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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经典花鸟画作品鉴赏与分析（第2页）

《枇杷山鸟图》是宋徽宗赵佶的上乘之作。赵佶作此画单纯地使用了墨而未加一点色彩，格调高雅，构图巧妙。山鸟回首注视着从远处飞来准备着落的蝴蝶，山鸟和蝴蝶被安排在画面的边缘，中间是枇杷的果实和枝叶。叶子的经络，不同的走向，叶子的向背，被虫咬的残叶，果实的虚实都表现得极其精彩，可见画家观察自然之仔细，表现之严谨（图3-10）。《出水芙蓉图》作者是南宋的画家吴炳，他擅长工笔花鸟、写生折枝。全图笔法精工，设色端庄大气，画面以绿叶衬红花，采用俯视特写手法，叶子和花瓣层层渲染，细腻的笔调将荷花的清纯高洁、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表现得入木三分，此画无愧于南宋画院花鸟画的精品之作。（图3-11）

图3-10北宋赵佶《枇杷山鸟图》

图3-11南宋吴炳《出水芙蓉图》

在流传至今的宋朝扇画中还有许多精品，这里不一一赘述。扇画虽小，但是我们可以从欣赏扇画作品中体会到画家对于生活和自然的爱恋之情，在“以小观大”中体会画家细腻的内心世界和观察自然事物那种认真、严肃的态度。在这些热衷于院体工笔画的画家中出现了一些具有革新精神的画家，如赵昌、崔白等。

赵昌被后人称为“写生赵昌”，他的花鸟画在重形似的前提下又不失生趣，在重色的同时又不流于媚俗。但在画风上有较大突破的还是自崔白起。后人认为崔白改革创新，创造了“水墨重色”“色更自然”的新体花鸟画，在画面中加入豪放水墨山水画的因素，着重笔趣，追求野逸、荒寒、简单、冷峭的意境。

崔白，字子西，濠梁人。熙宁年间补为画院艺学。他合徐黄二人的画风为一体，别创一种体制清淡、体风疏通的画风。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是成熟时期的《双喜图》（图3-12）。画面表现了秋野荒郊的萧索气氛，秋风飒飒，树木、竹草均随风倾俯。画家捕捉取了秋兔、双鹊、高下对峙、浑然一体的瞬间之景，创造出了生动真切的艺术形象。画中的野兔形体丰满，踞坐缩腿、垂耳放目、驻足回首；双鹊则居高临下、惊惶飞动，噪鸣于枯木荆棘之巅。三者动态相互呼应，增添了画面的声势与神韵。在表现技法方面，画家灵活运用了工整与粗放的笔法。喜鹊、兔子通过工笔双勾填彩法来描绘。树叶、竹、草运用了皴擦的方法，荆棘则使用了没骨法，尤其是树干，以粗放的笔意描绘，笔锋的折转变化极为明显。土坡侧笔放胆挥毫，粗细笔调相融和谐。整幅画面诗意浓郁，有声有色，表现了画家对自然景色的独特审美情怀。

图3-12北宋崔白《双喜图》

到了北宋中期，在院画的主流之外悄然兴起了一股借绘画抒发性情的“笔墨游戏”并逐渐形成了独特体系，画家们通过绘画抒情寄兴、状物言志，不拘泥于形式格法，即后来大肆风行的文人画。文人在花鸟画中也极为流行。在这种艺术潮流的影响下，传统花鸟画中的“四君子”题材逐渐以另外一种表现方式流行起来，如“四君子图”“岁寒三友”等。它们被赋予了精神文化和道德品格的内涵，文人画家借画言情，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表现他们清高淡逸、孤芳自赏、鄙俗求雅、洁身自好的格调和人生理想。因此院体画工整细致的画风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心理和精神需要，而更注重能够乘兴挥写，以追求笔墨形式本身的感人力量和作品的天然意趣，写意花鸟从此兴盛起来。

我们知道，系统的文人画思想是苏轼建立的，他也是文人墨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除他之外，文同的墨竹、杨天咎的墨梅以及郑思肖的兰花，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比如墨竹虽然早在晚唐五代时就已出现了，但历来谈到墨竹画家，无不首先提到文同，可见他的影响之大。

文同，字与可，梓潼人，号锦江道人、笑笑先生。他对画墨竹情有独钟，称“画竹必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色起从之，振笔直逐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由此可见，他的墨竹虽为“写意”却是建立在酝酿成熟的基础上的。由于他曾任浙江湖州太守，故身后人称“文湖州”，并在后来形成了“湖州竹派”。《墨竹图》就是他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品（图3-13）。

图3-13北宋文同《墨竹图》

这幅画采用了折枝式的构图，只作一枝垂竹，但巧妙地运用了浓墨和淡墨区分竹叶的向背，竹叶笔笔出锋，叶尾拖笔布白，枝干曲而挺劲。整个画面疏密得体、层次分明，充分体现了竹子临风擎雨的神韵和奔放气势。如果认真体悟，就会从中感受到画家熟练地运用了行书、草书法的笔法。文同是在借水墨的淋漓酣畅和竹姿的挺拔潇洒来抒发自己的意兴心绪，他曾经这样说：“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遗之，故一发于墨竹。”

三、元代花鸟画——文人情趣与抒情写意画风

元代花鸟画的主流是向文人画情趣发展，水墨中见精微，严谨而清雅淡逸，展示了院体花鸟转向文人情趣的风格，给中国传统绘画注入了新的意识，对明清花鸟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时的代表人物有龚开、郑思肖、钱选、赵孟頫、王渊、张中、王冕、柯九思等。

钱选，字舜举，号玉潭，别号巽峰、清癯老人、习懒翁、霅溪翁等，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他是南宋进士，南宋灭亡以后，为了逃避国破家亡的痛苦，不为功名荣辱所累，他隐居不仕，将所有的生活理想和希望寄托于书画，期望从中找到心灵的栖身之地。钱选是一个技法全面的画家，不论山水、花鸟、人物、鞍马，均颇有造诣，与赵孟頫等同乡名流并称为“吴兴八俊”。他主要师法赵昌，在绘画风格上主张复古，因此笔调工整精细，情调端庄，有北宋花鸟画的风貌；但他又不为宋人法度所拘，认为画者应该有高洁的胸襟，“无求于世，不以赞毁挠怀”，主张作画要体现文人的气质，即所谓“士气”，力图摆脱对于形似的刻意追求，这种主张在元初画坛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在他的画中又表现出一种恬静平淡和对现实的冷漠之感。

《八花图》是钱选早期花卉代表作（图3-14）。此卷以分段法描绘兰花、海棠、梨花、杏花、水仙、桃花、牡丹等八种花卉，受宋院体画风影响，工整秀雅，笔法精工细密，敷染明净秀媚又不失文人画的气质。例如，水仙一段，花叶、花瓣用细笔勾描后填色，花萼用浓墨点醒，叶之正反转折均刻画细致。笔致柔劲，一丝不苟，敷色清雅，浓淡相宜，整幅作品精工而不呆板，细腻而不纤巧。拖尾处有元代赵孟頫题跋：“右吴兴钱选舜举所画八花真迹，虽风格似近体，而傅色姿媚殊不可得。尔来此公日酣于酒，手指颤抖难复作此。”

图3-14元钱选《八花图》（局部）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元代最显赫的画家，他的绘画风格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绘画主张，所以被认为是元代新画风的重要开启者。他标榜的绘画标准，一是要有“古意”；二是“书画同源”。他曾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敷色浓艳，便自谓能手；殊不知古意既失，百病横生，岂可观也。”此外，他还有一段话：“宋人画人物不及唐人远甚，予刻意学唐人殆欲尽去宋人笔墨。”从此可以看出他极力反对宋代的院画传统，而倡导模仿唐人笔墨中的“古意”，他也提倡绘画中的书法趣味。他在《秀石疏林图》中的题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再三强调绘画笔墨与书法的一致性，以求托古改制，以新的标准来要求当时的绘画。这些见解被明代以来的许多文人士大夫所追捧，大大助长了后来的摹古风气。

赵孟頫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秀石疏林图》（图3-15），主要描绘了巨石平坡及周围分布的数株古木丛篁，以侧锋飞白画石，以篆书笔法绘树，连小草都用中锋勾、撇、点。三株枯枝皆呈鹿角状，线条圆曲坚挺，尤其是左边的点叶树，枝干用笔顿挫转折，叶子用中锋直点，更显含蓄内敛，犹存北宋遗韵。整张画格调洒脱灵秀，随意中又见圆厚严谨，充分施展了书法笔墨在绘画中的效用，是其“书画同源”理论在绘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元代文人画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图3-15元赵孟頫《秀石疏林图》

如果说唐代王维的“诗入画”“水墨渲淡”开启了文人画的先声，那么元代赵孟頫的“画贵有古意”“书画本来同”则完善了文人画的基本组成要素，使之得到了广泛传播。

四、明代花鸟画——笔墨简洁的大写意

明初的院体画派比较推崇南宋苍劲峻峭的风格，在元代被压抑的马远和夏圭开始活跃起来，画家们纷纷师法。由于这些画家大都生活在江浙一带，故而这一画派被称为“浙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戴进了。

戴进，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早期声誉卓著的画家，也是“浙派”的创始人。他自幼受家学熏陶，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工。宣德元年进入画院，由于受到他人排挤，不得不返回江南。戴进主要师法李唐、马远，作品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蜀葵蛱蝶图》是其花鸟画代表作之一（图3-16）。

图3-16明戴进《蜀葵蛱蝶图》

这幅作品为戴进极少见的工笔设色花卉作品。图中一株蜀葵亭亭玉立，绿叶扶疏，素净妍芳的花朵引来两只翩翩飞舞的彩蝶，诗情浓郁，耐人寻味。整张画用笔细润，色彩清丽，既保留了宋代院体花鸟画的工致，又吸收了元代没骨设色的文雅之气。朱白色的蜀葵花叶均先用细笔勾出轮廓，然后敷色点染，色调匀净秀雅，浓淡变化自然。彩蝶细致工笔、典雅设色，极有装饰性的视觉效果，为画面增添了活泼的气氛和自然的趣味。画面下端的湖石则是以细致的皴擦和渲染来表现凸凹的纹理，与花卉草虫的工整形成鲜明的对比。精细的晕染与朴茂的笔墨浑然契合，既简洁秀润，又古朴天真。

随着水墨表现领域的拓展，花鸟画在技法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出现了如“水墨写意派”“勾花点叶派”以及“波臣派”等不同的技法流派。其中，徐渭和陈淳就是“水墨写意派”的代表画家，被后人并称为“青藤白阳”。他们在笔墨上的大胆革新为花鸟画领域抹上了一笔浓浓的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