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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没有材料的自传2（第2页）

带着心灵中仅有的一种微笑，我消极地思忖着自己明显受到限制的生活，我被限制在道拉多雷斯大街的这间办公室里，被这些人群包围。我的收入只够吃喝，有安身之处，也有足够的闲暇来做梦、写作和睡觉——我还能对上帝和命运奢求什么呢？

我有伟大的抱负和无尽的梦想，而那个送货员和针线女工同样也有，因为每个人都有梦想。是我们实现梦想的能力或梦想被实现的命运将我们区分开来。

在梦里，我和送货员以及针线女工并无区别。唯一能将我们区分开来的，就是我知道如何去写作。是的，写作是一种行为，是我的个人情况，将我和他们区分开来。但在我心里，我和他们一样。

我发现，在南海有一些岛屿，有宏伟的世界主义**，让人四海为家的巨大**……

如果世界在我手里，我敢肯定我会把它换成一张返回道拉多雷斯大街的车票。或许我的命运就是永远当一名簿记员，而诗歌或文学只是一只落在我头上的蝴蝶，用它的美丽来衬托我的可笑。

我会想念莫雷拉，但那怎么能和晋升相比呢？

我知道，如果某一天我成为维斯奎兹公司的主管簿记员，那将是我的人生最伟大的日子之一。我预先体会到苦涩和嘲讽，凭着确定无疑的智力优势明白了这一点。

海滩漫步

在海边的小湾里，在海滩前面的树林和草丛之间，变幻无常的欲火从饱含不确定性的虚无深渊里袅袅升起。选择麦子和选择很多其他东西并无区别，道路沿着柏树丛向前延伸开来。

文字的魔力在于，无论单独使用，或在发音的基础上连起来使用，即使这些词汇集在一起，都有它内在的余韵和各不相同的含义，某些措辞的内涵混入其他措辞的光辉，残余的毒性，树林的希望，以及我玩耍的童年时代那农庄池塘的绝对宁静……此外，在荒谬的厚颜无耻这座高大围墙里，在那一列列的树丛里，在凋零的惊恐慌乱里，除我之外会有人听到悲伤的嘴唇里发出的忏悔，匆匆忙忙的同伴是无法听到的。即使骑士们从那条墙头上看得见的大路上返回来，“末日灵魂的城堡”也永远无法重现和平了。那里那些看不见的庭园里曾闪现着刀光剑影。那条大路的这一边，没有人能再记起他们的名字，只有那夜间摩尔人鬼魂的幽幽哭泣，为那失去生命、死于异象的孩子。

草地的低洼处，传来最后几个迷途者的脚步声，声音如此之轻微，仿佛来自未来的遥远记忆。他们拖曳步伐的脚步在无边无际的草地上空洞万分。回来的只有老人，年轻人永远不会回来了。锣鼓在路边隆隆作响，号角毫无用处地垂在筋疲力尽的手臂上，似乎要落下来的样子，仿佛他们还有力气将它扔下来。

幻觉过去后，死亡的喧闹声又响起。丧家犬在林阴小路上不安地徘徊。一切皆如此荒谬，就像哀悼逝者，而其他人梦境里的公主们在自由自在、漫无目的地散着步。

窒息

当我试着使自己的生活从持续不断压迫它的各种环境中解脱出来，我就立刻被其他同等数量级的环境包围，就好像造物主的神秘之网无可挽回地和我过不去。我用力拉开扼住我脖子的一只手，当我想把陌生人的手从脖子上拉开时，看见我自己的手被脖子上的套索套住。我小心翼翼地解开套索，它套住我的双手，我几乎要把我自己勒死。

上帝之奴

不管上帝是否存在，我们都是他们的奴隶。

镜子里的我

我在镜中所见到的形象和我与灵魂相拥的形象没什么两样。我永远只是虚弱无力、身形佝偻，甚至于我的思想也是如此。

与我有关的一切，属于贴画上的王子，还有一些其他的贴纸，以及一个死于多年前的小男孩的旧相册。

自恋便是自怜。或许有一天，在未来的尽头，某人写下一首关于我的诗歌，然后我开始统治我的王国。

我们活着，而且不只是活着，这便是上帝的真相。

荒谬是我们的状态

让我们像斯芬克斯一样，直到我们忘记自己是谁，尽管这样做不真实。事实上，因为我们是虚假的斯芬克斯，我们不知道在现实中的我们是什么。认同生活的唯一办法就是否定自己。荒谬即神圣。

让我们研究理论，带着孜孜不倦、求真务实的态度理清思绪，以便能够马上用行动将它们否定——我们否定，然后用新的对立理论来为我们的否定行为做辩护。让我们为生活开辟新路，然后立刻沿着这条新路往回走。让我们选择这样的身姿手势，它们既不不属于我们，也非我们所愿，甚至我们不希望被人们认为它们属于我们。

让我们买书，以便不去读它们；让我们参加音乐会，却对音乐充耳不闻，抑或不去关注那里有谁；让我们花时间散步，因为我们讨厌散步；让我们整日呆在乡下，仅仅因为那里的生活令人感到沉闷。

莫可名状的忧虑

今天，日久年深的忧虑偶尔涌上心头，我感到像是生病了。在我维持生命的那个餐馆的二楼餐室，我比平时要吃得少。我正要离开时，侍者注意到那瓶酒还剩一半，转身对我说：“再见，索阿雷斯先生，我希望你能感觉好点。”

像一阵狂风驱散了天空的阴霾，这句简短的话像一声号角抚慰着我的灵魂。我发现一些自己从未想过的东西：有了这些咖啡馆和餐馆侍者，有了理发师和街头的送货员，我享受着一种自然的、自发产生的默契，我不能说我恐怕还能有比这亲切的东西。

友情有它的微妙之所在。

一些人统治世界，而另一些组成世界。美国百万富翁、恺撒或拿破仑、列宁或一个小镇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他们之间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在他们之下的就是被忽略的我们：鲁莽的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教育家约翰·弥尔顿，流浪者但丁·阿利吉耶里，昨天还替我跑过腿的送货员，给我讲笑话的理发师，以及那个此刻注意到我只喝了一半酒，便出于友情对我表达良好祝愿的侍者。

画中的眼睛

这是一张绝望的版画。我凝视着它，不知道自己是否看见了它。它和橱窗里的其他版画混在一起——摆在台阶下的橱窗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