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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历史科学在认识上的主要特点以及研究方法（第2页）

承认社会实践在检验历史认识中的作用，既不能简单化，也不能排斥其他的方法。史料的检验，就是一种被广泛采用，行之有效的方法。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进步，在已经发现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常常要反复认识、反复检验。因为，资料的多少虽无变化，但人的认识能力有了变化。过去不被重视的资料被重视了，过去未曾理解的资料现在理解了，因而结论必须重新验证，或补充，或修正，或推翻。新材料的发现对于历史认识的检验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史记》写了《殷本纪》，排出了殷代的世系。对不对呢？两千年过去了，一直未得到验证。甲骨文一出土，有了新的资料，经过史家考证，《史记》的说法得到了验证。再如关于《孙子兵法》的争论，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膑？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长期争执不下。因为检验的根据不足。银雀山《孙膑兵法》出土后，以往认识的正确与否立即有了不可动摇的结论。这充分证明了历史资料对于检验历史认识的重要作用。

由于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而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历史还有相互检验的作用。当然这主要表现在探讨历史规律方面，而不包括订正具体的历史事实。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民族学对于研究古代历史的意义。摩尔根对于印第安人社会状况的多年调查研究，终于揭开了原始社会氏族组织的秘密，这曾使得原先对于许多民族远古时代历史的理解，经历了一次全面的检验和再认识。这说明，某些落后民族正在经历的社会实践，具有再现历史，检验历史认识的意义。所谓“活化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我们从总体上认为历史认识可以得到检验，并不等于说每一项历史见解都立即可以得出正确与否的判断。不同意见的长期争论，限于资料和认识能力而暂时无法找到定论，都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于何时的争论，已经持续多年，但至今各家的意见还相距甚远，并且一时也难于统一。这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只能达到相对真理，它可以向绝对真理迈进，但绝不会穷尽绝对真理。历史认识同样是从相对到绝对，从片面到全面的无限发展过程。

历史是可以认识的。历史认识可以用社会实践加以检验，但是这种检验几乎是无止境的，通过一代一代的实践而产生的历史再认识，使历史认识愈来愈深刻。历史科学否定了历史的不可知论，它找到了一条通向历史真理的正确的认识路线，沿着这条路线，靠着艰辛的劳动，就一定能换来前人所未曾开掘的崭新的科学认识，并且不断从一个高峰登上另一个高峰。

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是对各种具体历史研究及其内在规律的探索的科学。其也是一门具有特殊性、综合性、整体性、真实性的具体的和实证的科学。

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讨传统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与建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之间历史的连续性，力图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及规律。中国经济史学从创立至今，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经济史只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其由于它的特殊性而被人们提出来单独研究。史学研究必须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同时又要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论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由于经济史的特殊性，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

（一）历史学方法

熊彼特明白地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由于经济史是史学的一部分，因此史学方法当然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而言，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因此也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

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对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的研究是了解过去经济实践的基础，因此离开了史学方法就谈不上经济史研究。

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胡适曾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做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2]傅斯年更加强调史料学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原因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3]。吴承明则指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4]。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何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例如，赵冈估计南宋中国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15，而该估计的基础主要是霍林斯沃斯（T。H。Hollingsworth）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杭州胡椒消费量对南宋杭州城市人口作出的一个推测（即杭州城市人口多达五百万甚六七百万）。麦迪森借助于史学家谢和耐（Jaet）和巴拉兹（EtienneBalaz）对南宋杭州人口数量所做的考证，指出霍氏之说严重不符史实，因而赵氏据此所得出的结论也“证据极其不足”。

运用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途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注：JohnHicks，ATheoryofEicHistory，p。2。）。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史学家来说，传统的史学方法都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

但不容否认的是，传统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5]。吴承明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第二，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第三，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第四，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第五，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唯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6]。

由于传统史学方法存在上述问题，只依靠它们是难以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做到所用史料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传统史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经济史的。

（二）经济学方法

从对《检讨》的反应来看，在一些学者心目中，经济学的方法主要就是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想法不足为奇。希克斯说：“凡是一种历史理论可能适用的历史现象，从我们对其兴趣而言，都可认为其具有统计学特征。经济史上的大多数现象（无论我们如何广泛地看），都确实具有这些特征。我们要问的经济史的问题，大都涉及那些可以具有此特征的类别。”但是希氏接着指出：“从本质上来说，这并非经济史与其他历史之间的差别”，因为“在史学的任何分支中，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在寻求统计学上的一致性。区别在于我们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因此把经济学方法等同于统计学方法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对于那些可以获得大量数据的研究对象[7]，只有依靠统计学方法，才能进行研究。但是对于那些数据不丰的研究对象，统计学方法就难以奏效了，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对于古代经济史研究并无多大用处。但是我们要强调：经济学方法决不仅只是统计学方法，而经济史研究中可以利用的经济学方法也有多种。在许多情况下，其他一些方法可能比统计学方法更为重要。

首先，经济学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济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框架。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如果没有经济学提供的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是无法进行经济史研究的。一些经济史学者拒绝经济学理论，但实际上他们也在不自觉地使用某种理论。至于这些理论是否正确，他们却并不去考虑。正因如此，他们往往在无意之中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典型的例子如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我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自清代中期以来，由于可耕地开垦殆尽，增加农业产量只好主要依靠提高亩产量。不少学者囿于这种习以为常的观念，把提高亩产量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唯一手段。而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并非同一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劳动、资源、技术等要素相互关系的变化。在耕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通过“广种薄收”的方法达到。相反，在劳动力供给过多的情况下，亩产量虽然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却可能恰恰表现了“内卷化”（或“过密化”）下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其次，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我们可以对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例如，在宋代江南，是否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江东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的劳动力，就会导致“精耕细作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呢？[8]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来看，“精耕细作”指的是劳动密集的耕作方式，而江东犁则代表了一种节省劳动的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与劳动密集型的耕作之间通常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与节省劳动的生产工具之间则通常是相互排斥的关系[9]。一般而言，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民通常采用的是节省土地的技术，而非使用节省劳动的技术（白馥兰也指出：“技艺趋向型”技术和“机械型”技术都能增加单位农田的产量，但前者可视为土地的替代物，后者则可视为劳动的替代物。要在二者之间做出合理的选择，必须考虑在一种具体的情况下，何种投入能够最大地提高产量）。农民在使用江东犁时，首先会计算使用的成本与收益，并与被使用这种耕犁而被节省下来的劳动的收益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不合算，那么就不会使用之（注：这一点，明末宋应星已说得非常明白。他指出：牛耕的效率大大高于人耕，但是在苏州一带，“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此外，如果没有发达的农村工业，使用江东犁节省下来的劳力也就没有了出路。在此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要使用江东犁呢？

按照范赞登（JanLutenvonZanden）的总结，近年来欧洲经济史学界研究近代以前亩产量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在意大利和东欧，主要是使用种子与产量之比的材料进行分析；第二，在法国、西班牙、瑞士、匈牙利等国，主要是使用什一税作为农业生产率的指标；第三，在英国以及法兰德斯，越来越集中于从遗嘱中获得的有关资料来估计作物亩产量和作物布局；第四，也有一些研究一直把地租资料作为农业生产率的一个指标。简言之，主要的差别在于资料类型的不同。至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仍是统计学方法。事实上，研究近代以前中国的亩产量的基本资料（田税、地租、家谱、分家文书、农书等），大体也属于上述类型。因此在中国亩产量研究中，统计学方法也是一种重要方法，但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原因是有关数字不够丰富，而且许多数字自身存在着各种问题。宋代亩产量记载不多，更难使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亩产量，因此必须求助于其他的经济学方法。

柏金斯（DwightPerkins）研究中国粮食亩产量时，使用了一种宏观分析方法：首先对一个地区人口和耕地的数量、种植制度以及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用作交纳赋税的粮食的数量以及输出入的粮食的数量等一一进行研究，然后以所得结果为据，求出一个平均亩产量。很明显，只要人口等各种数据没有大错，那么这个平均亩产量也不会离开实际情况太远。同时，又从各种史料中大量收集亩产量数字并加以考证，选出其中比较可靠者，与上面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和修正，从而得出一个最接近实际情况的数字。[10]其曾用这种方法对明后期（1620年左右）和清中期（1850年前后）江南的水稻亩产量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果是：明后期（17世纪初期）江南的水稻亩产量大约为1。6石米，清中期（19世纪中期）则约为2。3石米；亦即后者较前者增加了0。7石，增长幅度大致为44%[11]。这个结论与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差别颇大。虽然这个数字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是比起用其他方法得出的结果来说，应当是更接近实际情况。这种方法对于研究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肯定也会很有帮助。宋代江南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而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主要追求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价值，即使剥削也有一定限度。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大大低于和超过社会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总需求。这就为宋代江南亩产量的估计确定了一个可能的范围。倘若我们的估计超出了这个可能的范围，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页。

[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页，台北，里仁书局，1982。

[3]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收于《傅斯年全集》，第2册，5、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4]吴承明：《论历史主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

[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5～2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吴承明：《论历史主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

[7]例如，王业键所收集的清代的米价数据、李中清所收集的清代人口数据，都数以十万计。

[8]漆侠：《宋代经济史》，110、17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在分析精耕细作的发展问题时他还指出：“这种耕作方法除犁需要改进和增加鋫刀这个垦田利器外，还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这两条缺少任何一条都是不能成功的。”

[9]大卫·勒旺（DavidLevine）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由于劳动便宜而且供给充分，人们不愿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工资低，原始的生产技术仍是最有利可图的；低水平的技术，导致劳动集约化。”见DavidLevine，FamilyFormationinanAgeofalism，AcademicPress，1977，p。14。

[10]DwightPerkins，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a，1368—1968，AldinePublishingpany，1969，pp。14—23。

[11]参阅李伯重：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pp：125—127、13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