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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俗学教育与研究的现状及思考以高校为主要考察对象（第2页）

Folklore的原文是“民众的智慧、民众的知识”，到了19世纪70年代，这个术语被西欧学者广泛使用，并确定为“民俗学”的含义（即“关于民众智慧的科学”的意思）。在当时，它的概念显然是广义的，凡是民间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像村制、族制、婚姻、丧葬、产育、社交、节日、信仰、祭仪、居住、饮食、服饰、农耕、技艺以及民间文艺、民间谚语等，都属于民俗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在民俗学的发展过程中，随之又出现了Folklore的狭义的概念，即专指民间文学创作。五四时期，中国学者将这个名词解释成“民俗学”，同时又具体地译为“民间文学”，即专指“民俗学”当中的口头艺术部分。“因此，folklore也可被视做民间文学的同义语，人们在讨论民间文学时，不一定要严格地使用folkliterature（民间文学）或popularliterature（大众或流行文学）等短语特指。”[4]

在教学内容和方法方面，民俗学教育比较单一，没有显现民俗学学科特色。一方面，一般的民俗生活知识被当做学术加以传授，学术话语的味道不甚浓郁。学术成果多为“事象”的解释，不足以支撑起民俗学课程的理论体系，直接导致民俗学课程理论的建构比较零碎，缺少可供思考和阐述的足够空间，正如乌丙安先生在《民俗学原理》一书的“后记”中所言：“在国际国内民俗学被人为地摆放在边缘或从属位置的漫长岁月中，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常常被打入另册，划分到‘其他’或‘杂家’之列。这除了学术传统中遗留下来的某些歧视性的习惯势力影响外，民俗学自身发展的许多局限和不足也把民俗学置于弱势学科地位而难以有强劲的开拓。”[5]

另一方面，在大学课堂里，即便是讲民俗事象，也脱离了当地的文化传统，是在民俗事象之间兜圈子。民俗学教育也只能在教室里进行，学校一般不会拨给田野调查的专门经费。民俗是属于特定区域的，是各地不同的方言导致了民俗发音世界的差异，同时，也使民俗完全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之中。民俗最突出的地域性表征就是方言，换句话说，方言让民俗涂上了鲜明的地域色彩，是“地方性知识”（loowledge）最突出的表征。提及民俗学专业教师，即民俗工作者，其实是很可郁闷的一群。他们研究的民俗，是一个展示的过程，一个已完成的事实。对这样一个过程，一个反复的事实，当地人习以为常，再熟悉不过，能够充分享受展示。但是，对于民俗学研究者来说，努力地田野作业，也只能了解此种过程之一二，获取一些相关民俗知识；能够用当地的方言在课堂里唱几句，便可招徕学生们的喝彩。离开当地之后，研究者们即利用同样是搜集起来的理论、方法和观点，对自以为是田野作业的成果进行分析和阐释。这一研究过程与当地的表演过程，可能已风马牛不相及矣。好在这种研究一般不是政府行为，不会影响当地人继续展示。

四、高校民俗学教育的需求和困境

高校民俗学教育一般局限于该专业内部，仅仅是学术层面的教育，并没有在整个校园普及开来。该学科的教师大多不具备宣扬民俗知识的使命，同时大多数高校也不具备这方面的环境和条件。

钟敬文先生毕生致力于民俗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晚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还多次给全校学生作了民俗学方面的讲座。他特别提出了在高校积极举办民俗学讲座的倡议：“为了扩大宣传范围和培养这方面的活动人才，有条件的大学（地方的与中央的）以及其他有关的学术机构，应该设法开设这方面的专题学术讲座。在这种讲座中，演讲者可以把关于这方面比较系统的知识扼要地传达给广大听众，而演讲者本人为讲好课，在准备时必然要加深学习和思考，从而也提高了自己这方面的学术水平。当然，这种讲座的效果主要是在广大的听讲者方面。”[6]他特别重视发挥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可以这样说，他毕生从事的不仅是民俗学专业教育与研究，更是民俗文化的大众教育。他说：“民间文学，在今天我们的眼里看来，不过是一种艺术作品。但是，在人类的初期或现在的野蛮人和文化国里的下层民众（后者例如我国的大部分农民），它差不多是他们立身处世一切行为所取则的经典！一则神话，可以坚固全团体的协同心；一首歌谣，能唤起大部分人的美感；一句谚语，能阻止许多成员的犯罪行为。在文化未开或半开的民众当中，民间文学所尽的社会教育的功能，说来是使人惊异的。”[7]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民俗文化同样是我们需要充分利用的教育资源。

应该来说，民俗学教育是能够推广起来的，因为每个学生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或风俗圈，拥有自己的民俗知识。相对其他学科的普及教育，民俗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确，有的高校在开展民俗文化活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社”。然而，从更大的范围而言，大学生热衷于科技竞赛、各种表演活动，对民俗知识并没有互相交流的欲望，对民俗话题并不很感兴趣。这同我国高校一贯重视政治思想教育是不相符的。如果将民俗学的田野作业纳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之中，肯定可以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丰富大学生们的民间生活知识。

其实，大学校园需要民俗学教育，因为民俗本身是人类群体对某一现象共同认可的心愿凝聚而成的。群体心愿的一致，形成了民俗特有的凝聚力，这凝聚力使民俗具有向心功能。民俗流传深广，群体凝聚组合力强，民俗向心力也大。我们平时所说的乡情、乡土、乡恋等，实际上就是同乡共俗人们之间习俗向心功能凝聚的产物。试想，一个人不了解自己家乡的民俗传统，如何生发对家乡的感情，一个不爱自己家乡的人，又如何爱自己的祖国。

从更高的层次说，民俗可以营造高校人文气氛，帮助大学生反观城市的生活形态。民俗作为人类文化意识中最底层的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对塑造大学生的人文性格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到了自由市场经济出现的时候，其带来的后果威胁了人类的幸福生活，解构了共同发展的社区。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由衷地会对那些质朴无‘文’的传统文化表示赞赏；它们引导人的经济动机和贪欲走向崇高，不允许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这样一来，在经济学家心目中那些非理性的传统事物（今天只有在不发达国家才能看到）恰恰成为研究人的合宜理论，成为我们时代疾患的诊断，成为走向未来的召唤。”[8]但是尽管如此，民俗这一传统文化在大学教育中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状况不尽如人意，民俗学教育在大学校园几乎没有空间。大学校园仍被视为传播和接受精英思想的场所，大师们被顶礼膜拜，而民众和民间文化则被嗤之以鼻。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承担着培养优秀教师的重任，但民俗学在教育学科里并没有位置。

在近十年高校学科建设中，经济学、工商管理科学以及其他应用性学科得到飞速发展，而传统人文学科则日趋萎缩，有些也只好另谋出路，增加一些应用性专业，诸如旅游、文秘、编辑、社区行政管理等“有用”的专业。训练与传授生产、操作、经营技能成为一些高校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全然不顾学生的人性和精神状态是否健康。这大概也是许多高校一直没有把民俗学学科建设纳入议事日程的主要原因。有学者在为人类学呼吁：“尽快改变完全缺少终极关怀的学科设置实用化、流俗化的弊端，及时把人类学补充到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来，同时大力扶植和发展人文教育和人文学科。理由其实非常简单，人文这个词的词根在西文中也就是人性的意思！”[9]人类学和民俗学同属于社会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民俗学在高校学科建设中的境遇肯定还不如人类学，这是民俗学的悲哀，更是高等教育的不足。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1]钟敬文：《关于当前民俗学工作的三点意见——致中国民俗学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的信》，见《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46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9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刘晓春：《当下民谣的意识形态》，载《新东方》，2002（4）。

[4]祁连休、程蔷主编：《中华民间文学史·导言》，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5]乌丙安：《民俗学原理》，33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6]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26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7]钟敬文：《民间文学和民众教育》，载《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2卷1号。

[8]［美］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缪青等译，388～38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9]叶舒宪等：《人类学关键词》，7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