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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荒（第1页）

“拉荒”

连续了十多天的海上生活，难说不令人感觉烦闷。酷热的气候，一望无际的大洋，不停的电扇，吸烟室中的笑语，甲板上的留声机唱出单调的爵士音乐，这类情形偶然有几日尚觉不十分讨厌，不过长期航行在郁热的海面上，天天如此过活，即是有耐性的老人也要叹气。在船上读书，写字，果然可以自作消遣，我却不易办到，意大利邮船的二等经济舱在我们这样的旅客看来已够舒服了。有洁净的房间，宽大的餐厅，一天四顿丰富的饭食，饭后还有一小杯酽酽的黑咖啡。如果你愿意多花几个里拉[1]的话，吸烟室的小酒排间有汽水，果子汁类的冷饮，可以叫来享受。至于晚上有时听听意大利的名曲，与看看美国式的电影并不须分外花钱，——不是吗？这比住上海的中等旅馆合适得多，然而我最感到不快意的便是用笔的问题。

本来，海上生活不是预备人用分析与评判的脑力的，它是希望每个旅客吃的饱饱地，喝的醺醺地（侍役们第一高兴的事是你要他们的酒，这是他们的小买卖与大厨房毫无关系），谈天起劲，散步下力，再就是帆布篷底的大椅上软洋洋地一躺，似睡非睡，静候着吃午后茶的锣声。

看书当然可以，不见有些旅客神气十足地斜坐在甲板的躺椅上把书本当做消遣？他们多半是看小说，杂志，——当然有些学士一类的人在读着经济，法律，历史等书。我亲眼看见一个锡兰的黑学生天天攻读一本高等算理的教科书，又一位印度某大学的教授，细心校正他方出版的英文本《大战后的经济趋势》。这真是不易得的勤学之士。话说回来，也不过是好那一门的多看几页就是了，他们也不易极切实地用功，而且有时得大打呵欠，或望着海水发呆。

谁能容易脱却环境的引诱与包围呢？旅人们不管是有什么目的，离开了故国与亲戚，朋友，走上长途，说好听点是“乘风破浪”；其实谁的心是一块硬石头？不同的气候，不同的人群，水色不同的洋面，奇奇怪怪的各种言语，这已足够你感受的了，何况有泼剌惊跳的飞鱼，有呢喃轻飞的海燕，有热海上分外明的星星，月亮，清晨与黄昏后的霞光。如果你是个诗人，这自然界的情形准可给你添上不少的材料。每隔三天五天，有时须长至八天，才到一个码头，更换更换你的眼界。

这并非是寂寞的旅行，天天有新的希望与变化多趣的观感，然而也因为这全是动的生活，便不容易平静。你若是个书呆子，必要在船上“手不释卷”；考究你的天文，地理，或要精心研究什么政治，经济与哲理的大问题，包管你准得害脑子痛；准会使你饮食减少精神疲怠。……至少我个人是有这样的经验。再说到提笔写文，只可在清早起来瞅空，甲板上阳光还没有罩满，吸烟室中一两个侍役正在收拾桌椅的时候，你如有文思倒可写点片段的游记，日记，或信件。其他的时间最相宜于谈话吸烟，打扑克，听戏片子。毒热的午间，不管海上是怎样的平安，一阵阵的倦意袭来，直想躺着，什么事都不愿干。

长久的沉默，我没有那点耐性；想正经看书作文的念头早被南海中的热风与印度洋上的日光打扫净尽，找一点可以自觉舒畅的事做，除却在夜间看海上的星星，月亮，便是觅伴谈天。

谈天，像是随时可找到对手的，话可不能这么说。不说是在海上旅行，就是在平常时候谈天也不容易找到有意思的对手。我这里所谓谈天，不是开学术辩论会，也不是作“今日天气好，你从哪里来？……哈！……”那类应酬话。谈天是上下古今，无拘无束，还得要“有味儿”！“有味儿”，这三个字不好讲，有的人自以为学贯东西，识包中外，侃侃而谈，觉得有份道理，说句不合时宜的话，我就怕这一手，尤其是在这么闷气的海上生活中，我不愿意领教这类健谈的套数。

谈天，管它是什么题材：乡间的故事，奇异的风俗，蚂蚁吃大蜘蛛，打疯狗的惨剧。什么都可以谈，只要说的，听的，都感到“有味儿”，是非情理暂且不管。

一个人过着单调生活，真希望能有谈天的对手。可惜咱们的知识分子，不大有谈天的本领。千篇一律的学校生活，政治经济的一般评论，或是学理主义的模糊之影响谈，你与他们谈，不过几十句话，你可以明白那一套的范畴。我一点不敢说：“人三句话不离本行”是偏狭，是囿于所习，其实我是包在这样的范畴中的一个。几乎除了自己所习，所略略懂得那一点的“学问”——就是大量地说“学问”吧——渣滓之外，从哪里能够找点“有味儿”的谈天资料。

并不稀奇，一个人为生活的力量与识域限定，更无好方法可以使他的谈话有多方的趣味，尤其是终天混在都会中的知识分子。

同等舱的西洋人中有天主教的神父，有娇娆的摩登女子，有在大英殖民地办事的小官员，有到南洋印度去的商人。中国人多是所谓知识分子，但自从由香港上来了九位老乡之后，因为言谈与地域的关系与他们容易接近，于是在难找“有味儿”的谈天对手的沉闷中我觉得十分快乐。

当我由香港的岸上回船之后，很惊奇地发现了同等舱中新添出九位“山东大汉”。每每人家提到这四个字，听的人心目中便立刻想到山东人是粗野，有气力，高个子，说起话来声音笨，甚至于喝烧刀，吃大葱，与江南人的伶巧，温柔，漂亮，秀气成了反比。于是演绎之后，便将“老戆”两个字送与他们了。不会错，这个诨号送与大多数的“山东大汉”倒也合适，而且无论在形体与性情两方，甚至于吃喝的嗜好上都对。但他们也有他们的“戆”的用处。……看他们的行李：柳条包，真正道地国货的小牛皮提箱，巨大的竹网篮，这不合于北平话“干吗呀？”如果是随了这条大邮船到欧洲去的，还用得到网篮一类的国货行装？他们的衣服呢，不错，也穿西装，——不甚合式的西装，种种颜色的领带，有的软领歪了，有的裤子上有一些折纹，粗劲的手指，不很文雅而有时是茫然的神情。几个大肚皮的西洋人不免多看几眼，中国的客人们当然也觉得奇异，应该是degers，怎么会跑到这舱里来？可是一点不差，人家有船票，有护照，那些白衣亮发的意大利侍者们也只得给他们安排一切。

天气热，在下层的舱中自然不能久待，所以当天晚上我同这几位新客人便有了初次谈话的机会。出人意外的是这群中的一位，近四十岁的，麻脸，厚唇，肩部微拱的大汉，在饭厅里与侍者头目说起俄国话来。

那个侍者头目很会几句英德的照应话，却没人料到也会罗宋[2]话，这位大汉别国话都不懂，但说起罗宋话来十分流利。这一来使满厅的中外男女都向他看，恰巧我坐的方桌上还有一个空位，于是他便来补缺。

以后，船是匆匆地经过新加坡，槟榔屿，哥仑坡，孟买，航行于阿拉伯海上了。在这十余日中，每当午饭与晚饭后，便是我与这几个大汉们谈天的时间。说是大汉，不过仅仅用来作为山东人的代名词而已，其实他们中的头目——老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黑须老头，身个儿比我还矮点，黑巴巴的脸膛，眼角与嘴角的皱纹，一层一叠如同山水画上的荷叶皴。说话老是一字一字地向外发。那点从容的气概，比起“温良恭让”的士大夫阶级中的“君子”还自然。另外一个是他的族孙，这个团体中的秘书先生，一切写信与动文墨事全归他担任。二十九岁，多年前的高小毕业生，很清瘦的面貌，薄嘴唇，与细长的眉毛，是最年轻最文雅的一个，比起他的族叔祖仅仅高有半头，除了这二位之外，其他的几位伙计可真当得起“大汉”而无愧，即讲膂力，我看只有船上的水手能够同他们来一手，至于乘客们，不怕连挺腰凸肚的西洋人算在内，也不全是他们的敌手。

恰巧我住的房舱与他们的两个房间极近，每当午睡后或就寝之前，我常常过去喝他们带的中国茶。茶叶自然带着，就是藤子茶壶囤也是从大网篮中取出来的。有时候他们自己向厨房里提开水，把清茶泡酽了，我每次喝便尽两大玻璃杯，比起那饭后的黑咖啡与冷饮来实在够味！因此，我才明白带网篮的好处。因为人多，他们从香港携来不少的水果，一例地让我吃。你们想：在那二十六七天的航行中遇到这些朴厚，勇敢，勤劳而且有趣的老乡，我一道上真减少了许多愁烦。

谈起来，他们与我的故乡还是相距不远的邻县。他们不但是同县而且多住在一个屯[3]里，不只多在一个屯里，又多是同姓，同族，惟有一位王姓，一位刘姓是例外。他们去的地方是荷兰的亚姆司脱丹。去的目的要往那边去推销山东茧绸与烟台女工手制的花边及桌布一类土产品。荷兰，他们都没曾去过，文字，言语亦不懂，——虽然他们的每一位都到过很远的地方，每一位都会说一两种外国的应用话。惟有往这陌生的地方去还是第一次。不错，由烟台领的护照，在香港找各国的领事签了字，还有通济隆的介绍信，但在船上，他们不懂英德的言文，以及到意大利上岸后的行程，怎样坐车换车与行李的运输，都十分茫然。他们单凭了以前在日本，在南洋，在南美洲，在革命前的俄罗斯的行商经验；凭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热心；——总之，是凭着他们的勇气与冒险的精神，便走上了往欧洲大陆的旅程。

没有人招呼，没有人引导，更没有西洋商人的知识。“闯去，怕什么！咱们哪个没走路碰回钉子，没吃过苦头？有的还是从死里逃生，无非是不会说那英国话罢了，谁管这一回事！……先生，出惯了门，在屯里呆上两年不知怎的不受用。不差，有耕地地里也还打得出粮米，安安稳稳，这乡下日子咱们还不至于饿死。谁晓得是什么脾气？老想着向外跑，只要组织起来东伙来，哪怕走到天边，不缩头，不管远不远，更想不到那些困难！……”这是他们坚决的壮语。

这群中的老头领与青年的秘书对我常说这一类话，别位呢，有时也少少谈到。看他们的态度老是很平淡地，绝不在乎，也不计较什么。与同舱其他的中国客人们相比，这自然是另一群了。

只有两位的年纪约四十七八岁，别人，平均年龄不过三十左右。

以前他们所到的地方，日本，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算是最近的，有两位曾去过南美洲——阿根廷，有六七位都在俄罗斯住过几年；虽当俄国革命以后，他们还在那种情势下努力挣扎着。有人则直等到中俄打完仗后方重回故乡。知道在那个国度里不容易再干他们的老交易，才另打主意，开辟他们的新路线。他们的头领在俄国革命前曾住过八年，就是那位青年秘书从十六岁去找他的父亲，也有四年以上的俄国生活的经验。

晚饭后，一天的烦热减轻了。坐在甲板的躺椅上，一面听着船侧的波浪，一面同他们闲谈，往往到半夜后方回舱睡觉。他们的热情与勤奋，他们的冒险与苦楚的遭遇，比读有趣的小说还动人，自然，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了一切去寻求运命，抱了北方人“下关东”一样的决心，情愿到生疏辽远的外国地方找罪受。为利，一点也不错，但这样勇敢辛勤的小商人，能打开多少难关，等于手提，肩负，在那些关税高重情形陌生的帝国主义者的领土中挣回一份血汗钱来，我们的官吏，学生，考察者，游历家，很随意地往外国去，比较之下难易如何呢！

那位青年的秘书先生尤其同我说得来，他常常述说他自己不能继续读书的惭愧，又对我是那样的客气，“像你们懂得外国的事情比我们多，又能知道人家的文字，什么事情不明白。我何尝不想多念书，可是做的这行生意便没法子。……”

“你以为多念两本书便有用吗？”

“哈哈，那还用说。像你们……做事容易，又明白道理。”

显然，他所谓做事是说的干差事，做官。我淡淡地笑道：

“你知道多念两本书的人的苦处？”

“苦处？……先生，你会说笑话吧。讲起苦来，我真受过，当时倒不觉怎么样。……”

接着他告诉我他离俄国时偷过边境的危险的故事。

在某一个人生的定型中，他的思想与行为便处处受了他自己的意识支配，这是谁也不能避免的。像我们这位体格瘦小而富有硬性的青年，那时候，他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在那个国度里，逢着那种希有的变局，却能历尽苦辛从西伯利亚的险地偷跑回国内来。无论如何，那点勇气是值得赞美的。固然，他自幼小时受的教育，以及环境的关系，与有新知识的青年不同。然而凭他那份勤劳，勇气，什么难关他也可打得过。

他说：

“我们这一群中年纪大些的有的是在俄国革命前去过。有的是从俄国革命的纷乱中逃回来。我呢，你猜……倒数上去十三年，我十六岁，方从小学出来，便随着一个乡下亲戚到莫斯科去。算一算看，那不就是老毛子[4]的穷党已经得势了的时候吗？”

“对”，我问他：“怎么那个时候去？也做买卖？”

“你不知道，我父亲住在莫斯科多年了，开一个小店铺，生意比以前差得多，可是穷党还许中国人做小买卖。家里人挂念他，他也没法回来，那里人手少，我便不顾一切，凑了一份盘费同别人去。一句俄国话不会说，幸亏同去的那位以前是去过的。……就这样，一住四年，我父亲看我与老毛子混的熟了，话讲得来，得了一个机会他先回国。我呢，年轻什么不顾虑，买卖也能有点好处，便与一位伙计住下去，想在那继续我父亲的事业。其实只知道老毛子改革得和以前全反了，说是共产，别的都不懂。好在像我家那点小生意，人家还准许。……我只知道同他们的小商人，干活的人有来往，也听点穷党革命的新闻，至于他们的法律与对一切的计划，先生，你想我哪里来的工夫去作详细的研究。”

“就这么过下去，不瞒你说，那时也有一位老毛子的姑娘同我要好，人心是一样的热，我不亏待她，她也有心同我回中国来，可是没想到的事——为了中东路，奉天的军队与老毛子干起来了。”

“这一来像我们这般中国的小商人与工人都不好办了，直截地说，加入穷党的自有人家的办法，我们便被老毛子下了大狱。本来很对，东三省不是拘了好多的穷党吗？两国既然抓破脸，没别的可说。……”

“那么你在狱里过了多少日子？”我看这位秘书先生在灯光下谈起往事来，脸上分外显得光亮，便知道他是何等的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