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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传播政治经济学（第2页）

加汉姆的学术立场与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979年发表的文章中，加汉姆指出，与后阿尔都塞主义倾向相比，他更赞同法兰克福学派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基本立场。但加汉姆并未完全接受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他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观持有一定的批判态度。加汉姆在于1983年发表的《文化的概念、公共政策与文化产业》中，向主流文化研究者展现了一个极易被忽视的维度，即文化产业的建构与组成和文化流通业的集中。这种认识不仅可以为文化政策的制定者提供参考，也弥补了大多数文化消费研究的不足。此文后来成为文化产业研究的经典作品。加汉姆开宗明义指出将文化产业作为文化行为和公共文化政策分析的中心，显示与传统文化研究者不同的立场。他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命题，文化消费，特别是常见的大众文化，无论它是何种形态，都要消耗一定的时间。因此，它们都基于对时间的控制，它们都拒绝试图提高消费时间的生产。由此以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文化消费其实受到自由时间的限制也就顺理成章。

法兰克福学派对机械时代的文化批量复制的文化产业进行否定性批判，但是与此不同，加汉姆认为，作为文化产业的文化商品的核心则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文化商品有一种扩大市场份额的动力，有时这以获得受众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文化商品不像其他商品，它们不会在消费过程中被损坏。但是，即使这样也难以保证产品的稀缺性，而这种稀缺与价格息息相关。文化产业的生产者则通过多种方式限制介入，以制造出稀缺，从而实现文化产品利润的最大化。加汉姆认为，文化与媒体产品单位生产成本高，而批量生产使得单位成本大幅下降的特点，使得媒体文化产业的投资者倾向于增加受众数量来降低产品成本，即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润导向”。这也导致文化产业中所有权集中、国际化与多样化、跨媒体所有权三个主要结构性趋势的形成，这三种趋势实际上都在尽量扩大受众群，从而将风险分散。

图7-1格雷厄姆·默多克

格雷厄姆·默多克（图7-1）和彼得·戈尔丁是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默多克于1964年进入伦敦大学的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社会学，1967年前往苏塞克斯大学读硕士，后进入累斯特大学研究文化社会学，并是该校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主要成员之一，现任职于拉夫堡大学。默多克的代表作有《大众传播与社会》（1977）、《传播与现代性》（2004）、《传播与批评》（2005）。与其他人合著有《传播政治经济学》（1997）、《拆除数字鸿沟》（2004），与他人合编的有《市场化时代的媒介》（2007）、《媒介与文化》（2008）、《研究传播：媒介与文化分析方法实用指南》（2008）等。默多克的主要学术兴趣在于文化社会学和文化政治经济学，其研究涉及大众媒介工业的组织，媒介关于恐怖主义、骚乱和其他政治事件的报道、广告以及媒介新技术的社会影响等。[17]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默多克不断探究媒介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沿，是西方传媒理论界近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默多克反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文化研究学者过分夸大消费和“符号反抗”的象征作用，而坚持使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待新的文化消费现象。他指出，文化工业的独特功能在于生产一整套意义体系，多数普通人依据这套意义体系来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选择他们的行动策略。但是由于人们不仅仅是作为传媒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存在，而与文化工业产生联系。由此，对传播政策的研究都不应该单纯立足于经济效益的立场，应该时刻意识到文化工业的生产和传播政策的研究会直接影响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这样，才有可能对当代文化与传媒工业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决策。

戈尔丁是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之一，他曾在曼彻斯特学习社会学并获伦敦大学校外学位，此后他在累斯特大学做研究，是该校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主要成员之一。后来赴拉夫堡大学任教，现为该校社会学系系主任。戈尔丁还是欧洲科学基金会赞助的国际联合研究项目《变化中的媒介，变化中的欧洲》的负责人，兼任《欧洲传播学刊》编辑。戈尔丁的著作主要有《信息贫穷与政治经济学：媒介私有化时代的公民权》（1989）、《文化、传播与政治经济学》（1991）、《媒介研究与新媒介地图：欧洲传媒的双重危机》（1994）、《超越文化帝国主义：传播，全球化和国际新秩序》（1997，与哈里斯合编）、《媒介的政治经济学》（1997，与默多克合编）等。戈尔丁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大众媒介社会学，尤其是媒介作为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信息传输者及形象的塑造者在民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18]，同时也与默多克合作，对大众媒介的经济和政治结构进行了研究。

在对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时，默多克和戈尔丁主张传播政治经济学应围绕三大核心任务展开：第一，关注文化产品的生产，意义的生产就是在行使权力；第二，分析文本，以揭示媒介产品中的表征是与其生产和消费的物质现实相关的；第三，评估文化消费，以揭示物质与文化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五）阿芒·马特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马特拉是与斯迈思和席勒齐名的一位法语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他出生在比利时，在法国卢汶大学获得法学与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获得社会学研究生学位。早年在智利大学任教的经历使他被一些学者称为第三世界的传播学者，1962年赴法国雷恩大学任教至今。马特拉的著作甚丰，论题涉及文化、政治、大众媒介和传播历史及理论等。马特拉是主要用法语写作的学者，但其视野宽广、立论新颖的独特学术风格使其具有世界性声誉。其主要著作有《如何解读唐老鸭》（1974）、《传播与阶级斗争》（1979—1983）、《跨国公司与第三世界》（1983）、《传播与信息技术：拉丁美洲的自由选择》（1985）、《国际广告：公共空间的私有化》（1991）、《绘制世界传播的地形图：战争、进步与文化》（1994）、《传播的发明》（1996）、《让世界联网》（2000）等。

马特拉的学术生涯集中反映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国际视野和实践性。马特拉早先的研究与20世纪70年代初智利民众不满本国对美国的依附关系以及智利民选社会主义政府的实践紧密相连。马特拉对跨国媒体与第三世界，美国文化工业在国际市场中形成主导地位的机制，美国在国际传播文化政策中的主导地位，传播技术与社会，国际传播、战争、进步与主流发展模式，市场逻辑和文化多样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

马特拉在1992年初出版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是重点阐述国际传播的发展脉络的专著，围绕着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传播应用问题，包括近现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施动者的网络和战略的历史，传播学发展过程中连续出现的思想、理论和学说的历史，揭示传播的国际维度是如何形成、衍生并在技术和资本的推动下逐步扩散到全世界的。传播的全球化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因此，沿着历时性逻辑，马特拉所运用的概念主要有三个维度：第一，战争对传播具有推动作用。战争对信息传播的功能性需求，先是缩短时空距离的需要，同时战争期间对鼓舞士气的要求也促进了宣传鼓动的发展，甚至衍生出心理战这个专门学科。第二，发展主义的神话使金融资本走向经济全球化，从而模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最终是跨国的信息传播新网络按照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分配重新分割世界。第三，信息文化尤其是视听文化的全球流动引发了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在商品的标签下，跨国传媒集团用工业化方式推广的文化成了普遍的文化消费资料，而“消费者权利”成了文化传播的动力。

马特拉重点观察和批判传播世界强国的跨国媒体集团为了主宰其他民族的、地方的或群体的文化，从而在强制性传播中掀起全球化运动。他认为，文化同化的恐惧和文化认同的希望自传播工业化以后就成了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文化同时要受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化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跨国媒体集团标榜的所谓“现代化的整合”，虽然看似重视了信息接收者的权利，但却忽视了更加重要的问题。真正的信息传播应该是接收者和传播者之间互动的对话过程。因而在信息交流的不平等背后，面临着各种各样难以解决的冲突和问题。马特拉的研究既与斯迈思、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互为补充，同时也有第三世界变革的经验，还有法国与美国相对独立的传播文化实践作为研究背景，极大地丰富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域。

总之，对于媒介批评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文化帝国主义”和国际传播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批判以及对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传播全球化与民主问题的研究，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跨国传媒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更会导致信息和传播的不平等，而不是推进所谓的民主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的批判者，也是建立全球信息新秩序和促使全球媒介治理更趋民主化的推动者。传播政治经济学为媒介批评理论系统观察和解释媒介、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内在关系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和方法视角。

[1]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见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511页～5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见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511页～5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载《现代传播》，2002（1）。

[7]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见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511页～5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8]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载《国际新闻界》，2001（3）。

[9]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10]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11]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13页、14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12]郭镇之：《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载《国际新闻界》，2002（1）。

[1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25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25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5]见加拿大皇后大学社会学系网，http：。queensu。casodex。html。

[16]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见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511页～5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7]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20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8]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57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9]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见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511页～5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