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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1页）

后记

之一：从“十年”到“十年”

在我的心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字眼：“十年。”那是一个曾给我以“**”印象、知青身份和被南驰北往的火车载着失学的无限苦恼一次次地从城市运往“田野”的年代。从此我和别的插队生一样，学会了修理“地球”这个词，用来比喻自己的“新农民”职业。它的含义当然和现在所说的“地球村”不一样。它在浪漫气质下掩藏的小资意识，在精神夸张中忽略干科学事业的具体条件的盲动热情，在艰苦奋斗中丧失理论品质的迷茫心态，都是那一代人所熟知的。那个年代，人在“田野”，身不由己，我还第一次接触了农民，被安排和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劳动、学习和开会在一起，看他们怎样种田、怎样说话、怎样花钱、怎样婚丧嫁娶、怎样相互往来、怎样分家析产。而且，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不然一天早上，我们这个“新农民”阶层突然被创造出来，又被突然送到他们面前，两个群体如何面对、如何相处呢？那时我们还被要求“消化”到他们中间去，包括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两者之间的距离越小越好，没有更好。这种人生经历算不算是“田野作业”呢？在我读了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以后，这成了悄然飘浮在我脑际里的小问题。

1995年夏天，我到芬兰参加国际民俗学会举办的民俗学高级培训暑期学校，此行令我眼界大开。学校的主讲教授组成了当时欧美和亚洲一些国家田野工作者的顶尖阵容，里面有本书中多次提到的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克和安娜—列娜·茜卡拉、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美国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鲍曼以及口头程式理论的继起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弗里。鲍曼的讲课给我印象最深，记得他自始至终地站在那里，从头到尾地埋首念讲稿，操着纽约口音，语速很快，白色的稿纸像雪片一样一张一张地从他的指缝间飞下，一摞厚厚的讲稿在规定的30分钟内准确地念完，没有任何寒喧客套，台下却照样刮起了一场掌声的风暴，听者不约而同地用掌声赞叹他的理论思想的强劲力量，而且都知道那力量的源泉正来自田野。

我被分在赫尔辛基大学民俗学教授安娜-列娜·茜卡拉指导的一组，同寝室的室友是劳里·航克的学术助手玛利娅，这使我得以随时向她们请教芬兰的田野作业情况。安娜-列娜·茜卡拉从赫尔辛基带来了一个笔记本电脑，每天下午开小组讨论会时，她就用它来打字，记录我们的发言要点，并当场把她的总结意见打印给我们，这种写作方式和工作速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跟我在乡下趴在炕沿上写“学习体会”完全是两码事。在一个单元工作结束后，她就把那个“笔记本”放在一只暗红色的皮箱里，拎走离开。看着她那双细瘦的皮鞋踏在青草地上匆匆远去的样子，人们会联想起她在田野中的倩影。据说她的田野远足之处，抵达过芬兰的东部、瑞典的南部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还曾和她的社会人类学家丈夫一起到过南太平洋的玻利尼西亚群岛，做了十年的田野作业，因此她会说芬兰语、瑞典语、俄语、玻利尼西亚土语和英语。我听后有些惊讶，问她是否如此，她却平淡地说，芬兰的民俗学者人人都是这样，劳里·航克就能熟练地用四种语言工作。芬兰是国际民俗学的大本营，历时百年而一直保持中心地位，到20世纪末仍能凝聚像鲍曼这样的大学者，这可能是其中的一种原因吧。

美丽的芬兰湾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国土有70%以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国内产生过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产生过人类洗澡史上的桑拿浴、产生过民间故事类型的创造者，也产生过北欧文学史上不朽的英雄史诗《卡勒瓦拉》，这些都是芬兰人引为自豪的世界文化贡献。《卡勒瓦拉》的中文译制片《三宝磨坊》，“**”前就在我国放映过，写的是女酋长卢西恶婆的女儿嫁给一个穷铁匠的爱情故事，我小时候看过，历久未忘，猜想它当时也一定打动过无数像我一样异国少年的心。谁曾想多年后，我竟然来到《三宝磨坊》的故乡，就住在它的童话世界里。这里是约恩苏大学的科学考察营地麦克里亚尔威，一个在地图上小的让人找不到的北极圈里的小地方。时值夏季，沃野茫茫，漫山遍野的极地风光任人饱览。最有趣的是，晚上的光亮几如白天，营地进入“无夜之夜”，当地人需要拉上窗帘“造黑”，才能入睡。各国学者便在亮堂堂的“黑夜”里去“田野”中散步，三三两两地交谈学问，一路上欣赏白昼下的蓝天、彩云、红花、绿草和芬兰人恬静的生活，我始信这世上真有一块不眠不休体验田野的万古圣地。一天夜晚，安娜—列娜·茜卡拉请了来一位《卡勒瓦拉》世家的歌手到学校演唱，由于窗外太亮，不符合暗夜篝火中演唱史诗的古老民俗，她便指挥大家把遮光窗帘拉上，把屋里弄黑，又嘱人点燃蜡烛，模拟篝火，虚构了一个民俗志环境，那一夜的学校就成了歌舞的海洋。歌手不停地唱，安娜—列娜·茜卡拉和她的芬兰同行脱掉鞋袜席地而坐，安神倾听，时而按照情节节奏的变化伴唱或伴舞，姿态就跟当地的老百姓听众一模一样。当史诗的演唱变得欢快高昂时，她竟然泪流满面，忽然拉起另一个男教授在场内飞快地旋转、疯狂地起舞，跳了一圈又一圈，把飘逸的长裙卷成了袅袅白云，人也仿佛成了史诗中那赢得爱情的公主，那平时拎着红色皮箱高雅矜持的女教授风度转瞬不在了，只见她已把自己完全投放到一个民俗志文本中去体验其生命的过程。这时你不能不折服她是一个田野全才，承认她的本领和能力我们还一时达不到。经过一个阶段的理论培训后，学校正式安排了四天的田野作业实习。我们小组一行六人在安娜—列娜·茜卡拉的带领下，来到了芬俄交界的一座边境小村庄，调查一种叫圣·彼得·普拉斯涅卡的传统宗教节日仪式，事后我们全组成员合写了一篇题为《哈特瓦拉村的圣。彼得。普拉斯涅卡：阅读一种表演》的田野报告，并提交了一盘录像带。这次拍摄民俗学田野考察纪录片，对我们小组的每个成员来说，都是平生首次，为了表达对组长的感激之情，大家一致提议，在录像带的片头字幕上写上“导师安娜-列娜·茜卡拉”。

我从芬兰毕业时，获得了一张由国际民俗学会颁发的“现代田野作业技术合格证书”，颁发人是校长兼教授劳里·航克。安娜—列娜·茜卡拉站在一边，热情地拥抱我，表示祝贺。鲍曼从我身后拍下了这一镜头，作为“一次性”的纪念。那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这些国际知名学者在不同文化的田野作业中待人的真纯举止。此行时间虽短，却在我的求学道路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一个中转站，连接了我的前五年和后五年。

前五年，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过美国留学，学了几门有关田野作业的课程，也听了美国教授讲他们在英伦三岛、非洲的扎伊尔、北美的多米尼加和美国本土做田野的个人经历，开始接触了现代田野作业理论，在这先后，我自己在国内的华北和东北地区做过田野调查，有过很薄很浅的底子。芬兰之行的意义，在于把所有这些个人的零散东西集合起来，从整体专业水平、现代理论构架和国际技术规范上，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训练、刷新、整合和提升，给了我一个新的世界。

后五年，我根据在国内基层社会调查的实际，尝试使用适合国内民俗学田野作业的方法。在大学的寒暑假和一些节假日里，我到过河南、河北、山西和陕西的农村，搜集田野资料、开展课题研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参与完成了中美、中法国际合作项目。在这期间，我着重进行自己的探索，在不能套用芬兰理论的地方，包括在其他欧美理论行不通的地方，创造为我所用的观点方法。例如，在芬兰的边境小村调查时，我发现村庄的宗教仪式主持人毕业于美国的加州大学，深谙家乡的传统民俗，又能用流利的多门外语向田野工作者介绍；连那个演唱《卡勒瓦拉》的女歌手都是硕士研究生，人在日本留学，还计划将来到美国读博士，她要从理论到实践上，继承其家族传承的史诗遗产。这种民间受教育的程度与继承保护民俗文化的群体素质，在我国是不具备的。芬兰全国的民间文学资料挖地三尺，搜罗齐备，形成了现代科学档案管理系统，已用来接待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和培养本国的民俗学者与民俗表演人才，这个速度，至少也领先我国三十年。因此，在这些国情不同、条件不同、对象不同的地方，我们自己必须办自己的事。这两个五年相加正好等于十年。

时间不是切纸刀，一刀下去，边角齐整，不留毛边，怎么会呢？其实，在1982年以后，我也做过所谓的田野。最难忘的一次是1983年8月21日至25日，我刚读完研究生一年级，到辽宁省兴城县参加一个民俗学学习班，课后就地在海滨的一个小渔村搜集民间故事，进行采风实习。不过这种采风是旅游式的，事先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跟当地渔民做任何沟通，那些跟老乡闲聊的把戏，当过知青的人都会。虽然那次我搜集了七八个渔岛传说，但心里感到并没有什么收获，以为田野作业不过如此，凡下乡知青都能自学成才。之所以说那次永生难忘，是我在短暂的田野滞留中认识了北京大学的屈育德老师，她一个人在空气中漂浮着鱼腥味和嘈嚷人声的水边礁石上独坐，神态宁静，气质不凡，我眼前一亮，走了过去。以后我们就成了忘年交。我原以为天生不是做田野的材料，自幼身体不好，接触社会又少，照理说，缺乏从事田野作业的体力条件和个人背景。但自从见了屈老师，我改变了想法。我们初见面时，她已是劫后余生人，曾染绝症的伤痕仍留在她清丽的面庞上，她却从未以此为由拒绝下乡。对于关乎祖国人民文化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事业，她的热爱之情和敬业精神足以感召我的灵魂。那一次，谈到采风，她也谈到理论的指导作用，其见解之清晰和深入，我后来一直很少听人说起过。

1987年，我为了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曾到黑龙江和吉林做过田野作业。这时在导师钟敬文先生的要求和指导下，我已经阅读了外国民族志的著作，对科学的田野作业有了初步的了解。先生本人已不能带我去做田野作业，那时他已是84岁的高龄，到了坐拥书城的晚年，出远门下田野已经很难了，但他十分强调这项工作的学术意义，是我从事科学田野作业的启蒙人。后来我赴美留学、赴芬深造，也都是出于先生的鼓励。他在这方面的理论思考片刻未曾停歇，这从他后来一直催促我的师弟师妹下乡的意图中也可以看出。1998年，先生又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里面还是提到了田野作业，这些都对我的探索起到了长期的指导作用。

前十年的这些经历，不能成为后十年田野工作的直接材料，但却是间接的积累。所以，在本书中的许多认识，是针对这段经历有感而发的。

将前后两个十年相比，不能进行理论对话，但老实说，从我个人的人生经历讲，十年插队仍然对我后来的田野作业有意义。我对农村生活的心理准备和忍耐力是在那时锻炼出来的，我对农民群众的理解和敬意是自那时奠定的，我与民俗学的缘分也是从那时结下的，以后邂逅屈老师、又师从钟先生，便“命中注定”了现在的我，所以我不怕下乡，等我自己当了教师以后，也对学生这样说。

现在看，对什么是田野作业的问题，答案已经比较明确了：它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不是学者单方面的采风行动，也不是兴之所至的旅游出行；它是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内容我在书里都写了。

田野工作者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矛盾，就是既要和研究对象亲密地相处，又要和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因主观的感情结交影响了相对客观的理性判断。因此，田野工作者下乡时要很坚决、很热情，返回时也要很果断、很冷静。田野工作者的田野民俗志是在返回以后才写的，他们要从日常经历中跳出来做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说，田野作业的理论和方法又不是绝对的，田野民俗志也不等于民俗学的全部内容，这正是本书阐述的一个限度，希望读者了解。

为了促成本书的出版，先师钟敬文教授曾亲自撰写推荐书，鼓励我申请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现在基金批准、出版在即，他却溘然长逝，再也听不见我诉说深谢，这是我此生无法平复的哀痛。他晚年提出建设民俗志的观点，还亲手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古籍书目，嘱我给研究生开课时参考。他把一个思想、一个题目交给弟子，自己就走了，不仅对我，对别人也如此，这正是他的大师风范。等我完成了这本书，才发现自己仍游在他的无边思想的海洋里，他却已化作天风海涛，在一浪又一浪地推动着游泳者。宇宙天下，师恩绵长，此为万世不移之理。不久前，我又突然接到安娜—列娜·茜卡拉的来信，得知劳里·航克逝世，心头再度掠过一阵悲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钟先生从日本回国，发展了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并以此方式投入了反法西斯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劳瑞·韩克举起了芬兰《卡勒瓦拉》史诗的爱国旗帜，投身于反殖民主义和反文化霸权的世界潮流，推动了芬兰和北欧民俗学的建设。钟先生还在晚年根据祖国现代化的进程，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学说，影响重大；劳里·航克也在近年创立了《卡勒瓦拉》学院，提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中，发展以民俗学为主的多元文化理论建设，响应者众。两人不谋而合，都是20世纪历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学者，他们的谢世，是一代国际民俗学巨匠的陨落。我给安娜—列娜·茜卡拉回了一封E-mail，表示对劳瑞·韩克教授的哀悼，此时我却不知怎样写一封E-mail给天上的钟老。

本书的撰写得到许多学者的大力帮助。美国衣阿华大学的欧达伟教授（R。DavidArkush）听说我需要桑斯黛教授（Boein）的著作，不辞辛苦地到衣阿华大学图书馆查阅，并用E-mail准确无误地把信息寄给了我。台北的王秋桂教授在大陆改革开放后，曾来内地组织过几次大型的田野考察，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他多次把有关资料提供给我，表达了对大陆田野作业发展的关心和学术推动。法国人类学者艾茉莉（FiorellaAllo）在和我一起下乡的途中，介绍了她的田野作业经验和学术观点，使我增长了见识，她的分析头脑和活泼姿态，也让我对田野工作者的形象增加了感性认识。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社会学著作对我也有启发。在此向他们郑重致谢！

在本书的引例方面，我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的博、硕研究生。我曾将本书的一部分内容打印成讲稿，在本专业研究生课上试讲，得到了他们的良好反响。他们还配合听课认真地写作了专题田野报告，从他们的身上，我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好处。他们的田野报告富有他们的年龄段特点和时代气息，能反映出青年民俗学者对田野作业的理解、操作过程和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征得他们的同意，在本书中引用了他们的部分报告，在此向提供报告的各位同学致谢！

我从小喜爱读书和写作，这种性格和兴趣能够一直得到鼓励，全靠我的仁慈宽厚的父母。他们从不阻拦我的任何学习愿望，乃至从上小学，到中学，到“**”，到下乡，到上大学，到读研究生，到出国、到回国，到再下乡，他们对我的学术发展道路是一直给予关注、建议和支持的。在他们步入多病的晚年后，我因为工作的特殊原因，加上常年在假期外出做田野，不能及时趋前伺奉，以尽孝养之心，父母却反而叮嘱我不要因为他们而影响工作和研究，爱女之情深，溢于言表。在这里，我要向父母说一声“对不起”，以表达我的愧疚不安。由田野工作的性质所决定，我在自己的小家庭里也要牺牲许多天伦之乐，连平常的双休日也经常一个人独坐电脑跟前“想事”，很少与家人一起聊天互动。然而我能心如止水，几无干扰，可想我丈夫付出的理解。小女蜜蜜在大学里念计算机专业，每逢“老妈”写作，都充任电脑技师，围前围后，甘为现代民间的“左拾遗”兼“右拾遗”。本书打印稿的绘图、排版及部分引文的打字，皆因她的上手操作才得以完工。在此书出版之际，我向所有亲人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承担了此书的出版工作！我总想，“**”虽然破坏了很多东西，但难以破坏中国人爱读书、相亲近的民族传统，出版社是专为爱书者提供亲近服务的地方，因而尤其值得尊重。

董晓萍

2001年7月30日初稿

2002年8月20日修订

2014年9月20日再校

之二：在书斋与田野之间[1]

2014年秋冬间，我多次接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电话和邮件，通知拙著《田野民俗志》被列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精品文库”，将以精装的形式再版，作为作者，对这个消息既感到意外，也很高兴。现在读者看到的这本书正是它的第二版。本书从初版到第二版，中间经过了12年。这期间我一直在上这门课，每年一轮，其实书稿也一直在改。后来修改的依据有两个：一个是作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不同代际的学生们，在课上的反应与需求已有所不同；另一个是我所了解的国内外同行田野理论新进展和我个人继续做田野的认识的变化。我在新、旧两版书中都写到，田野作业者的“工具”正是自己对新版的变化，为了有助于读者把握要点，我想借最后写《后记》的机会，再做一些扼要的说明，以更好地发挥“工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