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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田野报告小说的记述策略（第1页）

第三节田野报告小说的记述策略

人文科学是需要描述的，因为它的科学基础正在于描述。没有描述，就不能记录大量的、生动的、本土的、风俗的、语言的、价值观的、情感的、个性的、日常生活的等千姿百态的人文现象，就不能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对人文现象做分析和研究，就无所谓人文科学。描述的胜境之一是田野报告小说。

一、田野报告小说的定义

田野报告小说，指田野工作者采用文学描写的轻松笔调，采用小说的文艺体裁，在田野调查点的社会生活和人物活动的范畴内，组织和撰写田野资料。与一般文艺作品不同的是，这类小说还包括田野注释、广泛的书目摘要和神话传说故事的重要部分的摘要。它的手法是文学的，但它的性质是学术化的描述。它通过这种描述，把人文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推向社会，把学者所发现的人类文化故事告诉整个世界。

这种工作具有明显的社会效果，能使个案的、枯燥的学术记录资料变成通俗易懂的、可读性强的、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读物。这种写法，从19世纪的英国人类学家安德留·朗就开始了，他的文笔简易流畅，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二、田野报告小说与文学传统

在我国，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许多现代学科的起步，都与文学传统多多少少有些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底子养育出来的特点。它的长处很多，主要是保持了民族化、审美化和情感化的中国风格，在叙述上，深入浅出，容易普及学科学理；在中西学术的对话与互动上，有利于带动传统话语的现代转型，引起轰动效应；在创建现代学术上，可以借助他者的文化视角、观点和分析方法，重新描述本民族混杂一处的文史哲资料，形成新的阐释体系。

近些年，国内有些方面的人文科学研究，喜欢宏观的、理念的、大框架的构想，而不去做实际的、田野的、系统的人文现象描述，热闹了一阵子，最后还是说不清本民族的人文科学到底是什么。自以为追随了西方的“后现代”，见了西方人才知道，西方人研究中国的人文文化反而更重描述，而且是具体描述、反复描述，再从中求结论、做阐释，得出了许多新概念。我们自己不描述，对人家的新概念的短长，就说不出所以然。相反，一些人没有学术描述而一味地追求文学效果，后果更糟糕，那将以自我文化解释他者文化，失去田野工作者对他者文本的使用权威。人文学者不描述的结果，是自我的失落。在许多时候，正是由于人文描述上的落后，才不能把学者掌握田野资料的优势，转化成人文科学的成果。在这一点上，要向前辈学习。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有无数的甘苦之言，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解决得好，他们的文学特长还成了他们登上学术高峰的天梯。

费孝通、钟敬文、林耀华等一批中国现代社会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民族学家，都是擅长文学描述的第一流作者。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今天读来，也是美文。钟敬文的《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研究“天鹅处女”等深奥的故事类型和晚清民间文艺学等复杂的科学史问题，多有学术散文，却无一不是科学著述。人类学家和民族家林耀华的社会学研究著作《金翼》，全书都有意识地采取了小说的文学体裁形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此书出版后，数十年来，在欧美学界和亚洲的日本等国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评价它把“中国古老、神秘的一切，变得比较逼真、切实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现代田野小说蓬勃兴起的情况下，作者曾再度回忆了这种早期小说的作用。他说：

《金翼》一书，是用小说体裁写成的。数十年来，不少读者、朋友在问：这部著作，究竟是虚构的故事，还是科学的研究？我想说，《金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这部书包含着我的亲身经验，我的家乡、我的家族的历史。它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同时，这部书又汇聚了社会学研究所必需的种种资料，展示了种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这部书中所叙述的故事及其人物，活动的年代是自辛亥革命到日本入侵中国之间的三十年；活动的场景是中国南方闽江中游的农村，从村落到乡镇乃至都市，活动的舞台是从农业到商业，从经济、文化乃至地方政治。而这正是我青少年时期耳濡目染的一切，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本书所描绘的每个事件，甚至细枝末节，从本质上讲都是真实的，每个人物都有所指。作为这个四世同堂的家族社会成员之一，对其多年中沿袭的风俗习惯、文化特质，我无不谙悉。然而，绝不仅此。实地观察和分析，是社会人类学主要的研究方法。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我在燕京大学社会系取得硕士学位前后，曾两次返回家乡，利用一年半时间，运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地、系统全面地进行社会调查，其后便赴美深造。这部书中使用的资料，相当一部分是在那时搜集并整理出来的。我本人出于这同一社会，以其参与者的身份，“自观”地对进行研究（这里可借用当代文化人类学的术语“emic”），也就是说，既有直接的从该社会内部进行的观察，又运用了科学的方法，透过大大小小的事件叙述，从微观到宏观，超越一个家族、一个地区的范畴，赋予其社会学上的普遍意义。我希望，这样做，能够得出更为客观、中肯，更加深刻，更切实际的结论。

总之，这本书所记述的，从纵向讲，有其历史的连续性；横向则具有延伸的广阔性。我试图在其中真实地再现三十年代前后中国农村生活的情景，科学地认识这一自然经济社会的剖断面。真实性、历史性、理论性的结合，是本书追求的宗旨。为了使原本丰富生动的历史事实不至于桎梏在刻板艰涩的论著形式之中，我采取了小说体裁，把全部材料重新加以组织，有机地融化在故事情节内。也许，单纯作为注重情节变化的文学作品来读，《金翼》是不大适宜的。

《金翼》描写的时代已经远逝了。但是，我们今天对于国内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还十分薄弱，对于汉族文化生活，对于汉族内部社会具体的调查研究及其系统化的科学成果也还为数不多，尚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本书虽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作品，或许还能作为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的参考读物[15]。

作者强调，“《金翼》是我在四十年前写成的一部研究社会学的著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文学风格与科学研究并不是对立的，但写小说只是记述策略，不能喧宾夺主。当然，早期田野工作者的小说写作，比起现代兴起的田野小说，由于整体学术积累的原因，在运用民族志文本的意识上还不够明确，在田野资料的叙述方法上还不够完备，在局内人和局外人田野关系上还缺乏理论阐释的成果，因此这类小说卓有开创之功，但也有英雄稚气，一时还难以达到“当代文化人类学的术语‘emic’”所说的表达他者文化的技术水平[16]。

国内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大都是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在写作习惯上，喜欢文学描述，成为一种专业性格。但是，如何把文学描述提升为符合学术规范的文学叙述？如何在不影响准确、具体的科学表达的前提下运用比喻、状物、抒情、虚拟等文学叙述手法？如何区别自己所使用的文学词汇与民俗志词语的差异？如何检验叙述者本人在描绘他者文化时严格遵守了田野作业的伦理原则？如何控制对自我写作能力的过高估计，自觉地去意识和说明个人在文学描述中所建立的原则、局限和现在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些都是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作为学术上的后继者，如果没有前辈的自觉意识，在学术描述上掌握不好分寸，文学描写又会成为他们做学问的天敌。

三、现代田野小说

在国际上，近年出现了一种新产品——现代田野小说，前面提到的美国女人类学家露丝·比哈尔，以一部《翻译文化的女人》名世[17]。她利用在墨西哥田野作业的资料，即写论文，有些小说，轰动一时。美国舆论界评价她把现代田野工作者的文学记述方法、策略技术用语、民族志原则和学者定位等问题，恰当地运用在两种作品中，对田野工作的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做了更为酣畅淋漓的发挥。

《翻译文化的女人》，在创作主题上，以民间文学的母题为原型；在情节构思的上，由他者文化集团成员和局外的现代人类学者共同担当主人公；在选取素材上，把田野作业日记、学者的情感活动、理性观察的经过、文化发现的随想和专业操作方法的应用等被田野报告抽象成只供研究者阅读的文本的大量原始资料，加以复原，连缀成篇；在背景的交代和解释上，使用他者文化的民族志文献，而不是殖民史的杜撰，并指出所有地方信息提供者的贡献和他者资料的出处。由此创作的田野小说，可以想见，是令人兴奋的。它使一直躲在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背后的田野工作者大方地走到前台上来，注视自己研究对象的活泼泼的眼睛，面对她的信仰王国里的精灵的挑战，重新阐释自己的文化。它也使一向被居高临下地采访和研究的他者文化提高了位置，当上了主持人，通过田野小说的广泛传播，获得了被外界了解的机会。所谓“翻译文化”的含义就在这里，它强调不同文化的一律平等，要求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解读，乃至“信、达、雅”。

女性人类学者的田野小说和一般文艺小说的区别是，作为女性人类学者，它更关注女性的命运，大多选择女性的题材；作为田野小说，它强调忠实于对方文化的民族志原意和人类学者的工作过程，遵循“出处原则”给出访谈人、使用文献和重要信息提供者的注释。一般文艺小说不同。文艺小说也使用民众文化的素材，但对这些素材的处理，完全听凭作家的灵感、创作意图和表现手法的调遣；它是个人的精神劳动，不受“出处原则”等因素的限制。我国目前的这方面小说基本上属于后者。尽管也有人把它们说成是“民俗小说”或“地方风俗小说”但与田野小说比一比，不难看出两者的差异。

露丝写田野小说的选择，在西方现代田野作业的思潮中，是属于比较趋前的一种。有几个条件，促成了这一工作设想的形成。

民族志教育的背景。近年来，女性少数民族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摄影家和作家的崛起，引发了西方女知识分子的兴趣。就露丝而言，最早对她产生影响的是一个少数民族女研究生，这个女生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她们师生之间的学术观点的分歧，给露丝思考翻译文化的问题，点燃了思想火花。

对家谱人类学的借鉴。露丝的另一个研究生搞家谱人类学，作为导师，她认识到，许多学生喜欢研究自己被养育成长的文化，正好反映了在人类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可以被解释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就是个别的、与众不同的。它只需要属于这种文化的成员的解释，不需要别人的解释。

女性写文化的尝试。写文化，被西方女人类学家解释为田野作业更实证的、灵活的、发现的、话语的和辩证的民族志写作。她们提出，在这种写作中，女性已日益显示了自己的性别优势。从前的人类学调查，都是由男性人类学家携妻子同往，但男人干、男人写；如研究巴厘岛斗鸡的吉尔兹夫妇。近年已经变成了男人干，女人写，原因是女性更善于评论别人，更善于理解传统，而且女性写田野小说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

一些田野工作者还提出，撰写田野小说，不妨碍发表相同性质的学术著作。因为两者都要得出符合人文科学的结论。比起学术著作，田野小说了更加文学化、诗意化，本身既像学术读物，又像文艺创作。这种小说，能够更多地吸引人们的视线，使人类学和民俗学这种以往比较枯燥的人文科学能拥有更多的读者或听众。科学让人不舒服，田野小说可以弥补这种不足。

四、民俗学小说

我国至今有小说而无民俗学小说，这是一种遗憾。但民俗学是需要小说的，因为民俗学有三个压力需要通过创作民俗学小说去化解：一是资料的压力，虽然民俗学研究民间文学，但民间文学的传播却要靠文学；二是研究的压力，民俗学的田野研究重视个人生活史，但个人叙述中的主观意识不是民俗，而是文学；三是非遗保护的压力，民俗学的本质是承认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这是一门富有差异化属性的文化科学，而这也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但民俗学只能揭示其中的“看不见”的精神种类和文化逻辑，文学却能保存其中的“看得见”的形象和文化符号，民俗学对于“看不见”和“看得见”的文化施行双重保护是有压力的，而它的解压者正是民俗学小说。

人类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其实都与文学有缘。但文学要与自然科学结缘，还要有合适的作家、合适的时代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结缘的合适的条件。近代文学就当过近代自然科学的新娘，比如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20世纪来到中国，曾引来中文读者为之唏嘘迷狂。我那时是念小学的小小少年，也加入了这股思想热潮。那时夜读小说，白天立志“向科学及进军”，一个人被两个梦牵着疯跑。后来我读了雨果的书，才知雨果早就讲过文学与科学的相关性，他说“没有一种心理机能，能比想象更能自我深化、更能深入对象。它是伟大的潜水者。科学到了最后阶段，就遇上了想象”。现代中国人对文学与自然科学的认识，也有自己的土壤。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亿万少年同唱的一首校园“红歌”，新中国少先队队歌，它的词作者就是中国文豪兼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先生。还有一些科学家，如华罗庚、赵九章、茅以升和王梓坤等，也莫不以科学家善属华章而被称颂一时。

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后，不乏自然科学向文学“求婚”的历史。20世纪初，中国的中西学术文化大碰撞、大交流，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纷纷建立，与自然科学共同成为人类科学大家族中的成员。一时间科学昌明、文学繁荣，“新”字当头的科学书刊和文学小说成了最高“票房”的赢家。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更为科学与文学的结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盛世舞台。五四响亮的口号“科学”与“民主”，更是从国家民族独立的高度上，揭示了科学“爱慕”文学的本质：它不仅是精英的权利，还是普通人的权利。但是，以往精英的权利备受关注，而普通人的权利却遭到蔑视。五四时期，已有现代作家为此而书写现代小说，揭示这一人类精神家园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以民俗学为例，曾起步于展现普通人权利的民间文学，就把民间文学当作理想化的文化价值体系加以构建。五四进步学者中参与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者，还遍及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古典文学、文艺学和艺术学等多个学科，使发展民间文学在广义上成为现代新文化改良和社会改革的一种方向。到了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传统仍在延续。民俗学本身，则始终把民间文学当作半壁江山，至今仍在学问结构上，以括号的形式，认同民间文学的研究，写成“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总之，在多重意义上看，都可以说，民俗学有“文学”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