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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第1页）

2002

一剧两味

《大红灯笼高高挂》

丝绸般柔滑

浮在《银河》上的多条丝线

跨越国界的音乐

……

一剧两味

2002年度的香港艺术节攀上了艺术高峰，其代表作品是《文姬：胡笳十八拍》，一部90分钟的室内歌剧。这个制作演了三场，成功而清晰地把艺术节的跨文化特质作了一个总结。

《文姬：胡笳十八拍》的作曲家是林品晶（在澳门出生但在香港受训的作曲家，现居美国），编剧是徐瑛（湖南出生，现在北京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歌剧把蔡文姬这位汉代诗人的真实故事摆上舞台。这位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被胡骑掳劫，与南匈奴首领左贤王相处12年。她生了两个孩子后，汉廷使者以金璧赎文姬归汉。于是，女主角面临抉择：留在左贤王与孩子身边，还是回到家乡。

这个故事在不同的年代，代表着不同的政治观与伦理观。我们留意故事情节如何被搬上舞台，通过观众对文姬的态度，也可以看到中国家国观念的不同层面。在和平盛世，一个传统的中国女人，无论她在外已经做了多少事，尽了多少力，也一定会选择回国回家的。

在这个室内歌剧里，林品晶不但可与剧中“身处西方”的中国角色取得认同，更可挖掘故事中东西方音乐冲击的可能性。歌剧里只有三个角色，但她从中塑造了细微而很个人化的音乐语言。演员们也是充分地表达了这种精神的：旅美中国女高音李秀英饰演文姬，美国男低音埃坦·赫舍恩费尔德（EthanHersfeld）饰演左贤王，京剧演员周龙代表了整个汉族，是歌剧的叙事者，也分别演出使者、将军、文姬父亲这几个角色。

舞台上没有什么布景和道具。导演林德·艾科特（Ri）善用简单的黑盒形式，制造很充裕的空间效果。与本年度早期在纽约亚洲协会（AsiaSociety）首演用的小舞台比较，香港大会堂剧院给这个像小鸟的歌剧提供了很好的机遇，让它展翅高飞（歌剧是亚洲协会与香港艺术节的联合委约作品）。在香港，伴奏乐队有自己的比较宽敞的乐池（在亚洲协会的演出，乐师们只可以躲在台边）。乐队的配器也恰好把西方与中国乐器拼在一起：双簧管、黑管、大提琴、二胡、琵琶、古琴。

这些元素很罕有地、充实地融汇起来，而这种融汇包括了音乐与舞台美学。中西方舞台与音乐的不协调的情况，正反映了戏剧情节的要求，也是中西冲突的标志。本年度香港艺术节的其他项目，特意推广不同国家的大型项目：西方的代表是俄国莫斯科大剧院（BolshoiOperaTheatre），而中国的代表自然是中国京剧院。要是观众想找一个自在的中介，《文姬：胡笳十八拍》正是最佳选择。但是，我却难以肯定，其实有多少人属于这个“中介”类别。我到场欣赏的一晚，这个450座位的剧院竟没有坐上一半人。

翌晚的观众出席率却完全不成问题：我到了屯门大会堂（1400座位）观看《文姬归汉》粤剧演出，全场满座，一票难求。这套戏分六场，历时超过四个小时（包括中场休息），这一场《文姬归汉》是陈好逑一连演五场系列的压轴戏。有人说，陈好逑参与粤剧演出超过半世纪，她的声誉与艺术造诣，可以媲美西方的克莉斯塔·路德维希（ChristaLudwig）。

过去十年，香港与其他有广东人的移民地区里的粤剧正在复兴。业余曲艺社就像西方的业余合唱团或业余剧团一样，蓬勃发展。虽然粤剧与中国的其他地方戏有相似的舞台与音乐美学，但由于粤语的韵律比其他方言更加丰富，这个南方艺术形式便得以另树一格。与西方歌剧以咏叹调与宣叙调对比推动剧情有别，广东地方戏的念白与歌唱的不同搭配更为丰富，更可贴近人物感情的发展。

陈好逑掌握文姬的痛苦抉择，功夫了得。就算一句话或一段唱腔，她都很恰当地平衡感情与牵制节奏，效果令人眼前一亮。与她同台演出的六位名伶，最出色的是阮兆辉，他也是当今一位粤剧大师。阮先生也是这套戏的作曲家—应该说，为了配合剧本，他选择曲调，也设计唱腔。文姬这位传统的中国女人在最后一场，以“归汉”结束。

我在前一个晚上看《文姬：胡笳十八拍》时碰到阮先生。演出后，当我还在思考这两套制作的艺术鸿沟与不同观点的时候，竟遇上他。他坦然告诉我，搞不清楚这部新作品的命意。他承认舞台上或者呈现了一些中国元素，但他没法了解音乐风格与情节处理，也承认他自己从中找不到可以认同的中国文化。

这样说吧：也许阮先生已经明白了林品晶的室内歌剧了。

《大红灯笼高高挂》

如果香港文化中心建筑群的大红灯笼在今年春节前不是早已挂上，香港艺术节的观众或会怀疑，这些灯笼也属于芭蕾舞剧的宣传伎俩。

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星期在香港演出，这套舞剧令人引颈期待。因为香港艺术节正是委约这套舞剧的主人公。去年，《大红灯笼高高挂》被安排为艺术节的重头戏。它本应是2001年2月世界首演，可惜制作延误，作品首演被逼推迟到去年春天。《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北京上演时引起争议，它的内容被评为“不遵循道德规范”，“西方的影响把中国文化冲淡了”。正因为北京的评论这么苛刻，香港的情况却令人刮目：观众十分热切，十分踊跃。

其实，这部制作再不需要更多的冀盼与期待了。一开始，中央芭蕾舞团邀请张艺谋加盟这个制作，是希望他可以创造出中国舞剧的新浪潮。这个中国艺团上一次致力创新的剧目是《红色娘子军》。与这个先例相比，《大红灯笼高高挂》除了也把焦点摆在女人身上，以及极多元化地利用红色以外，似乎与之拉不上任何关系。张艺谋利用一个封建社会的故事来创立新古典主义。这个方向，与和他合作的两位旅居欧洲的中国艺术家—作曲家陈其钢、编舞家王新鹏—所想表达的，相映成趣。

虽然张艺谋从来都没有参与芭蕾舞制作（与他在紫禁城导演，由祖宾·梅塔指挥的《图兰朵》一样，他当年也是从没参与过歌剧制作），他没有把1991年执导的同名电影直接转移到舞台上。作曲家也坦白地说，他故意回避这套电影，以免受到赵季平壮观的听觉画像的影响。对大部分观众来讲，越熟悉这套电影，欣赏舞剧的情节发展越是一重障碍。电影版本繁密但脆弱的现实主义，在芭蕾舞台上被洗涤一清，变得更富印象派气息。某些人或会怪责，为了哗众取宠，舞剧竟选中了一个国际知名度极高的片名。无论如何，电影与芭蕾舞剧名目雷同，实属巧合。

大红灯笼（在电影里，它们象征着地主当晚将会到哪一房妻妾处度宿）在芭蕾舞剧里，也只变成模糊的隐喻。舞剧一开始，就有十几个灯笼摆放在台上。但到了第一幕的双人舞（地主强逼他新娶来的媳妇就范）只出现在纸造的墙壁之后，观众看到的是：影子。

很多中国舞评家认为，《大红灯笼高高挂》对于芭蕾舞这门艺术，没有什么突破或贡献。舞剧含有欧洲古典舞姿，也有京剧唱念做打—两者之间的缝隙，我们自易看得出来。故事情节因为要简化，舞台所呈现的显得很单薄—也更难看得懂。纵使这样，张艺谋在舞台上营造的壮观视觉效果，十分强烈。这种视觉美学成功地把戏剧性的张力拉紧或放松，挥洒自如。

张艺谋操作的画像，与陈其钢丰富色彩的欧洲作曲技巧配合得很恰当。陈其钢是法国作曲大师梅西昂的入室弟子，他继承巴黎音乐传统的精粹，表现得很自在；铺排方式也拥抱了斯特拉文斯基最酷爱的祭礼模式。这样说吧：这套音乐很流畅地穿插了现代主义高峰期的客观距离，能与舞台上应有的**与感染力互相契合。王新鹏的舞蹈编排也选取了很具特色的经巴黎过滤的俄国传统。但是舞蹈的词汇，在这一个制作里，与张艺谋所营造出来的视觉震撼相比，显得次要。

这套芭蕾舞剧与同名的电影当然有不少共通之处。它们都把焦点放在女人身上。在舞台上，冲突围绕着两位妾侍：充满嫉妒和复仇心理的二太太（舞者孟宁宁）与年少无知的三太太（舞者张剑）。

张艺谋与陈其钢已经商讨了下一个计划—但是，两位都不愿意公开这个计划属于哪种媒体。他们俩这次合作，虽不算十全十美，但还是很有生命力，将来这作品必会有反响的。目前《大红灯笼高高挂》已获邀请，参与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开幕演出季。这套舞剧也大有可能在未来几年走访伦敦与纽约，大展拳脚。

丝绸般柔滑

经过几年的发展—以及“9·11”事件发生前数周的首次亮相—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乐团，一个跨越国界、由古老丝绸之路国家成员组成的音乐队伍，在本乐季致力于促进文化交流。上周五，马友友带领着这个大篷车来到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为期一周的音乐与教育活动。

虽然项目提供了丰富的相关资料，但是“丝绸之路”音乐节目的立意，还是很难确定。这不是一项世界音乐节，正如马友友夺得格莱美奖的《阿帕拉契亚华尔兹》唱片，不是美国“蓝草”音乐录音。每一场“丝绸之路”音乐会必定包括由“丝绸之路”计划委约的作品，但是乐团的焦点，不在于当代的新作品。

应该说，这个音乐节毫不掩饰的最终目的，是让音乐灵感与创意得以自由流动。就算我们耳熟能详的德彪西、拉威尔与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出现在音乐会之中，也是为了说明历史上作曲家如何接受其他文化。这些灵感来源十分广泛，可以是印尼的加美兰（gamelan），或是俄国犹太裔传统音乐。

不久以前，“国际主义”（iionalism）象征高水平、高品位，代表了一个人的根源（无论是国家的或者其他背景的）已被更高雅的质素同化了。今天的国际主义者却无法撇开每一个人的背景。而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乐团尽管不是这个趋势的先驱，但是，乐团却明显地宣扬着这个论点。作曲家贾达群的《漠墨图》，正是上周六一票难求的音乐会中的首演的作品。现居上海的贾达群，是众多中国作曲家之中，致力于传统乐器上的深化运用，甚至创造现代演奏技巧的一位。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德米特里·亚诺夫-亚诺夫斯基（DmitryYanov-Yanovsky）具有朦胧气氛的《夜曲：叶之声》的题目与音乐根源，来自埃利奥特·卡特（ElliottCarter）与巴托克。可是，虽然亚诺夫-亚诺夫斯基只用了西方配器，他营造出来的效果却蛮有亚洲乐器的特色，而且掌握得很有分寸。

由于这些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背景，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作曲家在什么场合可以聚首。或者说，丝绸之路的30多位音乐家，要是没有马友友的话，也很难找到机会，可以同在一处奏乐。姑且不谈外交与政治，“丝绸之路”项目的表现方式—把传统音乐与受它影响的新作品摆上同一个演出节目单里—能达成应有的效果吗？

任何人听过卡尔霍的《青蓝色晚空》—无论是两年前纽约爱乐乐团的首演，或是“丝绸之路”上周六的演出版本—都不会有任何疑问，这首作品细腻地把波斯乐器与西方乐器编在一起，作曲家的风格要求很是严谨，也看重微妙的细节。《青蓝色晚空》最令人折服的是字里行间的诗意，而不是作曲家谱写出来的音符。

在一个大音乐厅里面演奏室内乐，往往都显得美中不足。但是乐团演奏的风格很是明显；团员一起演出的魅力，令这一场卡内基音乐会比想象中温馨得多。可是，音乐会的曲目编排得杂乱无章，令人懊恼。看起来，上周六的节目，好像史诗中的一个章节；要等到最后的结局，我们才明白故事的前因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