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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术史个案 刘师培之清代学术史论（第1页）

第三节学术史个案：刘师培之清代学术史论

清末，包括刘师培在内的国粹派学人和其他学者在探讨中国学术发展史时，关注的重点是清代学术。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对他们而言，清学不仅属“本朝”史的范围，与现实息息相关，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代学者是在清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无论每个人成长后的发展方向如何，都离不开清学这一丰厚的土壤。

在刘师培的学术史著述中，论清代学术的篇幅最多，也最分散。检视之下，大体可分为三类：通论性著述、学案体著述、传记类著述。三者在内容上有重复之处，但基本各有特色。

一、通论性著述

刘师培通论清代学术之由来、变迁以及流派衍化的著作以《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为代表，另外在《国学发微》、《南北学派不同论》等著作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

清代学术以考据学为核心，不少人相信这是学术界厌倦宋明理学之空谈而转向经史考证的结果。经史考证以考经为主，是接续汉代经学而来，故考据学亦被称之为汉学。刘师培总结清代学术就是从对这类问题的论述入手的，因这关涉到清学来源和界定等清代学术史上的根本问题。一方面，刘氏不太赞成宋明学术全为空疏的看法，更强调考据学与宋明学术的历史连续性。他曾说过：

宋元以降，士学空疏，其寻究古义者，宋有王伯厚，明有杨慎修、焦弱侯。伯厚博极群书，掇拾丛残，实为清学之鼻祖。[1]

明人之学，近人多议其空疏……钱大昕曰：“自宋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而空疏不学者皆得名为经师，至明季而极矣。”又曰：“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阮芸台曰：“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江郑堂曰：“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抵，束书不观（此语出于黄黎洲）。”此皆近人贬斥明人学术之词。然由今观之，殆未尽然。[2]

实则“明儒经学亦多可观”，其可贵处至少有十条，率皆为清儒学术之滥觞，所以“近儒之学多赖明儒植其基，若转斥明学为空疏，夫亦忘本之甚矣”。[3]从这些言论来看，刘师培承认宋元以降之学术有空疏之风，但不认为全系空疏之学，尤其不能说明学为空疏之学，而且恰是宋明笃学之士开启了清学，这是一种承继关系。另一方面，刘氏对何为汉学，有自己的界定。他认为：

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故所学即以汉学标名。[4]

关于清学源于宋学的看法，早在清代中叶业已出现，章学诚即持此论。他认为考据学的奠基人顾炎武、阎若璩都是朱熹的第五代传人，戴震的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5]嘉道时，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严分汉宋学之界限。龚自珍致书商榷，批评其“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认为“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6]龚自珍之后，著名学者陈澧、朱一新也有类似看法。[7]这些先于刘师培的论述在当时广为士林所知，想必会对刘氏产生一定影响。但可贵的是，刘氏关于清学由来的主张却并非袭用先人成说，而是有自己的独创。他眼里的清学鼻祖是宋代王伯厚（应麟），而非章学诚等盛推的朱熹，尽管他也极推崇朱熹，[8]认为朱学“崇义理而兼崇考证”，[9]但并未将其与清学联系起来。虽然在章学诚看来，王伯厚也属于朱熹传人系统，[10]但王为清学鼻祖不等于朱为清学鼻祖，刘师培所注意的是王“博极群书，掇拾丛残”，开清考据学之先河，而非其理学层面上的建树。实际上，与宋学相较，刘氏强调更多的倒是明学对清学的开启之功，而这是前人所不大注意的。

除从学术渊源上考察清学由来外，刘师培也从学术士节相关联的角度，通过对明儒与清儒的比较，看考据学如何走上学术前台。他认为“明人多行”而“清人多病”，具体来说：

明庭虽屈辱臣节，然烈士殉名，匹夫抗愤，砥名励行，略存嫴直之风。及考其学术，大抵疏于考古，切于通今，略于观书，勤于讲学。释褐之士，莫不娴习典章，通达国政，展布蕴蓄，不贰后王。或以学植躬，勇于信道，尊义轻利，以圣自期。……若夫不求致用，而惟以求是为归，或假借经世之说，以钓声名，则固明代所无也。

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盖士之朴者，惟知诵习帖括，以期弋获。才智之士，惮于文网，迫于饥寒，全身畏害之不暇，而用世之念汩于无形。加以廉耻道丧，清议**然，流俗沈昏，无复崇儒重道，以爵位之尊卑，判己身之荣辱。由是儒之名目贱，而所治之学亦异。然亦幸其不求用世，而求是之学渐兴。[11]

这里把清儒舍经世之学而群趋“求是之学”（考据学）归于“文网”、“饥寒”、“廉耻道丧”、“清议**然”等因素，确也道出了考据学兴起的一个根源，尽管这一看法不无片面。而在离开纯学术标准，把学术与士节相关联的视野下，刘师培对此“求是之学”的评价并不高，相对于明儒之“多行”，学术“用以应事”，清儒便是“多病”，学术“用以保身”。他还进而言道：

明儒之学以致用为宗，而武断之风盛；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而卑者或沦于裨贩。其言词章经世理学者，则往往多汙行。惟笃守汉学者好学慕古，甘以不才自全，而其下或治校勘金石以事公卿。然慧者则辅以书翰词章，黠者则侈言经世，其进而益上，则躬居理学之名。盖汉学之词，举世视为无用，舍闭关却扫外，其学仅足以授徒。[12]

作为清学的继承者而对清学有如此评价，值得深思。实际上，就是到了辛亥后，已“趋于循旧”的刘师培仍对清代汉学有讥讪之辞，他曾对蒙文通说：

清代汉学未必即以汉儒治经之法治汉儒所治之经。

前世为类书者（《御览》《类聚》之类），散群书于各类书之中；清世为义疏者（正义之类），又散各类书于经句之下。[13]

可见其看法前后没有大的变化。

刘师培既对清代汉学评价有限，故在总结其变迁历程时认为大体呈每况愈下之势。他把汉学之发展分为4个时期。一为怀疑时期（“怀疑派”）。顺康之交，汉学萌芽，

其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如阎百诗乏于《古文尚书》，始也疑其为伪作，继也遂穷其作伪之源；胡渭、黄宗炎之于《易》、《图》，始也斥其为曲说，继也遂探其致误之由。

这一期总的特点是：

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参互考验，因参互考验而所得之实证日益多。虽穿凿之谈，叫嚣之语，时见于经说之中，然不为俗说所迷，归于自得。[14]

二为征实时期（“征实派”）。

康雍之间，为士者虽崇实学，然多逞空辩，与实事求是者不同。及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征不信者矣。……即惠氏之治《易》，江氏之治《尚书》，虽信古过深，曲为之原，谓传注之言坚确不易，然融会全经，各申义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律以江、戴之书，则彼此二派，均以征实为指归。[15]

可见征实期即皖、吴二派兴盛之期。三为丛缀时期（“丛缀派”）。

自征实之学既昌，疏证群经，阐发无余。继其后者，虽取精用弘，然精华既竭，好学之士欲树汉学之帜，不得不出于丛缀之一途，寻究古说，摭拾旧闻。此风既开，转相仿效，而拾骨襞积之学兴。[16]

即以搜集、校雠各种佚书佚文为主。四为虚诬时期（“虚诬派”）。

嘉道之际，丛缀之学多出于文士，继则大江以南工文之士，以小慧自矜，乃杂治西汉今文学，旁采谶纬，以为名高。故常州之儒莫不理先汉之绝学，复博士之绪论，前有二庄，后有刘、宋，南方学者，闻风兴起。……于学术合于今文者，莫不穿凿其词，曲说附会；于学术异于今文者，莫不巧加诋毁，以诬前儒，甚至颠倒群经，以伸己见……经术支离，以兹为甚。[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