厚，人人都想调入苏联国家爵士乐队，他们的工资是国家最好交响乐团的两倍，经费几乎没有限制，在当时的苏联这是神仙一般的工作条件。不过，乐队领导很明白当前形势，尽量创作、演出能体现社会主义苏联精神的爵士乐，服装和演员表演仍都非常“严肃”。结果，他们的演出使一心想听真正爵士乐的观众大为不满，甚至愤怒。1938年，苏联国家爵士乐队被紧急派到克里姆林宫为斯大林等中央领导演出，没想到，这光荣的政治任务、巨大的荣誉却是爵士乐在苏联没落的开始。因为斯大林认为他们爵士乐歌曲的风格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风格。结果，“普通听众拒不接受我们，因为我们还不够像他们所喜欢的真正的爵士乐队。斯大林亦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带有真正爵士乐的味道。不讨群众喜欢还在其次，斯大林不喜欢则完全改变了艺术委员会和中央音乐部对我们乐队的态度”。音乐会结束后，一位斯大林最不喜欢的女歌手被解雇，乐队也失去了“苏联”这一光荣称号。此后，爵士乐在苏联一直苟延残喘，最终在40年代末被完全禁止。

1934年的第一组曲是为国家支持的爵士音乐比赛而作；1938年更加背离爵士的自由精神，在规整的八个乐章中（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有哪个爵士作品有这样的结构），爵士相当自由随性的情绪被放在框架里，并加入了苏维埃人民最喜欢的“进行曲”。作品效果非常出色，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爵士组曲是对政府意志的屈就讨好，唯有那些轻灵的华尔兹泄露了米佳的调皮、童真、聪明、快乐。

当时政府常常宣称：让我们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吧！可狱中关押着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事实上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加美好。因此肖提议举行一次酒会，他想了一个祝酒辞：让我们为生活没有变得更加美好而干杯！

这是1936年以前，米佳酷似爵士风格的反抗方式。

多年来，人们一直执着地将肖设定为苏联时期的一个象征，他的意义超出了音乐的范畴。1981年，北京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出版了所罗门·伏尔科夫的《见证》，如今被相当一部分人称作为彻头彻尾的“谎言”，在里面肖有这么一段话：

我看到诗人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一封信，是答复说他过分暴躁的谴责的，写得极好。大意是说有人告诉他，一个人对待现实的态度必须是“健康的”。涅克拉索夫对这个要求的回答是：对健康的现实才能有健康的态度，如果有一个俄国人终于愤怒地拍岸而起的话，他愿意向他下跪，因为在俄国应该令人拍案而起的事情太多了。我认为他说得好。涅克拉夫索最后写道：到我们开始多发一些怒的时候，我们就能爱得更好一些，也就是爱得更多一些——不是爱我们自己，而是爱我们的祖国。我愿意在这些话的下面签上我的名字。

肖生来学不会暴怒，他对于这样的反抗方式流露出自然的羡慕。即便“见证”都是谎言，它们业已足够真实到令人“拍案而起”的程度，他谨慎地把全部暴怒装饰进自己创造的声音世界。

孩子米佳带着癫僧的面具坐进果戈理的棺木，我们却还在用革命语录式的评语描述肖斯塔科维奇！1936年以后的肖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20世纪的中国爱乐者喜欢一味地抓着肖的这句话不放：如果有一天，我的双手被砍断，我还可以用牙齿咬住笔继续谱写音乐。

肖最好的见证在这里：他不是一味趋迎附和的鼓手，不是一味嘲讽反抗的斗士，不是一味装疯卖傻的癫僧，也早不是17岁谈情说爱拿爵士打赌的孩子米佳。作为一个真实活着的人，他在苏联时代说过一句至今都值得琢磨的真话：让我们为生活没有变得更好而干杯！

[2]从1920年起，“形式主义”成了苏联文学艺术中的“行话”。这里不妨引一下苏联关于“形式主义”的典型定义：“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是敌视苏联人民的。党一刻不停地对任何即使是形式主义的最细微的表现保持警惕并进行斗争。”

[3]达维德·扎斯拉夫斯基：记者，革命前被列宁称为“臭名远扬的诽谤者”和“惯于敲诈勒索的雇佣文人”，后来受到斯大林赏识，死时是《真理报》的要员。扎斯拉夫斯基最后一篇出名的文章是《毒草周围的鼓噪》，1958年在《真理报》上发表，标志着批判帕斯捷尔纳克运动的开始。

[4]1956年3月，歌剧《麦克白夫人》第二版的审查会议召开。歌剧遭到最严厉的批评，批评的口吻与《混乱而非音乐》如出一辙。对讨论情况感到震惊的肖斯塔科维奇死一般的沉默，脸上不时地出现几下抽搐。专门委员会最后一致通过决议：鉴于歌剧《麦克白夫人》存在着严重的艺术思想问题，不准上演。作为委员会主席，卡巴列夫斯基在讨论会结束时说，“这部歌剧不能上演，原因是歌剧是在为一个杀人犯和**唱赞歌，他的道德因此也受到了侮辱……”肖起立对批评表示感谢。此时斯大林去世已五年。1963年1月，卡捷琳娜的形象在消失了27年之后重新出现在舞台上，作曲家对歌剧作了一些修改并更名为《卡捷琳娜·伊兹迈洛娃》。1966年，导演夏皮洛将改编版歌剧搬上银幕。作品被后世认为是苏联乃至俄罗斯歌剧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5]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诺夫（NikolaiIvanovichYezhov，1895－1936），党务要员，从1936年起任安全机关首领。1939年，在斯大林令下，叶诺夫被枪决了。据历史学家估计，在“叶诺夫主义”时期苏联约有三百万人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