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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田野作业过程模式的发展（第2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田野作业春风得意。在这段时间里，田野作业的经费最充足，当时西方强国对研究弱小民族、偏远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课题给予了广泛的支持。在美国，政府部门、政府的代理机构、私人公司和私人基金会大把地投钱，给雄心勃勃的远洋田野作业者很大的鼓励。在五六十年代，很多田野调查都是利用这些经费完成的。美国阿肯色州议员福尔布拉提出了“福尔布拉计划”，根据计划的规定，由美国政府给外国政府拨款，支持在外国的美国教师和调研人员在当地做调查。其他代理机构，如民族科学基金会（NST）和民族精神健康院（NIMH）等，也支持田野调查。一些私人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theFord）、洛克菲勒基金会（theRockeffeler）和卡内基（theegie）基金会也出资赞助田野调查。各种调查项目的开展，丰富了学者的经历、知识和眼界，使他们有机会从事深入地非西方民族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田野调查的经费开始紧缩。很多私人基金会不再支持这项工作。于是田野作业者开始缩小调查范围，从事无巨细的文化类目调查，转向对某一课题的定向调查研究。当然，这种转向，也不都是经济原因，也由学术发展规律所致。

田野作业大起大落的势头，给了田野作业理论一种沉淀的机会。田野作业者的新意和把握人类文化精神的能力，在这种无序的紊乱和巨大的反差中爆发出来的。美国人类学家墨菲（RobertF。Murphy）的理论于此时诞生。

墨菲认为，田野作业的定向研究，是要“理解民族志研究的复杂性”[24]。而从一个小问题入手，可以使研究更加深入，对所搜集资料的认识和把握也会更加仔细和准确。他举了一个欧美学者在非洲国家调查邦戈村的案例说，从前关于邦戈民族志上写：“邦戈—邦戈是父系制”，别人在读这句话的时候，却读不懂，因为他们不知道邦戈的父系制是以什么方式归纳出来的。当时的田野作业者又是如何将其归入父系社会系统的。

现代田野作业者发现，邦戈（Bongo）是一个位于非洲马里班迪牙加拉悬崖边的小村庄，每60年举行一次名叫“锡圭”（Sigui）的纪念仪式，村里居住的多贡人通过这个仪式，纪念人类发明了口头语言和第一位去世的先祖。每次仪式活动持续七年，第三年轮到邦戈村。在节日前，老人们聚集在一起。在锡圭岩穴里，头人奥里巴里在练习主持。孩子们砍响板，据说这样能发出祖先说话的声音。老人们重新给祭台涂颜色，代表先祖的四个大面具被摆放在岩穴的前面。在仪式上，所有的男人都要穿锡圭的服装，按年龄的大小在岩穴前排成长队，围着这一圣地跳舞，旁边有鼓乐伴奏，老人喝黍子酒。1969年，法国人类学电影大师让·沪什（JeanRouch）曾以他对邦戈民族志资料的深刻理解，将这个仪式拍摄下来[25]。他和他的学生每年去邦戈，做定向调查研究，坚持了30多年，由此把握了对邦戈父系文化的准确理解。

墨菲没有提到让·沪什的具体工作，但他用这个例子说，尽管现在已能看到前人的民族志，学者还是要自己去做定向研究。要看自己在田野作业的现场中听到和看到同样的民族志资料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而田野作业的实质，正是在最初观察与正式表述之前，提出田野作业者的一系列判断和概括活动，这就是研究。也许学者在到达调查点开始考察后，起初没发现什么资料在等他去搜集，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典型的、一目了然的父系制度资料可以被归纳，但他不能着急，要把自己的心情稳定下来。只要调整得好，眼睛带钩子，就能从他者生活得到收获。墨菲强调说，在田野作业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经过田野作业者的思维的中介，去“获知社会事实的本性”，进行“人类学家由他的观察出发来构造文化与社会系统”的学术工作[26]。

现代学者进行定向研究的方法，在早期田野作业者米德（MargaretMead）那里已经开始了，她在三个不同的部落进行调查和搜集资料，创造了这种工作的先例。现代田野作业者肯定了她的文化化与个性化研究，采用矩阵法，即多点调查法，搜集资料，避免搜集资料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在一个较小而相对完整的范围内，建立他者文化资料系统。其他方法有：

有限文化调查。田野作业者不是没完没了地搜集和记录，见什么要什么，而是要寻找学术焦点，观察他者的文化用语和表达语法，然后运用推理等方法，将他者的文化组织逻辑概念化。有限文化的定向调查也存在差异，需要注意的是，差异是文化体系的特征，也往往是社会组织中个体的特征。

专题调查。阿兰·霍姆伯格（AllanH）在南美玻利维亚的西里奥诺岛（Siriono），对当地居民在食物被剥夺条件下的生活进行了专题调查。

小结

现代民俗学田野作业强调过程模式与所研究对象是民俗文化事象密切相关。民俗文化是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经过各种历史、地理、民族、语言、心理、教育和行为方式的变化，最终形成的文化形态。有关民俗文化的搜集资料，不像正统的书面文献那样，有作者、有主名和有严格的历史分期，这就给民俗学者带来诸多困难，造成他们在田野作业中难以完全采用哲学的抽象推理方法、人类学的微观模拟方法和社会学的定量统计方法，等等。它主要采取个案法和类型比较法进行综合研究。当然，不是所有的民俗事象都适合做田野调查，有些口头传承的历史民俗到现代社会断层了，不传了，便无法调查。有些历史民俗在现实日常生活中失传了，却有幸为书面文献所记载，便可以开展文献民俗志的研究。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强调民俗学者要重视田野作业过程模式理论，因为它是民俗学者专业化的成年礼。通过运用田野作业过程模式，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实现向学者的过渡；民俗学研究者可以将资料搜集与学术研究统一起来撰写民俗志。民俗学者还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研究自己是民俗学的世界难题。在这方面，与人类学相比，民俗学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向外扩展的学术行为，在本土内为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而斗争，因此也没有人类学那种掠夺感和负罪感。与此同时，民俗学长期在本土文化中工作，不像人类学那样在异文化的剧烈冲突中成长，也缺乏人类学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能力。与社会学相比，民俗学侧重研究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民俗文化，对全球化下和现行政府治理体制下民俗文化变迁研究跟进不足，对民俗与现代社会生态环境、文化权利、媒体工业、网络信息和跨文化异质传播的关系阐释不力。与民族学相比，民俗学习惯于在文化内部做研究，缺乏民族学研究内外文化的双视角和语言能力，因而在跨文化研究走高的今天，民俗学显得技不如人。这些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代民俗学田野作业强调过程模式理论，就是强调它是民俗学者补充知识结构和发展理论思想的必由之途。民俗学学科要与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其他对“民俗文化”感兴趣的相邻学科加强对话，开展理论互补，才能有新的作为。

&hChiseri-Strateraein，FieldWandWritingReseach，UpperSaddleRever，iceHall，1997。

[2]费孝通：《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周星等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1。

[3]BronislawMalinonaautsoftheWesternPadeRoutledge&Soms，1922。on。1961。Illinois：ress，1984。

[4]费孝通：《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周星等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6～7。

[5]KarlG。Heider，SeeingAnthropology：CulturalAnthrophFilm，SedEdition，s：Ally&Ba，2001。p。66。

[6]WalterGoldsthropologyandtheingGrisis：AutoethnographicAppraisal，Ihropological，1977，Vol。79，pp。293-308。

[7]HortesePerandFriend，Ne。Norton，&Co。1966。波德尔马克尔于1928～1929年在南太平洋新爱尔兰密兰尼西亚岛莱苏人的村庄里做调查。

[8]引自[美]尤金·N。科恩、爱德华·埃姆斯：《文化人类学基础》，中译本，李富强编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10～15。中译本未标注英文作者的名字与国籍。

[9]R。F。EllehnographicResearch：AGuidetoGeneraldu：HarcourtBrace&panyPublishers，1984。Ninthprinting，1998。p。23。

[10][苏]尤·科鲁格洛夫：《民间文学实习手册》，中译本，夏宇继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6～10。中译本未标注俄文作者的俄文原名。

[11]P。A。鲍戈莫莉亚娜娅：《高等院校民间文学实习》，俄罗斯文学教研室，《H。K。克鲁普什卡娅莫斯科省立师范学院的研究札记》，俄罗斯文学教研室著作第9分册，1964：104。引自[苏]尤·科鲁格洛夫：《民间文学实习手册》，中译本，夏宇继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125。中译本未标注俄文作者的俄文原名。

[12]R。F。EllehnographicResearch：AGuidetoGeneraldu：HarcourtBrace&panyPublishers，1984。Ninthprinting，1998。p。23。

[13]BronislawMalinowski，Introdu：TheSubject，methodahisInquiry，InArgonaautsoftheWesternPacific。1922。Reprint。on。1961。Illinois：ress，1984。pp。1-26。

[14]（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姜彦稚校，长沙：岳麓书社，1986。

[15]费孝通：《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的体会》，周星等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1～12。

[16]Cliffeertz，Loowledge，Basic。1983。

[17]参见葛朗西：《狱中札记》，第12页，引自欧达伟：《西方史学界的下层文化研究》，董晓萍译，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化讲演集》，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62～73。

[18]引自欧达伟：《西方史学界的下层文化研究》，董晓萍译，原载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化讲演集》，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69～70。

[19]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11～12。

[20]ClaireE。Sterk，TridTripping：FieldworkonProstitutionintheEraofAIDS，InAaroerJ。BrolyingCulturalAnthropology：AnIntroductoryReader，FifthEdition，MountainVieublishingpany，2001。p。13，15。

[21][英]马林诺夫斯基：《序》，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3。

[22][日]中根千枝：《我的人类学观：说文化》，周星等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46。

[23][日]中根千枝：《我的人类学观：说文化》，周星等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6。引文括号中的字，除“群体”外，其余为作者所加，以便读者易于理解原文。

[24][美]罗伯特·F。墨菲（RobertF。Murphy）：《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据美国普伦蒂斯—霍尔有限公司1986年版译，中译本，王卓君、吕迺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64。

[25]PatriceFave：Sigui1969-LaedeBongo，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北京人类学电影周《影视部片选》提供，铅印本，1998年10月5日。

[26][美]罗伯特·F。墨菲（RobertF。Murphy）：《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据美国普伦蒂斯—霍尔有限公司1986年版译，中译本，王卓君、吕迺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