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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清时期人与巨鼋的冲突和互相复仇（第1页）

三、明清时期人与巨鼋的冲突和互相复仇

首先，治水工程的需要，使得人们对水兽水怪关注起来。鼋，竟然因其名称与刚刚被推翻的朝代“元”谐音，而从一向的受害者形象，变为危害人类的水中恶兽形象。而巨鼋的生存状态，因蒙受了恶名而莫名其妙地变得糟糕。于是，民俗心理从较为同情大鼋被捕杀，转而变得复杂，大鼋被认为主要犯有“两宗罪”——坏堤与毁船，两罪常被一起清算。明代《菽园杂记》记载：

国初，江岸善崩，土人谓有水兽曰“猪婆龙”者搜抉其下而然。适朝廷访求其故，人以“猪”与国姓同音，讳之，乃嫁祸于鼋。上以“鼋”与“元”同音，益恶之，于是下令捕鼋。大江中，鼋无大小，索捕殆尽。老鼋逃捕者，不上滩浅，则以炙猪为饵钓之。众力掣不能起，有老渔云：“此盖四足爬土石为力耳。当以瓮穿底，贯钓缗而下，瓮罩其头，必用前二足推拒，从而并力掣之，则足浮而起矣。”如其言，果然。猪婆龙，云四足而长尾，有鳞甲，疑即鼍也，未知是否。闻鼋之大者能食人，是亦可恶。然搜抉江岸，非其罪也。夫以高皇之聪明神智，人言一迁就，祸及无辜如此。则朋党狱兴之时，人之死于迁就者，可胜言哉！[1]

尽管叙事者从政治伦理角度为大鼋被“恶化”鸣不平，但主流文化之下的这一具有定性作用的“政治话语”，具有强大的舆论蛊惑、经济权力支配作用，大鼋的生存命运就由生态伦理问题变成政治伦理问题。在此权力话语作用下，关于大鼋作恶遭致杀戮的民间传说增多。“政治话语”的介入，甚至改变了大鼋文化丛的内在民俗模式。

祷雨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宁间旱，令捕蜥蜴，一时无获，多以壁虎代送官府，民谣有“壁虎壁虎，你好吃苦”之说。国初，大江之岸常崩，人言下有猪婆龙也，一时恐犯国姓之音，对上只言下有鼋也。太祖恶与“元”同音，令捕殆尽，时亦有“癞鼋癞鼋，何不称冤！”呜呼！世受诬而被害者，不知其几鼋与壁虎哉！孰得与雷霆抗哉？[2]

民俗传闻中的“置换”，与祭祷仪式中的置换，在大鼋“恶名”这一民俗事相中，汇为一处。以至于许多雅俗共赏的通俗小说，也不免受到这一迎合当道的“主流话语”的民俗整合浸染。尽管事实上这是一个对于特定动物的无妄之灾。如清代长篇小说《绿野仙踪》第十六回，则进一步将大鼋危害作用扩展为兴风作浪，无恶不作的水中恶兽。当冷于冰问起川江内船只遭毁，人命被伤原因，众神回答：“这段江名为孽龙窟，最深最险。江底有一老鼋，已数百载，屡次吹风鼓浪，坏往来舟船，实系此物作祟……”大鼋就这样被妖魔化成了“身躯大经亩许，力大无穷，且通妖术”的罪恶的妖鼋。在剑侠诛杀大鼋过程中得力于某种神器，来自于《封神演义》等神怪小说早有的“木剑”、“雷火珠”，而更得到民间奉祀的水神——江神的协助。而剑侠冷于冰只要“手掐剑诀，飞符一道”，就能拘来大小江神：

于冰将木剑取出，上面书符两道，付与江神道：“可速持吾剑，投入鼋穴，自有妙应。”江神等领剑入水，见老鼋还在那里食落江男女。又有那些不知死活的鱼虾，也来赶吃人肉，统被老鼋张开城门般大口，一总吞去。正在快活时，江神等将木剑远远的丢去。那剑出手有光，一道寒辉，掣电般直扑老鼋项下。只见那鼋从口中吐一股青气，将木剑冲回有百馀步远近，在水中旋转不已；只待青气散尽，那木剑又照前飞去，仍被青气冲回。如此五六次，

众江神见不能成功，将木剑收回，齐到半空中，细说妖鼋利害。于冰道：“此必用前后夹攻之法方可。”随将雷火珠交付江神，吩咐如此如此。众江神领命，握珠者远立在老鼋尾后，持剑者仍在前面，将剑丢去。老鼋复吐青气，不防尾后响一声，雷火珠早到，打在老鼋尾骨上，老鼋虽觉疼痛，却还不甚介意。江神将珠收回。复向老鼋掷去，大响了一声，这一珠才将盖子打破，疼的老鼋声吼如雷，急忙将身躯掉转，张着巨口，向众江神吐毒。众江神收珠倒退，却好木剑从老鼋背后飞来，直穿过老鼋脖项，血势喷溅，波浪开而复合者几次。那老鼋踯躅跳跃，无异山倒峡崩，江面上船只又被水晃翻了许多，于是蹬开四足，向江底芦草多处乱钻。只见那剑真是仙家灵物，一直赶去，从水中倒起，转一转，横砍下来。将脖项刺断一半，老鼋倒于江底。那剑犹往来击刺，好半晌，鼋头始行坠落。于冰在云中等候多时，方见众江神手捧珠剑，欣喜复命，细说诛杀妖鼋原委，又各称颂功德。正言间，忽听得江声大振，水泛红波，见一鼋头大有丈许，被众神丁推涌上江岸。看的人蜂屯蚁聚，都乱嚷上帝降罚，杀此更古未有的怪物，从此永庆安澜，商旅可免覆舟之患矣。[3]

明清人们认为鼋是水中害人祸害之一，在上面原本是特定朝代人为制造的“大鼋坏堤害人论”的影响下，人们又不免于“过屠门而大嚼”，在想象之中憧憬着超人勇士能在风浪中搏杀那些危害人类的巨鼋。在清代一部并不显眼的《水浒传》续书中，还描写了一个泰兴人侯朝，手持一杆八十二斤重的浑铁火叉，凭借在深湖中勇斗大鼋而远近闻名，其水中斗鼋，生动地展示出当时的生态环境多么符合南方水乡的理想化图景。说是一天他正在湖边洗澡：

忽有一个癞头鼋见有人在水内，便张开血盆大的口，舞着四爪，掀波踏浪的赶来，要拖他去吃。他见了大怒，便提叉又跃入湖中，与这癞头鼋在水中一踊一跃，来来往往，竟如厮杀般赌斗。岸上的人俱各惊呆。他两个斗了半日，只见那癞头鼋渐渐的爪迟嘴慢。被他看得亲切，只一铁叉打去，正打在癞头鼋的头上。那癞头鼋一时负痛，沉落水底，逃去得无影无踪。他也上了岸来。众人喜他勇力，买酒请他。不期过不两日，忽又见河中水面上这癞头鼋探出。一时惊动多人，只向水中发喊、抛砖丢土，赶逐它去。有人去报知侯朝，侯朝即提叉跳入水去，与它厮斗。却见这癞头鼋不似前番雄赳，展足昂头只在水中垂首上下颠簸。侯朝看明，方知已死。他便拖上岸来，砍剁分给众人去吃，便分给了八百馀斤。[4]

他自此而闻名，当地人们就称呼他是“癞头鼋侯朝”。虽然大鼋被刺杀，事出有因，是误将英雄当成自己的食物，然而也能看得出，这水域的旧有主人癞头鼋生命力是多么顽强！这一片水域是活水，“北接楚州，西通邵白，故此城内永不干涸”。癞头鼋很可能是外地游来的，不过是行使了自己作为生态主体的捕食本能，也并不知道进入了另一生态主体那强势的人类活动的区域，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不过，也有的大鼋则属于较长时间地危害一方，民间呼唤着勇士能入水捕杀：

时长桥下有巨鼋，恒出为人患，县官募有能捕之者，予重赏。里人交谓之曰：“君能之乎？此鼋能激水三千丈，吞吐云雾，腾沓波涛。君恐非其敌也。”生忿然作色曰：“此蠢然一物耳，何足污吾刃！既欲为公等除害，奚惮一行！”即时仗剑入水，须臾，浪涌若山，潮翻如雪，奔腾澎湃之声，震闻数里。经一二时许，乃渐平息。群见生剑悬鼋首，踏波而出，左手持革带，既近岸，视之，鼋也，盖以革带贯其甲裙故也。群众争曳之登岸，大几亩许，脔之，饱数百人，江水尽赤。里有长老曰：“子前身殆周处也！何不致力于学，博通古今，以备他日国家用。”生喜，乃折节读书，不复问户外事。无赖之图报者，其念亦寝。[5]

比起所受佛教生命哲学影响较重的唐人笔下的“谢二”等故事，从生物各物种之间平等相待的角度衡量，上面的人们对待巨鼋的观念实在是大为退步了。

其次，是表现大鼋对于捕杀自己的肇事者的报复，变得较之先前富有智慧并带有幽默的色彩。鼋精竟然能站在水族立场上控诉人类的捕杀罪行，让捕杀者也尝尝即将被人宰割的恐惧。明末方汝浩《东度记》第六十回写老鼋精，痛恨捕窃（捕快）捕获同类，要找他报仇，不满于来思母子又用膏药疗救那捕窃，因后者“捕我辈水兽多年，忍心伤命，积仇已深。前因遇着，正要吃他，被他得命走脱，止咬了他一只左脚。正要与他日久不愈，以致伤生，却被你膏药医好”，鼋精振振有辞地控诉人类犯下的捕杀罪行：

“人害了水兽，是人倚着强梁势力、机巧法儿，伤了水兽。可怜那水兽势力不如人。善人说得好，蝼蚁贪生，它岂不惜命？天地间，善有善报，恶有恶因。死兽有知，宁无怨恨？鬼神有灵，岂不察此怜彼，与杀兽之人做一个对头？任你机巧势力，却当那神鬼暗算不过。实不瞒你母子说，我这海中龙王甚威，也恼那机巧捕获水兽的。我因诉这世间强梁倚势渔人，也叫他个瓦罐不离井上破。有时风浪恶，长年渔人也落水，丫头孩子也失脚，不留他的。”……鼋精听了，怒目直视着来思，说道：“世间凡事有个从中的道理，有个慈悲的心肠，谁教那捕窃忍心机巧，捕获无厌？又因那馋口恣意的世人，取食过多，减膳辍乐。圣人也有个斡旋造化、解谢根因，难道这个功德，你母子也不知？”来思被鼋精说得闭口无言，只叫：“我们回到捕窃家，劝化他改业，如今求你莫要黑漫漫地吓我们。”[6]

叙事者假借鼋精之口诉说自然生存法则：弱肉强食，但“凡事有个从中的道理”，不可“取食过多”。当然，这显然是现实人生法则的翻版，自然也是适用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这一番辩论，尽管鼋精的立场是基于佛教诸生平等、戒杀生灵，事实上就是众生平等观念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一次形象的较量。更加富有意趣的是，小说第六十一回还写鼋精率领众虾鳖鱼虫众小怪战败了捕窃，并将其也变化成大鼋，把渔人变成鱼虾，让他们彼此不妨也来一个角色“换位”，感受一下被宰割的恐惧：

这捕窃看看败了，倒卧在沙上。鼋精看见，忙吐了一口黏涎，忽然把捕窃身子变了一个大癞头鼋，鼋精却夺了捕窃的精气，变了一个捕窃。众小怪见了问道：“这意思却是何故？”鼋精笑道：“他弄我，我弄他，叫他自弄自。待我也把他村市上去卖，叫他也尝尝滚水油锅之苦。”众小怪听了道：“这等说来，那海岸上我等鱼虾仇人，正在那里撒网把钓哩，我等也去使这个方法儿，叫他大家也与市上吃我们的尝尝滋味。”说罢都飞星去了。却说捕窃被鼋精迷了身形，变作大鼋，被假捕窃挑到村市上，一时就有市人携钞来买。假捕窃手里拿着把尖刀，说道：“老官，你要整买，却是零买？”捕窃此时两眼看着，耳里听着，心里要说，却说不出，乃想道：“若是市人整买，还挣得一时性命，若是零买，便要刀割。我想当时卖鼋，整卖零卖，便是这个光景。”正在恍惚如梦惊疑之处，忽见那些小怪，也把渔人迷变了鱼虾，小怪却变了些丫头小孩子，提着篮儿篾篓，口里叫着：“卖鲜鱼与活虾！”那渔人却不能与市人说话，又不能喊口叫冤。你看他一个个攒眉眨眼，状若乞怜。他却见了捕窃，认得说得，彼此只是互谈诧事。任他喊叫，那市人数钞不理，只得交钱拿去。[7]

这段“角色互换”描写，极有生态伦理意义。故事的逻辑前提就是不同生物，如人与鼋之间的偏见。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利·亨利的生态文学名作《鱼、人和精灵》即咏叹人眼中的水中之“鱼”，是这样的奇怪：

你这稀奇古怪、面带惊讶、大海里的可怜虫，

三角眼，耷拉着口角，张着大嘴，

你无休无止地吞进大海里的盐水，

你冷酷，虽然你的血有幸被染成鲜红，

你沉默，虽然你常住在咆哮的海涛中。

……有的圆，有的扁，有的细长，都像鬼怪

没有腿，不懂得爱，声名狼藉地清清白白。

至于水中之鱼的眼中，那些怪模怪样的陆地上之“人”，这种两条腿的家伙，更好不到哪里，他们竟然是如此的怪异、丑陋不堪：

奇异的怪物！……啊，扁平的、丑恶不堪的面孔，

阴森森地和下面的胸膛截然分离。

你总是在旱地上阴沉沉地走来走去，

岔开身躯，迈着荒谬可笑的步子，

一叉又一叉，辱没了一切优美的风韵，

你那废置无用的长鳍——毛茸茸，直挺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