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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民族志与中国民俗学田野作业的方式与问题（第4页）

在人多的时候，你找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任你记去，人家是毫不在意的。就是在一般的情形下，老练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也不会像台机器似的，让新见的人发呆。爱尔娜·瓦西里也夫娜（鲍米兰采娃）就是这样的人……（她）同讲故事的和其他在场的人谈起家常，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她的本子上又多了一些材料[51]。

鲍米兰采娃拥有很强的专业背景，能将田野关系文化化和学术化，这是从刘魁立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的。正确的进入方式，能使民众接受学者；正确的进入方式，能“成为调和主体与客体的实践不可能性中的一种跳跃”[52]，这种田野进入决定全程。

开头提到，西方学者批评邓纳没有保证必要的田野时间长度，包括进入民众集团的必要时间长度，被民众集团接受的必要时间长度和阶段性离开的必要时间长度等，但这指的是人类学者到异民族中进行田野作业。中国民俗学者是在本民族中搞调查，鲍米兰采娃与刘魁立等师生一行所从事的，也是在她的本民族搞调查，这就会缩短时间。当然，民俗学者花费时间的多少，要以达到预期的学术目标为限，这是不能动摇的。刘魁立称赞鲍米兰采娃总是超额完成任务，也是以原定的时间长度作标准来衡量的。他回国后，学着导师的样子，也制订了在“若干年内”，在东北的多民族地区调查的“很有规模的”时间计划[53]。

4。搜集资料的范围和技术

我国学者的民族志式田野作业，或者带有民族志意识的文本式田野作业，在搜集范围上，都有“撒大网”的搜集观念，比起单纯搜集民间文学文本，这样眼界要开阔得多。在搜集技术上，如此也能跳出阅读习惯的樊篱，容易从民俗文化传承的实际特点出发，记录对方的即兴表演和传统仪式，特别是民众在口耳身心方面的活动。有的学者还提出，对民俗文化传承中的“表情、动作、音调、情绪”和听众的反映等都要做记录[54]，这是更专业的做法，可惜我国学者能认识到这种搜集技术的重要性的不多。

5。学者的提问原则

以往我国学者认为，在搜集资料时，遇到对方受到外界的压力感到痛苦时，首先应该帮助对方解除痛苦，然后再向对方发问，这样对方的表现欲望和表演才能才会得到发挥。孙剑冰回忆说：

苏木图村有位青年妇女蓝子，很会唱歌，可是她在集会上始终不开口。……事后我才摸清底细，原来她大伯子在场，她不敢唱。她丈夫兄弟两个。这位丈夫不仅身体衰弱，性情也懦弱，虽然兄弟俩已分家另居了，他们夫妇还经常受老大伯的气。第二天，我们请唱歌最积极的吕白女老太太，悄悄地叫上蓝子和另外两个妇女，在歇晌时间，到党员张繁业（女）家中去唱。这一来，便得到很多“骨头里头的曲”。蓝子是从编唱她的实际生活开始的：“黄猫黑猫逼不了鼠，寻了个男人作不了主”……[55]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如何界定民间文艺搜集活动和群众工作的性质。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流行过苏联搜集理论，也提倡过群众工作。在当时的权威著作《苏联民间文艺学四十年》中写道：“在实际搜集工作中出现了一番新的景象：民间文学工作者们不再仅仅局限于记录原文，而且还在农村中进行了政治教育工作，如讲课或座谈，帮助安排业余活动等”[56]。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基层社会的人民群众刚刚摆脱被压迫、受欺凌的痛苦，学习做国家的主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鼓励群众增强翻身意识，是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的。与此同时开展的民间文艺搜集工作，在人民群众获得翻身成果之后进行，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民众与学者之间的陌生感和排斥情绪，激发了民众的表演才能，使学者得到了不小的收获。当然这部分搜集资料有政治化倾向，但也不能一概否定。

6。出处原则

刘魁立指出，搜集工作应注意出处原则。他坚持要求学者在提供搜集作品时，要同时说明“何时、何地、从谁那里记录来的，讲述者（或演唱者）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讲述者在何时、何地、从谁那里听来的”等[57]。他还就民间文学的表演特征，提出了记录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部分（如手势音调、表情）和记录上面说过的“听众的动态、反应、议论”的意见，他认为必须观察“民间作品的‘生活’”，因为“活鱼是要在水中看的”[58]。

许多学者的著述还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民俗学者不可能全部使用自己搜集的资料进行研究，应该允许使用第二手资料。本节开头讲过美国某些学者苛刻到不许邓纳引用其他学者成果的程度，这在原理上是行不通的。我国学者陶立璠阐述了这个观点：

现代人搜集的民俗资料，只要不是研究者本人的调查所得，也是第二手的资料。根据历史的文献资料和他人调查的资料也可以进行民俗学的研究。因为任何一个研究者不可能对所有民族、所有地区的民俗事象都作调查。借用他人的科学调查资料，是允许的。但一位优秀的研究者，又不能满足于这些资料[59]。

但引用他人著述要恪守出处原则，这也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

7。描写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专业工作者拍摄了记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科教片，他们在工作报告中，分析了用镜头写描述民俗的一些细节，值得总结，兹拈出几点。

历史记录的真实与现存资料的真实。清道光《云南通志》记载了这个民族“无屋宇、居山岩中”的史料，但拍摄《独龙族》时，当地群众已经住进用园木垒墙的草房。经深入调查，拍摄组了解到还有一户人家仍然住在岩洞里，就把这家拍摄下来，为认识该族早期的民居习俗及其现代传承，保存了素材。他们又拍摄了独龙族现在的住房，展现了该民族民居的变迁。

事件真实与观念真实。独龙族有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出门人常把粮食用小麻袋装好，沿途挂在树上，以备返回时取用。过路人无论多么饥饿，也决不擅自取食别人的东西。拍摄组拍了出门人将粮食挂在树上的情况，但过路人不随便取吃就不好表现，于是，专业人员事先设计了两个饥饿的过路人，走到别人挂在树上的粮食面前，摇摇头、再摆摆手，然后走过去，试图说明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结果被指出是假造的。因为很明白，这是外来人的思想，独龙人内部是不存在这种非分之想的，于是专业人员又去掉了这个镜头[60]。

现代西方学者认为，撰写民族志是田野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特点，是在记录口头叙事作品的同时，要描写民俗事件，包括仪式。但学者又要避免把自己的写作变成“现在本地人传播的文学的回忆与研究的再构建”[61]，这是一条戒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拍摄的民族民俗科教片资料之珍贵，就在于我国的专业工作者早在西方同行之前已有了自己的戒律，而且他们对民俗文化孜孜以求的态度十分可贵。

民俗志式田野作业的目标，是增进学者与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沟通。它并不要求学者把自己变成民众，而是要求学者在思想方法、行为方式和成果叙述上，顾及民众的反应，对学术活动产生社会责任感。它迫使学者以这种新思路考察自己在民众中的日常生活经历，在考察民众的同时也考察自己。这种工作模式导致协调和宽容的田野精神，鼓励学者和民众双方的积极性，这种来自田野的召唤，不是富有生命力的吗？

三、对现代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反思

中国、日本、印度、芬兰和德国调查民俗的历史都比较长，在学者的观点和方法上也有相似之处，如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历史与国家民族的现代史有关，民俗学者通过调查民俗，了解反思性的国家民族历史。当然，中国民俗学田野作业也有自己的特点。以下从整体上总结现代民俗学田野作业的主要特点。

民俗学调查研究的头绪千丝万缕，但最能打动学者的问题，是对这一学科的合法性、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围的持续争论，还有来自学科内外的批评。实际上，民俗学从未停止过在与其他学科的面对面的争论中构建自己的研究目标与方法。虽然这些争论常常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但从根本上说，争论的目标直指民俗学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它们在民俗学田野中会呈现得鲜活而具体。

调查认知与结果。以往我国学者以单独调查为主，但也有集体调查。自顾颉刚一行的妙峰山调查被承认后，还有多次集体调查。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民间文艺调查也是集体调查。这些调查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即将某个人、某个村庄或某一区域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解释其长期传承的历史和原因。学者在两种让人不满意的搜集方式中进行工作：一种是沿袭我国“采风”历史传统，由学者向当地人调查，但又不能得到当地人的理解，于是便更倾向于将被调查对象视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另一种是学术调查与社会运动相结合，把搜集整理后的民俗视为移风易俗的工具。这样做的结果，是出现理论逻辑上矛盾：一方面，在政治上，要保留进步传统；另一方面，在学术上，要保留全部民俗文化传统。这就使民俗学的工作一度进退维谷，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学者的他者感。以往很多民俗学者有采风的**，但由于缺乏人文理论支撑，对被调查人有思考而无感情，对田野调查有体验而无反思，对搜集方法有认识而无超越。他们是现场感受的“门外人”。在新民族志时期，田野调查者与被调查对象的关系处在变化流动之中，引起调查者对田野关系理论建构的变化，包括建立合理的伦理关系、合理的互利回报与合理的人文关怀。现代民俗学理论认为，学者要将“自我”与“他者”的定位调整到理论距离上，既不让距离消失，又能理解和尊重对方。民俗学者既要保持这种理性，又要保持这种感觉，这正是人文科学学者的特点。民俗学田野作业是与人打交道的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没有“人味儿”，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纯学术的田野作业是不存在的。

（二）由民间文学文本和民俗现象推导概念

民俗学者对民间文学格外青睐。在田野调查中搜集到的民间文学，在口头传播中有许多非文字的表达，如语气、表情和动作以及它们的民俗，被认为能形成民俗文化的概念和逻辑，没有它们，民间文学就成了死的文本。民俗学若喜欢利用民间文学，是因为将民间文学的文本、表演资料和民俗都搜集起来，可以被民俗学者处理成推导民俗文化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符号的科学文本。这种推导方式虽然局限于某类民间文学类型的深挖研究，但民俗学者认为，只需将这些类型推导为概念，就能发现民俗文化传承的一般规则。这一逻辑前提也会左右民俗学者的研究过程，例如，通过局部了解进行整体研究，整体研究依赖于局部理解；通过局部文献考察整体文献，整体文献依赖于局部特征的具体记载；通过局部变迁解释变迁过程，整个过程解释依赖于局部变动与整体过程的关系的解释。这种研究过程的弊病是民俗学工作长期存在着忽略整体的倾向：文本、术语、事象列表和调查方式，在文化内部并不统一，在描述和归类上也不够客观。现代民俗学强调民间文学与民俗事象关系的复杂性，引入了“文化空间”“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新概念，补入民俗学的研究过程。

现代民俗学者既向田野现场的地方学者（包括中外合作中的本国学者）学习，也需要探索某些新的方法，获得新的知识和新的概念。对以往使用的一些处于模糊阶段的概念，利用在田野中学到的新方法、新知识和新概念，加以修正和补充。

为了获得田野调查的最大有效性，调查搜集工作分几个主要部分进行，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组织各方面，并将这些调查资料放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语境中观察，也将民众群体与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区域社会文化环境等联系起来考察。所有这些工作，都有民俗学专业课程的支撑，教师为学生提供理论阐述和方法支持，再通过田野调查小组的集体讨论和撰写研究报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