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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群众文化的文化环境（第3页）

第二，对群众文化形式的影响。在群众文化活动形式中，大量吸收了外来因素，钢琴、小提琴、电声乐器与古筝、二胡、琵琶一起进入了社区；外国的舞蹈和中国舞蹈共同展现在群众演出的舞台上；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端午节一样成为群众文化的载体。国外的艺术形式和文化活动形式都已经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我国的群众文化活动中。

第三，对群众文化内容的影响。群众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在采用外来艺术形式和活动形式的同时，其内容也进入了我国群众文化活动内容。

其次，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汇中发展和繁荣中国群众文化也是历史的必然。人类总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养分来发展自己的文化的，在中外交往日益增多的今天，中华文化要想在世界上成为强势文化，必须要从了解外来文化，到接纳外来文化，最终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精髓，“为我所用”。我国群众文化是在坚持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与外来文化的交汇整合中不断发展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和交融，可以使我们的群众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汲取其他文化的先进因素，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发展。“输入-吸收-整合-输出”是国际文化生态的循环规律。

（二）中国群众文化面向世界、走向世界

中国群众文化在中华文化面向世界、走向世界中担当着重要使命。中华文化之所以绵绵五千年长盛不衰、历久弥新，其内涵在于兼容并蓄和博采众长，其力量在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群众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传统之中，群众文化中蕴涵着许多原汁原味的文化形态，这些都是最受国外观众欢迎和喜爱的。要拓展群众文化对外交流和传播渠道，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创新群众文化“走出去”的形式和手段，吸收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提升我国群众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积极推动中国群众文化面向世界、走向世界。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不仅表现在以经济、军事为基础的硬实力竞争空前激烈，而且表现在以科技、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也十分激烈。应当看到，我国文化在全球展现独有风采和魅力的时机已然成熟。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政治联系日益密切，生产投资贸易遍布全球，为中华文化传播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对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文化传播手段更加丰富，文化创新更加活跃，我国的群众文化队伍不断地走出国门，在异国大展风采。在与各国之间开展的中俄文化年、中法文化年、中意文化周等政府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中，群众文化成为重要的内容。群众文化走出去，不仅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学习和吸收着世界文化的精华；在吸纳世界文化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群众文化，扩大了群众对文化的需求面。

案例：“福永醒狮”走向世界

醒狮是我国一项独具特色的传统民间娱乐活动，代代相传，形成了灿烂的舞狮文化。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醒狮”有300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惊、奇、险”独特的表演特点。“福永醒狮”传承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加入现代的舞狮风格形成自己的套路，屡获国内外大奖，渐成我国南狮的杰出代表。

通过举办全国性的醒狮赛事，以及参与国内外各种赛事交流活动，“福永醒狮”正走向世界。福永桥头醒狮团在各地演出，2008年被列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随习近平同志出访比利时参加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2011年10月，代表中国参加在马来西亚神山举行的国际狮王争霸赛，荣获银奖。

近年来，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每年下拨保护经费4万元、福永街道每年投入扶持资金10万元、社区每年投入5万元专项资金、企业赞助5万元，专门用于狮队训练、比赛、道具制作等开支。

案例：中法建交40年，巴黎香榭丽舍涌动中国春潮

2004年1月，为庆祝中法建交40周年以及中国猴年春节，在法国举办了中国文化年。与巴黎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北京市派出了720人的队伍参加行进表演，浓郁的北京风情舞动在香榭丽舍大街。巴黎市长德拉诺埃和当时的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分别为参加游行的两只雄狮点睛，北京二中学生表演“红扇舞”轻松热烈，充满青春的活力。北京新秧歌队由平均年龄50多岁的北京居民组成，队员们灵巧地挥舞彩棒和彩帕，透着十足的精气神儿。杂技演员令人眼花缭乱的高车和抖空竹表演，京剧生、旦、净、末、丑演员的戏装亮相，威武的“秦兵”，娇羞的“宫女”，天真的卡通人物和窜蹦跳跃的“小猴”让沿途观众叫好不迭。

据庆祝活动的法方组织者加德·魏尔估计，香榭丽舍大街庆祝活动的观众至少有20万。正如当时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所说：“当中式灯笼映红香榭丽舍大街，当东方五彩文化旋风在法兰西大地上飞扬，人们领略的正是中法文化和东西方文明的和谐相处和友好交融所产生的无限魅力。”

四、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群众文化的发展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在实践中，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分野日渐清晰，文化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文化产业与群众文化互为环境，交互作用，循环互补，共同影响着人们的文化生活。

（一）群众文化是文化产业衍生和发展的土壤

群众文化为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文化产业队伍提供了人才资源。许多文化产业直接把民族民间艺术和民族民间艺术团队引进产业园区，与旅游结合在一起，向旅游者展示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风情，如一些民族园；有些文化产业是把民族民间艺术加以提炼、加工，形成现代舞台艺术精品，常演不衰，如杨丽萍根据云南民族歌舞加工整理成的歌舞节目《云南印象》；有些文化产业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如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园。丰富的群众文化资源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群众文化培养了人们对文化艺术的兴趣，扩大了文化产品的市场。群众文化辅导培训和群众文化活动提高了人们的艺术素养，增强了人们的艺术欣赏能力，使人们掌握了一定的艺术技能，也就为文化产业培育了消费市场。如马头琴是蒙古族群众喜爱的乐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就有马头琴制造产业，乌审旗通过举办马头琴艺术节，牧民在欣赏马头琴演奏艺术的同时，产生了对马头琴艺术的爱好；乌审旗组织文化馆（站）在全旗开展马头琴免费培训，参加培训的群众在培训班结业式上进行技艺比赛，获胜者奖励一把马头琴。通过培训，全旗培养了6000名群众马头琴手，50余支马头琴业余文艺团队，既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又为马头琴产业培育了市场。

案例：实景剧《印象·刘三姐》

壮歌，是广西壮族民歌的总称，有独唱、齐唱、重唱、对唱、合唱等多种形式。壮族青年在约定的日子像赶集一样聚集赛歌，称作歌吁，农历三月三是广西壮区最盛大、最著名的歌吁。一部《刘三姐》电影让壮歌唱响祖国大地，刘三姐也成为壮族民间歌手的代表性艺术形象。

由广西维尼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文华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等投资制作的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就是取材于壮歌和电影《刘三姐》。方圆两公里的漓江水域成为演出场地，十二座山峰作为演出背景，广袤无际的天穹是演出的天幕，构成全世界最大的山水剧场。四季景色不同，晴雨变化不同，演出的环境和景致也不相同。有67名中外艺术家参与创作，600多人参加演出。除广西锦绣漓江艺术团、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宜州刘三姐春光彩调艺术团参加演出外，还有沿江五个村庄的渔民参演，他们白天劳作，晚饭后划着竹排来参加演出。还有来自山区的侗族小歌手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姑娘，她们以原始的嗓音歌唱，朴素的动作舞蹈，在山水之间显得很美，也很真实。

这部作品于2004年3月20日正式公演。世界旅游组织官员看过演出后如此评价：“这是全世界看不到的演出，从地球上任何地方买张飞机票飞来看再飞回去都值得。”演出成为世界旅游组织最佳休闲度假推荐项目。

2004年11月，以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为核心项目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原“刘三姐歌圩”）荣获国家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称号。

（二）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群众文化的繁荣

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繁荣，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使群众的审美鉴赏能力不断提高，刺激了文化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群众文化质和量的提高。如石家庄市新华区兴办的文化夜市，把最能代表该区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和原生态文化艺术的于底舞龙、康庄跑驴、岳村秧歌、赵陵铺火流星、东三庄舞狮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进广场夜市；为辖区内传统木偶、剪纸、糖画、捏面人、脸谱、刀画、彩线编织、风筝、烙画、布艺等各具特色的民间艺人提供空间；组织辖区内文化团体、民间艺术家、广场文化志愿者队伍，开展“经典电影”、“广场表演”等“文化套餐”进夜市活动。文化夜市中注入群众文化元素，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需求，繁荣了文化市场，也提高了群众文化水平。

文化产品的创新，特别是创意性文化产品的传播，刺激着群众文化新形式和新内容的生成。文化产业的注入，使得原有的群众文化变得丰富多彩。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的博物馆内有一个儿童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魔幻城”，是一个文化与娱乐并存的空间。它以现代及未来科技中的建筑意象为载体，打造具有时尚风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区，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的锦绣繁华。儿童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和教育的基地，融合科技展厅、卡通剧场等功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式的参与和互动。如带有换像技术的川剧脸谱，能让群众切切实实感受一把什么叫变脸，可以由群众拨动的琴弦也处处皆是。户外露天演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尚舞蹈和世界各地的狂欢节庆都将在这里轮番上演。大大丰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与传播手段。

文化产业和专业文化工作者参与群众文化活动，发挥着指导、辅导与骨干作用。有许多文化产业直接参与到群众文化活动中，在各地的品牌性文化艺术节上，都有文化产业或出资、或冠名支持，专业与业余文艺工作者同台演出，已经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专业文艺院团送文化下乡，进基层，到工地，已经成为常态，文化产业和专业文化工作者参与群众文化活动，为群众文化带来了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