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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衣记（第2页）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是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份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青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据安徽文艺出版社版《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作者档案

张爱玲（1920～1995），原名张煐，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张爱玲出身显赫而没落的封建名门，祖父张佩纶是前清名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父亲张廷重是前清遗少，母亲黄逸梵是五四新女性。张爱玲1942年因战事从香港大学肄业回到上海后开始文学创作。1943年其处女作《沉香屑》（第一、二炉香）发表于《紫罗兰》杂志上。而后两三年间她陆续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成为沦陷期上海最著名的女作家。1944年她与胡兰成结婚，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分手，1952年移居香港，1955年旅居美国，继续写作小说和散文，同时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1956年张爱玲与美国作家赖雅结婚，1973年定居洛杉矶，1995年9月8日在寓所中孤独辞世。

她的创作大多取材于上海、香港的上层社会，挖掘都市世俗男女的心理，通过人物命运勾勒人世冷暖，塑造出“曹七巧”等被扭曲的女性悲剧形象，开拓了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其小说有古典传统文化根基，又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心理描写技巧与新感觉派有相似处，但更具张爱玲作品的独特风格。她的小说有苍凉萧索的韵味，散文则充满智慧和灵气，表达了这位旷世才女对世事独到新颖的见解。张爱玲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长篇小说《十八春》《秧歌》《赤地之恋》《怨女》和评论集《红楼梦魇》等。

含英咀华

本文发表于1943年12月的《古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全文如同一幅关于服装的风俗画，记录了中国自清朝以来服饰的变迁，显示出历史的厚重感。作者从作为日常用品或装饰品的服装谈到审美文化和民情风俗，进而谈到服饰与政治关系，推及民族性和人性，通过细致描绘服饰本身的精美，娓娓表达对人性和时尚的感慨，又根据各个时期不同的服饰特点揭示其文化内涵和社会心理。文章反映了作者的服饰美学思想，文笔华美流畅，语言炉火纯青，尽显机智和意趣。

全篇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随处可见绝妙的譬喻，显示出张爱玲惯有的机警、幽默和讽刺的文字风格。从服装的代代相同写出专制统治之下死寂的社会历史状况，“迂缓，安静，齐整”。在“耸人听闻的美德”腐蚀下，健康的女性美被畸形压抑。“对于细节的过份的注意”点出这是一个琐屑的时代。面对男人常常以“妻子如衣服”来贬斥女人，张爱玲并不正面辩难：“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机巧的反讽，令文章妙趣横生。得益于英国小品文机智幽默的特点，文中绝妙的譬喻，常令人赞叹不已。“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用词富丽娇俏，如“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檐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大量的色彩语言词汇，深具民族风味。无怪乎傅雷赞叹张爱玲的文章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

思考练习

1。张爱玲说：“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从课文中举例说明她是如何从人的服饰来写出世态人生的。

2。分析张爱玲的语言风格。

3。阅读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通过张爱玲对服饰的描写分析张爱玲的服饰话语和服饰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