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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 从A到Z（第1页）

外篇从A到Z

Airshows飞行表演

也许你只在电影中见识过如下场景：老式双翼飞机飞过紫禁城，复辟大潮下的王室瑟瑟发抖，欲求可靠之处而不能。

鸦片战争后，航空器知识开始传入中国。《初使泰西记》和《海国图志》中，均记载有外国的“天船”（即氢气球）。1885年中法战争时期，法国军队利用气球对清军战线进行侦察。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地盘上进行，两国均派有气球队助阵，这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次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日本购得探测气球两个，每个直径约四米，长约二十五米，一红一白，下系藤篮，人坐其中，可用望远镜观察地面情况。

1908年2月，中国军队第一支气球队在湖北陆军第八镇成立，工程营管带王永泉兼队长。气球队仅仅装备了一个日本山田式气球，但也算是中国的第一支空中部队了。同年5月和6月，江苏陆军第九镇和直隶陆军第四镇先后建立了气球队，分别以各自工程营管带邓质彝和高凝震为队长，装备也非常简陋，各自拥有一个山田式气球。10月，清军在安徽太湖举行秋操时，陆军第八镇和第九镇均派气球队参加了演习。

1910年8月，清廷军咨府拨款购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架军用飞机：法国产的“桑麻式”飞机，并开始在北京南苑训练飞行人才。这一年2月，载涛等人组团考察军事。回国后，载涛感到仅有气球不能解决空中军事问题，决心倡导航空事业。清廷在北京南苑设立航空机关，派留日学习航空的李宝浚、刘佐成试制飞机，并购法国“桑麻式”飞机一架作参观、仿效之用。后来陆续购进法国制造的高德隆（）教练机，四十马力、五十马力、八十马力的各四架，共计十二架。因为飞机是单座的，学生无法由教官带飞，不适合航校的教育，后来又进口了英国制造的爱费罗（Avro）504K式和维克斯（Vickers）公司的小维梅（Vims）式教练机。南苑航校共培训了四期学生，第一期毕业四十一人，第二期毕业四十二人，第三期毕业四十人，第四期毕业三十五人。

在载涛出国考察的同时，革命者也开始争取自己的空中力量。1910年3月，孙中山抵美国檀香山，他和当地同盟会成员商议，吩咐华侨设立中华飞机公司，自造飞机。5月31日，孙中山致函同盟会会员李绮庵，称“飞船（即飞机）练习一事，为吾党人才中不可缺。其为用自有不可预计之处……兄既有志此道，则宜努力图之”。

9月14日，孙中山写信给萧汉卫：“来函诵悉，承问飞机一事，此事当无碍于各种方面，但以吾党所欲求发难者，尚不敢望此耳。飞机一物，自是大利于行军。推以无尺寸之地之党人，未有用武之地以用此耳。若欲以为发难之用，是犹凶年欲食肉糜之类也。如（朱）卓文兄欲研求之为发难得地后之用，未尝不可也。”

这年11月7日，孙中山从马来西亚槟榔屿致信给《飞机在战争中的用途》一文的作者——美国军事研究家荷马·李，以1904年日俄战争中俄军未利用空中侦察而失败一事为例，补充荷马·李关于飞机作为侦察手段一节中的不足。他在信中说：“至于你对飞机在战争中用途的见解，我已一再拜读，至为赞佩。你的所有论证均极正确，我完全同意你在第一部分的论述，但在第二部分‘作为侦察手段’一节中，你忽略一事：飞机和飞船（可操纵气球）能作极好的摄影，有助于指挥官准确判断敌情。”

日俄战争期间，在中国东北战场上，日军战线蔓延达五十公里以上，俄军的系留气球无法窥斑知豹。假若俄军当时使用可移动气球或飞机进行摄影，即可立即发现漫长战线上，日军的数量比他们预想的要少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俄军可改变战略获得胜机。

1911年1月，飞行家冯如在奥克兰市和孙中山见面。孙高兴地说，“吾国大有人矣”，勉励冯如回国为革命效力。3月，冯如带了一架飞机回到广东。10月，辛亥革命爆发。冯如参加了革命军，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陆军飞行队长。当时，飞机队共有两架飞机，一架是冯如从美国带回来的，另一架是他在广州城外燕塘自制的。为了制造这架飞机，他花去了半年时间。

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军共有四支航空队。除冯如航空队外，还有一支比较著名：华侨革命飞机团。第一批飞机三架于1911年12月30日抵上海，并立即转往南京。第二批飞机三架于1912年1月6日运抵上海，暂存上海江南制造局。另外两支为湖北军政府航空队和上海军政府航空队。

北京的报纸曾转载沪电，称“革命军有一支强大的空军”。据说，袁世凯用革命者有飞机的客观事实逼隆裕太后接受和谈。也就是说，革命军未曾动用飞机参战，仅仅是“表演”就让清廷屈膝了。

&ypageants选美

1922年，大西洋城一个店主偶然心血**，促成了公认的首次选美大赛。他招募了一些舞女、海滨散步的美女，甚至一些前来助兴的妓女，被新闻界挖苦为“地道的美国小姐比赛”。这个名称被张贴出来，坚持了八十年，现在迁移到了拉斯维加斯，每年定期举办。现在，全世界每年有三千多个选美比赛，其中两千多个是为二十五岁以下的姑娘举办的。在参加选美的选手中，只有1%的人能够在模特业中有进一步的发展，每年大约有四千三百余人的名字出现在讣告栏里，2%因谋杀或无法解释的原因死去。

其实，中国封建王朝为皇帝后宫选秀的举动，使选美比赛出现的时间大大提前了。哪怕是清代的选秀女制度，也可以让人全面欣赏到纯粹为一国之君服务的选美。当然，和美国选美圈的数据类似，也会有一些成功入选的姑娘因“无法解释”的原因非疯即死。

八旗选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户部主持，选中的秀女成为皇后、妃嫔候选人，或者选配给王公贵族。包衣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旗）秀女，每年挑选一次，由内务府主持。这些人中虽然也有一部分后来升为妃嫔，但绝大部分成为后宫妃嫔的使女。基本上，皇帝的嫔妃都来自八旗。从顺治帝到光绪帝九朝，选秀女八十多次，二百一十四人入葬陵寝，这是选美中的成功者。

最初的海选有多大的规模，目前没有准确数字。一些文献记载，“主考官”一般每天只当两个旗秀女的评委，具体哪两旗，根据每次各旗参选秀女人数的多少进行灵活搭配。通常是五六人一排让人挑选，有时也有三四人一排，甚至一人一排的。假若有被看中者，就留下她的名牌；没有选中的，就撂牌子。然后，留牌子的秀女再定期复选，复选而未留者，也称为撂牌子。这些秀女面临两种命运：赐予皇室王公与宗室，或留于皇宫之中。如果成为后妃的候选人，程序会更为复杂，初次“引阅”之后，屡屡“复看”，有“记名”的，就是被选中留了牌子；有“上记名”的，这是皇帝亲自选中留牌子的。最后，还要经过“留宫住宿”进行考察（考验是否有打鼾、夜尿频繁等毛病）。在留宫住宿的秀女中选定数人，其余的都“撂牌子”。

康熙朝后，后宫位号有了具体规定，一共分八个等级，其中皇后一名、皇贵妃一名、贵妃两名、妃四名、嫔六名，地位比较低的贵人、常在、答应等不限人数。由于人数众多，皇帝无法兼爱，所以宫中大多数女性的生活都是悲剧。据说，传统的“消寒图”就是她们记录无味日子的一种方式：以九个九笔的汉字组成，繁体的“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每一笔代表一天，每个字代表一九，从冬至开始，每天填一笔，九个字填满即出九，冬去春来又过了一年。

成为皇后、皇贵妃的“成功者”，其实多数情况下和容貌没什么关系，而是高层宗族和政治斗争的产物。皇权的力量和最后个人的幸福之间的关系难以捉摸。1911年后，再也没有这样公开进行的全国性选美大赛了。

esefoodsyndrome中餐综合征

1927年3月31日晚上，在原德国驻青岛总督府要员官邸的卧室里，晚清历史上重要的大人物康有为死去了。

这天晚上，康有为去中山路附近的一家粤菜馆“英记酒楼”吃饭，能够在青岛吃到家乡菜，他很满意，饭后意犹未尽，喝了一杯橙汁。然而不久，康有为突然感到腹疼难忍，当天夜晚呕吐不止。第二天清晨5时30分，他被发现在卧室里七窍出血而死，享年七十岁。

对于这次离奇死亡的原因，许多人推测都认为是中毒，但都查无实据。后来索性模糊地宣称，这是食物中毒。康有为当天晚宴的菜单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鲁菜和粤菜都以制作海产品著称，这顿饭，康或许就是栽在了中餐海鲜的手里。

2003年，一对夫妇在纽约皇后区一家中餐馆吃饭。饭菜味道鲜美，但就在快要吃完的时候，男子开始出汗。据他的夫人说，其表现十分奇怪。男子向后仰倒，碰倒了另外一桌，把炒饭撒得到处都是。然后，他从餐馆跑到了街上，被一辆城市公交车撞倒，毕命。

虽然他的死因被归入了“行人伤亡”之列，但却创造了一个新词：中餐综合征（esefoodsyndrome）。医学专家说，这种情况有时候和心脏病有点儿像，会引起胸痛，面部感受到压力，以及全身有烧灼感。这些症状，主要是一种在中餐中极其受欢迎的调味品——味精（MSG）产生的药理学反应。这种化学上的谷氨酸盐转为一种神经传递介质。当这种东西自然存在于人体时，对蛋白质的合成有帮助。但在不具有味精耐受性的人群中，会造成大脑的功能障碍并使神经受损。1995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哮喘症患者和不能忍受大量味精的人会有死亡的危险，这一点只有通过不断吃中餐来检验、识别。中餐的倡导者不理解也不支持用餐饮命名一种病症。支持谷氨酸盐的厨师说，不是味精不好，而是你吃的那家馆子东西有问题。味精不再被经常使用，但在“水解大豆蛋白”和天然香料的食品中，仍然会发现这种物质。

最新的研究发现，海鲜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和钙等营养物质，和橙汁同时食用并不恰当。1927年，正是国货味精风头正劲的时期。之前一年，吴蕴初宣布，放弃味精的国内专利，让全国各地大量仿造生产。日本的“味之素”除了在日本关东军占领的我国东北地区外，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再也难见踪影。

Drowning溺亡

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一些人的选择是离开这个世界，建立理想王国太过艰难，他们觉得“虽死犹轻”。

溺亡是最常见的自杀方式。这个过程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一名儿童二十秒就可能被淹死，而成年人则需要六十秒（并非窒息时间，是肺部注水时间）。溺亡最显著的特征是体内黏液和水混合时，可能产生白色泡沫，这些泡沫推挤在嘴和喉咙里，堵塞空气的进入。

余世存曾在他的《破碎》一文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国人：“像抛洒在东方大陆上的无数种子，生根、发芽，他们在关中大地治河，在北方边陲的群山之巅筑建万里长城，在五岭蛮荒之地开辟草莱。他们跟传统文明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以自我牺牲的劳作和牛马一样的苦役为上流社会效劳……他们像蚂蚁、像蚜虫、像蜜蜂，机械地活着，悲惨地死去。他们就像生物学上毫无质量可言的生物群，他们只能以数量保种取胜，以供文明不断地盘剥、杀戮。这是我们东土大陆的奇观，自古及今，它都算人类世界最庞大的基因种群，但这个种群却以最卑微的姿态生活。它的个体成员要么加入上流的吃人宴席，要么被吃，要么离群索居，或者成为化外之民，一经化外，它的个体成员就为夷为狄。就是说，它的个体成员从未成为自己，成为文明的人格。这个种群，中国人民，似乎是为了一种奇特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

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和日本媒体一起指责中国人缺乏团结力，说中国留学生只是“放纵卑劣”的一群人。陈天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曾谈及自己能为国做的无非两件事，“其一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12月7日，他书写下万余字的《绝命书》，次日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