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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族馆触摸箱前的家庭深度参与 对互动活动与学习潜力的探索（第1页）

第四章水族馆触摸箱前的家庭深度参与：对互动活动与学习潜力的探索

肖恩·罗韦[1]，詹姆斯·克兹尔[2]

导论

可以获得触摸动物的体验，即观众接触、抚摸活的动物或者是给活的动物喂食，是各种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非正式的科学场所，如水族馆、动物园、科学中心以及其他类似单位共有的一个特征。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水族馆，不管规模大小，几乎都配有触摸箱，而且把触摸箱作为实现其教育功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来运行和维持这些极为流行的展览或项目。水族馆之所以有这种投入，是源于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通过与动物进行接触或互动获得的体验是独一无二的，它可以增进人们对动物的关爱以及对动物习性的关心，从而唤醒其保护动物的意识。有研究已经表明，对于学习科学来说，这些展览可以提供一种非常丰富的环境（Ash，2003；Ash，etal。，2008），但观众在具有互动性的展览中究竟是如何与活的动物进行互动的呢？相关研究仍很有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现在对在具有互动性的科学展览中发生的学习与互动进行的研究日益增多（如Allen，2004；Borun，Chambers&，1996；Gut;Allen，2010），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努力被付诸证明人们在动物园和水族馆中获得的体验具有整体价值（如Falk，etal。，2007；Fraser&Sickler，2009）。（图4-1）

图4-1触摸箱前的观众

（注：这些触摸箱里盛有太平洋沿岸的各种无脊椎动物）

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就是要明确前来参观水族馆的家庭在参观触摸箱时，在互动方面究竟有哪些常见的套路。这项工作是建立在非常丰富的数据基础之上的，我们进行了四十一次观察并对其进行了记录（通过视频和音频），另外还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小组访谈，本章对此进行了描述。[3]我们的分析表明：存在着几种截然不同而且有时候还会周而复始出现的套路，这些套路混合在一起，构成了观众的一系列行动与会话。我们特别把焦点集中在那些最具有普遍性的套路上，这些套路涉及如何与动物进行接触，以及在与动物接触后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行为，我们把其称为“情况汇报”（debrief）。就像下面将会描述的那样，这种情况汇报经常出现。综合各种数据，我们对这种情况汇报是如何导致了另外一些活动出现的进行了考察，并追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情况汇报是否会导致观众家庭的互动活动有所不同，它是不是有可能会让观众的家庭互动变得相对不是那么强烈。在本章，我们详尽描述了“接触—汇报”这种互动活动的几个变量，并把焦点置于汇报在促进更多种不同类型的其他互动活动上发挥的作用上。接下来，我们讨论的则是：对于在这些场景下促进诸如此类的套路的展开，进而促进特定类型的学习的发生来说，情况汇报可能意味着什么。

研究的基本架构

我们使用社会文化或文化历史方法作为分析的基本架构（Vygotsky，1987；Luria，1982；Wertsch，1985），以对真实场景下的学习进行探索；现在诸如此类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常见，因为与非正式或自主学习相关的各种研究声势越来越大（Phipps，2010）。就像本书中很多作者在他们的文章中表明的那样，这一社会文化方法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探索语言、活动、实物，甚至是活的动物究竟是如何成为行为组织、沟通交流乃至最为终极的心智思维工具的（Ro;Wertsp;Ba，2011）。例如，我们可以把观众在触摸箱前进行的接触活动视为一种中介，这种中介能够为一家人在展品前获得的体验提供支持。这些接触活动的基本套路具有普遍性，这些活动在触摸箱前的绝大多数互动活动中都能够看得见，和其他一些互动活动的基本套路一样，它也可以被作为一种文化工具（或中介手段）进行分析，这种文化工具不但架构了人们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而且还架构了他们其后的思维活动。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学习与发展的发生是人深度参与到具有社会意义的各种互动活动中导致的结果。各种物理或心理工具为这些具有社会意义的互动活动提供了支持，这些物理或心理工具包括各种实物（在本案例中还包括活的动物）及符号（主要是语言，但并不仅限于语言）等。在本项目中，我们把观众家庭在触摸箱前展开的各种互动活动视为“中介行动”的样例（Wertsch，1998）。中介行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方法，其目的在于践行维果茨基学派所持的学习研究观念，即所有的思维都是由各种符号系统径直提供中介支持的。它承认社会文化方法的任务就是“彰显人的行动与这种行动所处的文化、制度和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Wertsch，1998，p。24）。中介行动与其说是一种学习理论，毋宁说是一种分析框架。从本质上讲，在中介行动这一分析框架内，可以综合应用多种数据收集的方法以及解释性的理论，传统的学习研究是基于个体的心理的叙述，而该分析框架试图超越传统的学科限制。就像沃茨奇（Wertsch，1998）所讲的那样，采用中介行动的研究方法，既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个体主义描述存在的各种陷阱，同时又有助于我们避免对学习进行社会决定论的描述。通过把分析的焦点从个体心理或社会组织与环境转向个体与群体在特殊的真实情境中对特定交流与思维工具的使用，中介行动这一研究方法把焦点既置于作为学习者与行动者的个体之上，同时又置于塑造了他们这些行动的社会、文化与历史情境之上（Wertsch，1998）。在这一过程中，它有助于阐明个体心智机能与塑造了这种心智机能的文化、制度和历史情境之间的联系。

从中介行动这一观点来看，一个家庭在触摸箱前展开的互动涉及多重参与主体（家庭成员或团队成员、工作人员等）。这些参与主体使用的是各种不同的沟通与思维工具（诸如触摸的方式、使用的语言与手势、述说的方式抑或各种助记装置等），实现的是不同的目的（诸如玩乐、学习或保护动物），所处的是不同环境，具体来说包括组织环境（水族馆或博物馆）、制度环境（家庭、教育）、文化环境（闲暇时间）和历史环境（21世纪初）等。对本研究来说，这种对学习进行探索的方式认为学习发生在各种不同的参与主体、工具与环境中，因此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是：这些语言和互动方面的套路是如何为深度参与提供中介支持的。使用这些套路的既有博物馆的讲解员，也有各种印刷形式的材料（包括标识与标记），还有观众自己。这些观众与触摸箱之间的深层互动要么是一个人独自进行的（其间也会有与博物馆讲解员的交谈，或者是去阅读某一个标识或标记），要么就是作为一个小规模团队中的一分子和其他人一起进行的。此外，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我们对其所处的情境进行理解的能力，本研究的所有数据都是在真实情境下获得的，这一点在下面会有所描述。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次研究所依据的数据语料库来自美国西海岸四家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水族馆，这些数据语料库是进行分析的基础。这四家水族馆在入馆费用（免费还是收费）、使命、规模大小、工作人员配置以及参观对象等方面均表现出了不同特征。这四家水族馆配备的触摸箱展品在尺寸大小、基本结构、动物类型（脊椎动物或无脊椎动物）以及是否有相关的讲解员工作人员为参观提供中介支持等方面也各不相同。总之，这四家水族馆配备的触摸箱在美国西海岸地区的水族馆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可以作为研究的样本。

本项研究针对的是家庭群组，因为他们在前来参观触摸箱这些展品的观众中占有很大比例。参与者均是从跨代群组中选择的，即参与者所属的家庭群组在前来参观触摸箱展品时至少要有一位成年人和一个孩子。与触摸箱进行的互动往往都发生在非常拥挤或嘈杂的空间环境中，为了抓住互动的丰富细节，我们为参与本研究的家庭群组成员（四家水族馆共有四十一个家庭群组参与）配备了两个无线领夹式麦克风（其信号可以被输入数码摄像机中）以及一个数字音频录音机。参加者参观触摸箱的整个过程都会被以音频与视频的方式录制下来。尽管并不是所有参加者都配备有麦克风，特别是在两人以上的群组中更是如此，但我们给他们配备的多重设备还是可以有效地把群组内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以及家庭成员与博物馆讲解员之间的对话捕捉到。[4]

我们对这些数据集在不同层面上进行了分析，对视频数据的分析是按照一个迭代式的编码程序进行的，这套编码程序包括了好几“层”的分析。我们在本研究中使用的分析程序和阿什（Ash，2003；Ash，etal。，2008）与罗韦（Rowe，2011）等人曾经使用的分析程序差不多，先是对数据进行初步转录，这种未经过加工的转录展现了视频中录制下来的活动的整个过程。我们使用Transana对转录的数据进行处理，这是一款“开源的转录与分析软件，可以对音频和视频数据进行转录与分析”。每一个视频都被切分成几段，这种切分基本上是按照视频中录制的活动的变化与发展来进行的。如果有必要，我们还会为切分出来的每一段视频进行更为详尽的转录处理。我们使用时间编码把这些转录出来的东西与切分的视频片段进行联结，并且直接用编码对转录出来的结果进行标记。

编码这项工作本身也是按照一种迭代式过程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要先做出来一个编码本，而构成这个编码本的编码来自对这些视频本身的观看与编码（Goldmaal。，2007；Linp;Guba，1985）。编码本最终包括了五十八个编码，这五十八个编码都有相应的说明与范例。三位研究人员负责对所有数据进行编码，他们会定期会面，对编码进行明确，对编码本进行扩充，并就如何对编码进行解读达成基本的一致意见。在第一轮分析中，我们应用编码对切分出来的视频进行分析，并把家庭而不是个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从本质上来讲，这意味着对行动与交谈进行的编码不是与家庭的个别成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一段特定视频的标记，只有“有”或“无”两种结果。

触摸箱前的动物接触

观众家庭群组在与触摸箱进行接触的过程中，深度参与了一系列活动，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这些活动持续的时间为五分钟到二十多分钟。通常的活动包括指指点点、扫视浏览、展示示范、大声朗读、与工作人员互动、搜寻信息等，当然还包括触摸。超过四分之三的活动编码含有交谈，这意味着触摸箱这一场景为家庭成员之间的讨论提供了一种非常丰富的体验。因此，触摸箱可以被视为一种“家庭友好型”的展品，它可以让多个用户参与触摸，而且它提供的互动不但非常复杂还非常有趣，可以吸引各种各样的学习者，并促进群组展开讨论（Borun&Dritsas，1997）。我们对这些片段进行的第一轮宏观层面上的分析，揭示了存在于所有四家水族馆中的几种常见的交谈类型。它们包括：引导别人的活动（如鼓励别人去触摸，不厌其烦地提供指导）；指这指那（“看那个大的！”）；询问名字（“那个紫色的叫什么？”）；反复讲述（“他们说，那些东西吃海带。”），等等。当然，还有一种类型，那就是提问与回答。很多交谈从本质上讲都是描述性的——家庭群组中的成员只不过是在向所在群组（甚至其他家庭群组）的其他成员描述他们看到或感受到的东西而已。提问通常是一种对体验进行分享（“你感觉到那个了吗？”）或者是对参与进行明确抑或是对秩序进行维持（“你能碰那个了吗？”）的手段。与科学内容相关的提问也可以被观察到，这种类型的提问通常与动物的行为或生理，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识别（如如何命名）有关。这些展品前展开的交谈，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类型，那就是一再重复地讲。比如在每一个触摸箱前，工作人员或讲解员都要不厌其烦地讲怎么保护动物物种，然后三番五次地提醒观众如何去小心地触摸动物，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动物不能被触摸的话，还要提醒他们不要去触摸。

迄今为止，数目最多的一种活动就是触摸了。在我们的第一轮分析中，有八个编码是关于触摸的，涉及触摸这一行动的各个方面，从准备去触摸（如俯着身体伸出手臂，等着游动的鲨鱼游到能够得着的地方），到摸到了之后的欢呼（“我摸到它啦！哇，太好了！”）。这些编码在分析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在上面曾经简单描述过的，科学实践中出现的所有这些交谈、观察与深度参与，都是发生在这样一种场景之中的，即与活的动物进行接触，看别人与活的动物进行接触，或者是鼓动别人去接触这些动物。在每一段视频中，都有家庭中的某位成员接触到一只或一只以上的动物，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每一分钟的视频里都有接触发生。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这种情形在事先就被界定为只要有人触摸就可以（尽管在四家水族馆中，只有一家明确指出触摸的必须是触摸箱）。

就像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在工作人员与前来参观的家庭进行的交谈中，很多都是把焦点放在如何触摸上面的；同样地，来自家庭成员的反馈也是如此。罗戈夫（Rogoff，etal。，2003）曾经提出过“通过有目的的参与来学习”，作为“通过有目的的参与来学习”的一部分，前来参观的家庭也花费了很多精力在孩子身上，他们年龄太小，要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帮助，就没有办法与动物进行接触，也就不能就接触展开讨论。大人常常是抱着还在学步的孩子靠在触摸箱的边缘，这样他们就能够看到箱子里面的动物了。一般来说，大人会教孩子把手放到水里，让他们自己控制自己的动作，这样一来就能够使其“感觉”到动物、石头或者是水。[阿什等人也曾经在他们的研究中描述过非常年幼的孩子与之类似的深度参与活动。（Ash，etal。，2008）]向孩子提出的问题都是关于体验的，如有一位妈妈用吊带在胸前托着孩子，以使其能够摸得着海胆。当看到孩子的眼睛盯着她手部的动作看时，这位妈妈问孩子：“你觉得它怎么样，怀亚特？”在另外一个例子中，一位爸爸抱着孩子，让孩子把一只手放在触摸箱上，爸爸用一只手触摸着动物，然后说：“看看这个，有一条鱼在这里呢，你能看到吗？你能看到吗？哦，它软软的。”孩子看着爸爸的手在动，但并没有自己动手去摸触摸箱。

因此，触摸成为家庭深度参与的主要活动。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一位参加者都会有与动物进行接触的活动。在一种“合法的边缘性参与”中（Lave&Wenger，1991），有些家庭成员是指导别人去与动物进行接触的，看别人与动物进行接触，观察别人在与动物进行接触时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与他们就与动物进行接触的感觉，以及这些动物被触摸时是如何做出反应的等问题展开讨论，但他们自己却并没有与任何动物进行过接触。在有些例子中，大人自己也表现出对触摸动物没兴趣，但却鼓励孩子这么做。有一个例子，一位妈妈鼓励自己的女儿去触摸动物，并问她摸到了什么，但当女儿说她摸到了一条鱼时，妈妈却只是紧张地笑笑，把自己的手放回了上衣的口袋中，并在里面放了有两分钟的时间。在另外一些例子里，当大人鼓励孩子去接触动物时，孩子拒绝这么做，但却指挥大人或其他孩子去触摸动物并向他们报告触摸的结果。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一位年幼的女儿在触摸箱旁边坐了八分钟，在这八分钟的时间里，她只是看着别人摸，听工作人员和父母一问一答，然后建议她妈妈应该去摸哪个动物。这表明她自己其实知道应该怎么摸，应该摸多长时间。接下来，这位女孩还让她妈妈更详尽地描述与动物进行接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触摸之外的活动

尽管触摸可能是最司空见惯的活动，但对于促进深层参与来说，在触摸发生之后，接着有没有出现讨论或更进一步的活动甚至可能比触摸自身更重要。这种更进一步的深度参与并不是无条件发生的；它需要一个触发器，我们把这个触发器叫作“情况汇报”，即与触摸有关的提问、评论或描述。这种情况汇报并非在所有的案例中都会发生；它并不是互动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家庭群组在整个活动的过程中只有很少的情况汇报行为发生，另外一些群组则把情况汇报作为一种对整个活动进行组织的互动套路来使用。当然，情况汇报自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地方。比如，在接下来这对母（AF）女（CF）的例子中，一系列情况汇报行为的发生导致的结果只是另外一个触摸活动的出现：

AF：你要摸什么？

CF：呃。

AF：你可以摸摸它的小触须。

CF：呃，哼哼。

AF：哦，它要缩进去了。摸它们，快摸摸那个小家伙。你觉得怎么样？它非常温顺吧！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酷？

CF：哇，是的。

AF：它是不是有点黏糊糊的？

CF：是，它是有点黏糊糊的。

AF：那边那个怎么样？非常温顺。它是不是慢吞吞的？

CF：我不知道。（HMSC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