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一节 案头准备（第1页）

第一节案头准备

民俗者需要长时间地了解被研究对象，而田野前的准备工作会更长，包括从选题、案头准备，到集中研究某一具体问题。

田野作业的准备工作，主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即为什么做田野和到哪里做田野。第一个问题是根本，现代田野理论认为，田野作业的方向，是要了解自我文化以外的文化，并为此阐释某些理论假说，它们或许是很深奥的问题，也或许是很简单的问题，但不管怎样，田野之行都必须对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才有意义，而不能只为了搜集资料去做田野，更不能为了田野而田野。一旦明确了研究的目标，就要制订相应的计划，即解决去何处的问题，并提前做好各种准备。有了尽量周到的前期准备，才能保证田野作业的顺利进行。

一、阅读文献

在进入田野前的案头准备上，首先要搜集已有的民族志资料和理论；熟悉大量相关的学术资料，以便了解到目前为止民俗学界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已知道了什么样的民间信息？要通过文献和前人经验，熟悉和掌握下列一些基本问题：个人的社会化理论，不同文化系统的生产和交换、政治和权力、法律和习惯法、民俗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各种知识。与此同时，民俗学的田野作业者也要具备掌握民众生活及其物质状况诸层面的能力，例如，生态环境变迁问题，生存问题的技术解决方式，将民间社会的个体成员捆绑一起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超自然关系等。要考虑对它们如何认识？有何特殊的途径？或前人已揭示了某种方法？等等。此外，还要了解做田野的一些研究分析的方法，如民俗学的技术方法、人类学的技术方法、社会学的技术方法、民族学的技术方法和统计分析的方法等。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阅读民族志档案资料。包括历代民族志和民俗志、中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含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手写资料和地方老人口述历史记录等。

第二，地方文献书目。包括地方地方志、地方历代笔记杂纂、地方文史资料、地方地图地方田野作业者的资料描述笔记、手稿、报告、日记与研究著述和外来文化的学者对本地文化的研究著述等。

第三，考虑调查方向。就民俗学专业而言，是以研究传说故事为主攻方向？还是以研究村落民俗、社区民俗、民族民俗、信仰民俗或物质民俗文化为主攻方向？这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和获得资料的可能性确定下来。

二、田野作业选题

资料阅读结束后，根据所选择的调查方向，可集中考虑探讨一个田野作业题目，在自己认为思考得比较明白的时候，把它确定下来。

一般的田野作业选题，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尽可能完整地对他者文化进行描述和分析。

第二，集中注意力，对他者文化中的某些行为进行探讨。

第三，将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通常田野作业者会选择一个没有被研究过的民间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把它当作记录民众与其文化、行为的重要基地。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学界在田野作业选题上产生了新的革命，把重点转向了“变迁”研究，而不再固守“整体制度体系”的研究。一些田野作业者强调研究经济因素、特别是其中的技术因素对民俗生活的影响，这些技术因素包括：运用工具、资源的方式和社会结构等。还有一些田野作业者提出了文化生态的平行演化问题。也有的提出改进功能论，即认为均衡发展既非静态也非动态，而是在一组关系被另一组关系吸收和整合所产生的冲突中，在保持持续地、辩证地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功能。还有的主张由生产模式、支配关系来检验一种社会文化的性质等。

20世纪60年代以后田野作业选题的另一重点，是强调主体性，即研究民众集团本身的思想观念系统。因此，出现了前面阐述的结构主义、认知理论和象征资本研究的学说等。田野作业者们由此对他者文化的思想范畴、哲学概念和知识理论体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调查研究的途径，是借助了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掌握文化观念、民间信仰和民间文艺的真实含义。还有，重新发现物质文化的潜在的学术资源的问题，近年也受到了重视。现代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科学的、长期的和密集的田野作业基础上的。这方面的选题也可以考虑。

三、预设假说

选定田野作业题目后，就可以预设一两个假说，作为进入田野调查的理论切入点。实际上，没有人能搜集、记录一方民俗的所有资料，在这个意义上说，田野工作也是有选择的。为了集中注意力，有时要先注意某个焦点，形成一个假设，然后再求得验证。

假说与问题的提出，必须与当地民间社会的基本文化特征结合起来思考。对相当稳定的民俗文化、封闭孤立的民俗文化、变迁迅速的民俗文化等不同民俗文化形态，要注意把握，看到它们会影响到田野作业者对田野作业侧重点的选择，也影响田野作业者对搜集和分析资料方法的选择。

假设和问题的类别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概括性问题还是特殊性问题？前者要求对人、事象和事件有普遍意义。后者是特殊个案问题，并不呈现普遍性。如春节祭祖、放鞭炮和文艺表演有普遍性，春节出国旅游和上网虚拟聊天是个案。

第二是现实描述性问题还是史论性问题？前者适合做差异性调查，如年龄组和社会分层差异。后者适合做背景式调查，如补充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资料。

第三是解释性问题还是理论性问题？前者适合做意义类分析。后者适合做学术史研究，如解决这个问题对学术界的研究有何贡献。

第四是评价性问题还是比较性问题？前者适合价值判断，回答好不好、有没有的问题。后者适合做多元文化和跨文化调查。但初学者不适合选择这种问题。因为定性研究一般不涉及价值判断。另外，做比较研究，容易搜集可比较资料，忽略无法比较的资料，影响结论的客观性。

预设假说并不容易，有时会绞尽脑汁而未果。这时要多征求有经验的田野作业者的意见，并善于借鉴，以后自己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假说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假说是万万不行的。在现代田野工作中，没有假说就没有视角，就没有可控制的观察点，就不能建立有限文化分析的基础。一开始时，假说的叙述总是很笼统的，以后经过调查，不断调整，便会逐步形成一种带有独特田野意识的叙述语句。

田野调查的成果，不但要记录各种其他人前所未闻、尚属一团迷雾的社会事实，同时要对已有文化及行为的理论假说，对前人的理论提出有依据、有分寸的修正。

近年我在陕西参加了民间水管理与民间社火仪式的田野调查，最初准备的假设叙述如下：

这次调查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社火仪式与民间水管理的关系，就以往一些民俗田野作业者的认识看，华北正月社火中历来有祈雨活动，这是一个常见的民俗事象，其本身就与农耕用水有直接联系。但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问题，即社火中的祈雨仪式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禳灾仪式，它还无法证明老百姓实际上是如何解决水资源乏匮的心理焦虑的？也无法解释他们在度过缺水危机时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和社会管理形式是什么？设身处地去想，也让人难以置信，在一个水源不足的地方小社会中，农民只靠表演和想象，就能喝水吃饭。但联系表演和生活的中介究竟是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民俗田野作业者还要从仪式、民间组织和水物质文化的整体上，对“社火”与“水”的话题做综合调查，然后提出更具体的解释。

后来经过三次调整，才最后确定了理论表达的内容。

第一次，1999年到泾阳，原定观察传统社火，但下去后看到，现在的社火是镇政府官办的，于是重点调查了社火表演与官方对话的关系，个案地点定为对水电局有气的南强村角门组社火队。我们发现，当地民众巧妙地利用社火仪式，组织公共空间的对话，提醒行政领导部门改善政策，合理分配水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官民冲突，不会得罪官方，有时还多少能解决一点实际问题。

第二次，2000年到泾阳，原定回访南强村角门组社火队，但到了南强才知道，这一年镇政府没有组织社火表演，而选拔了包括南强在内的三个社火队到上一级行政地区咸阳市参加汇演。这一回，南强露了脸，镇政府也没有受到群众的当场攻击，两下都满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对社火队的锣鼓表演做了录音记录，才发现锣鼓点是产生强烈号召力的声音灵魂，是鼓舞男人阳刚行为的民俗动力。锣鼓点相同的社火队，属于一个人群群体，锣鼓乐谱不同的社火队，绝不在一块敲，甚至连给上级领导表演也不去。

第三次，2001年到泾阳，原定观察传统社火表演对民间用水的象征性管理类型，下去后，发现泾阳镇正在卷入城市化的建设。城边农民的土地被市镇建筑和商业经营者一块块征用了，农耕灌溉的用水量减少了，不少农民失业了，泾阳人正在由水利农业的富儿变成了新城市经济中的穷人。农民离开了土地、没有了房基地、又没有工业生产的技能，生活贫困，对镇政府的意见更大，连社火也不耍了。镇政府干脆把正月社火期间开人大代表会的日子也改了，免得群众上门拦告，两下见面都上火。另一方面，在离城镇较远的塬区和偏僻缺水的农村，农民照样耍社火，锣鼓队、狮子、龙灯都很活跃，但被赋予了“拉关系”的新含义。此外，在两个水利纪念圣地——泾惠渠渠首和三原县清峪河畔的城隍庙，依然是表演社火的历史故地，我们在这里惊奇地发现了绕龙王庙巡游社火和讲水渠风水传说的一个活博物馆。通过这次调查，加上以前的两次调查，我们对原拟假说有了如下认识：泾阳社火仪式与民间水管理的关系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社火仪式与民间水管理脱离了关系，发展了自己的娱乐功能；第二类，是在远离城市的农村，社火队与民间水管理仍有联系，社火表演农民的一种戏剧化仪式，被他们用来缓和乡村社区之间、家族与神灵之间、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建立现代社会关系的网络，对水资源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管理；第三类，是在水源神圣纪念地，社火表演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动态管理。经过三次调查，我们形成的假说叙述为：

不管是对“官水”的管理，还是对“民水”的管理，社火队都参与其中，成为一种特殊的现实管理和象征化管理。不过在不同的上下文中，社火仪式的表达内容也有所不同。

总之，田野假说要在多次出入田野后，反复修改、反复验证，才能提炼而得。一个通过检验的理论假说可以传达田野作业者的理论观点。

四、编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