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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第2页）

“是呀，我与他住在一个房舱里。”

沈先生是一位四十多岁的教育家，他曾在江苏与别省的中学有十几年以上的教学经验。这次也是由新加坡上岸转换往荷属南洋的华侨学校任职。从他的沉静的态度与恳挚的言谈上，我便知道他是个良好的教师。在头一天我同他谈过一小时，所以这位青年学生提到他我便知道了。

“出门的人钱是一时也不能缺少的，何况你这次的出门太不容易！……好吧，我上船时还有几块现洋，本来预备在香港或有用处，这一会我下去取来送你，可以够打电报的费用。都是为客的人，能够相助的，你也不必客气了。”

“先生！”他的眼睛里泛出感动的光彩来，“谢谢你！我什么不说了……请你给我一个地址。”

他从衣袋中掏出笔记本来要我写。

“不，我到欧洲去还没有一定的住址哩。”

他又要我把家中的地址给他，我写好，他把笔记本慎重地装入袋中，接着问我往欧洲去的目的，同行的人数等等话，无论如何，他现在觉着快慰得多了。

回到舱里取了一张五元的钞票，——这是我上船时除掉把钱兑换成汇票外的零余。——重到吸烟室中送与他，他诚恳地接了，只说：“日后总得兑还先生！”

这时已经快十一点了，室中人渐渐散去，这位学生也回到他自己住的房间中与沈先生商量明天打电报的事。

与这位初次尝试到流浪于旅途上的青年谈过了“一夕话”之后，我在甲板上靠着船舷，静谧中引起我的回忆与想像。

谁没有一片真纯的爱子的心！何况是从幼年时失去了父亲，为了期望这孤苦的孩子长大，饮食，提抱，当然费过那不幸母亲苦痛的心血。及至十几岁以后，便不能不为这青年人的将来打算，无论怎么说，在社会制度还没达到儿童公育与废除家庭的阶段，即使是一个愚笨不过的妇人也眼巴巴地望着她的孤儿能够成立。不必希望他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要下流了，好好地做人”，她才觉得对得住自己的苦心。尤其是中国的家族制下被压迫的旧妇女，假使不幸死了丈夫只余下幼小的孩子，这“寡妇孤儿”的苦况不是经历过的人怕不容易想像。也因此，受着这样磨难的母亲对于孩子比一般处境安乐的妇女便大不相同。……

这缪姓学生的家庭状况，虽然他对我只是淡淡的述说几句，恰如读到真情流露的诗歌，我是能体味其中的苦趣的。她，——他的母亲，能以凑备旅途费打发这十八岁的孩子单个儿向南洋跑，情愿在乡间陪伴着那残年的老婆婆过苦难的日子。想想她给他装办行李时间的滋味；想想她在初黄的柳枝下送孩子第一次远行时的泪眼！她心里藏着些什么事？期望这孩子的将来，——那一点真纯的爱子心肠如何发遣？……现在呢，她大概在**做着一个忆往的梦境吧？大概暗暗祝祷着她的孩子身子很健适，意兴很活泼地到了自己的兄弟的住处吧？

我替人设想着，同时记起我在幼年头一次出门时那一个下午的光景。

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但我没曾忘过，而且每一次想起如同展开一幅色彩鲜明的绘画。自然，前若干日便有了出门的计划了，可是直到那一下午，我母亲并没与我说过几句关于出门的告语。那正是十月初旬的晴明的秋日，大院子中的日影从东边落下来，渐渐地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砖地上映着斜阳的明辉。一只花猫在门槛旁边，懒散地抬起前爪蘸着唾液洗自己的面孔。阶前的向日葵，——那碗大的黄花正迎风微动。我的祖母——她是子女都已过世的老妇人了，现在只看着我与三个姊妹在我的母亲的面前——吸着长烟管，正在与我母亲说话。我在廊檐底下走了几个来回，觉得像有些心事，知道今夜须早早动身，好赶距离七十里路的火车。关于应带的行李自己不知道收拾，母亲与一个老仆妇，还有一个女孩子，从昨天便给我预备好了。有人送我到那个大城中去，走路也用不到自己费心。但我缺少什么呢？想不出来，久已希望着到外边去的志愿已经达到，然而在这临行的头一天，幼稚的心中仿佛填上了不少的沉重东西！

捱了一会，踱到了屋子里，在光漆的方桌一侧站住，沉静地不说什么。她们看看我，把谈话中止了，旱烟的青圈浮在空中，迸散了一个再现出一个。还是坐在椅上的母亲慢慢地先说了：

“你的行李都已交与贵林了，他从前走过很多的路，错不了。到省城去，有什么事不懂的问你大哥。……”

原来我的堂兄那时正在省城的法政专门学校读书，还有几位同族的兄弟也在各学校里。

她停了一会，看看我，又说：

“你走了，你妹妹们还请先生教着她们上学，她们……小哩！……”

以后她不再说什么了，类如自己当心呀，天气不好穿脱衣服与饮食的注意呀，我母亲在我头一次远去的时候反而一字不提，就只是那几句慢慢说的话。

就只是那几句慢慢说的话！——对一个孤苦孩子头一次离开了自己说的话！……然而我那斑白头发的祖母已经把脸低向着雕花木格子的墙角了。……话再不能说下去，低头答应了一句：

“放心……我知道了！”

回忆起我比这个学生还小四五岁时自己头一次出门的况味……他更是孤单，从家乡中跑上往外国去的路，比起自己来又如何呢？

天空中星光闪闪，远送着这只轮船向天涯走去。深夜的暗涛载了许多人的希望与悒郁，随时默化于他们的心底……浮动于他们不同的幻梦之中！

第二天的下午，我在船面上的起重机边又遇到了那个缪姓的学生，他笑着说：

“沈先生上岸时把电报打了，还是他给我写的英文电报稿，没用到五元大洋。”

“这你可以放心了。”我也微笑着。

又过了两天，船抵新加坡时，我遇到他站在头等舱的客厅门外候着查验护照，交人头税，我被同行友人催促着便先上了岸。

以后在这只船上便没有了这个青年与那位中年教师的影子。

又过了七八个月，我在伦敦接着一张附于家函里的信笺，上面写着：

××先生大鉴：径启者，前由舍亲缪某在旅次向阁下借银洋五元，今特交邮汇奉，至希查收为荷，并致谢意！专此即颂大安。徐某顿。

这信笺证明那个学生是安然地在他母舅那里了，我很高兴，希望再有一次能够遇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