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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清末皇室依旧豪奢(第2页)

因贵族毫无“贵族气质”,一般人也敢于搞点儿小动作对付他们。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治下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从欧洲归来,经过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后来,徐世昌召集群僚在督署宴请赴沈阳查办要政的载振,珍馐罗列。载振大快朵颐后,心有不甘地问:“哪里找的好厨师?”徐回答说:“今颇(张锡銮)之庖人做的。”今颇接话说:“明天还可以精制一席。”载振忙不迭说好。结果次日再吃同样的宴席,居然比不上前一天的。今颇大惑不解,后来才知道厨师并未得到奖赏,干脆把原料剔其精华,东拼西凑,搞得滋味全失。

君主时代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极端地蔑视一切非贵族分子。在统治阶级的眼里,市民、工人、农民甚至不能算人,无非是“玩意儿(creatures)”。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KarlEugen)说:“君主就像上帝,他有权作恶或者行善。”动不动,他就可以说那句话,自己的每一个举动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朕要这样”。

但他们究竟有什么能力呢?

按照清廷的制度,外省入旗驻防将军非满蒙大员不得充任。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完颜崇实任成都将军,协办四川军务。第二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被清军押解到成都,关押在四川督署衙门。6月27日,四川总督骆秉章在大堂上对石达开进行会审,崇实和省司道一级的官员参与了这次审判。按照法度,成都将军位在总督之上,于是骆秉章让崇实先行问话。但情况却是石达开“昂头怒目”,声如洪钟,崇实“气沮语塞”,“音低,不知做何语”,被驳得说不出话来。骆秉章只好亲自出马为他解围,呵斥石达开。此事一时传为笑谈。

督鄂的瑞澂几乎目不识丁。某次,布政使杨俊卿交来一份惩戒某县官的公文,呈请瑞澂批阅。瑞澂看了对杨说:“我知道他不称职,然公文中‘蒲险输闹’作何解?”杨忍俊不禁,知道和他多说无益,默默而退,后笑对幕僚说:“瑞制军读‘**检逾闲’(行为**,不守礼法)为‘蒲险输闹’,犹自诩其能。嘻,丑矣!”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识鉴》中说:“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估计是瑞澂看了这一段,以为是打牌输了钱要乱来的意思。

有这样的地方长官和贵族,无怪乎清帝国在一夕之间崩塌。1911年10月,在武昌城中留下的三千七百名忠于朝廷的士兵,没有抵抗住起义者的攻势。四十天后,黎元洪欣喜地对《大陆报》记者丁格尔挥舞着拳头,“十八个省中已有十三个省支持共和国!”

1894年战争结束后,满洲贵族裕庚是少有的清醒者。他说,不超过十到十五年,中国就会爆发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将结束清王朝的统治。如果清政府能立即进行改革的话,也许还行。否则,到那时,他们只好结束自己的统治。

裕庚曾在法国等国家担任外交官,是汉军正白旗人,“初参两广总督英翰幕事。官太仆寺少卿,出使日本、法国大臣”。他就是慈禧的女官德龄的父亲,德龄因这一职务而被称为“德龄公主”,她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曾说:“八十年前,满人还可以,然后退化了,不想去知道任何事情,非常自负,无法和其他人交流。”

德龄透露,贵族的毛病之一是只想玩乐,不想学习。有人和前摄政王载沣谈论改革的话题,他回答说:“我们的祖先从没有那样做过,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

载振参加英皇爱德华七世加冕礼返程,路过巴黎前去看望德龄。据德龄回忆说:“当时他满脑子都是改革,希望中国和西方一样。”但四个月后,德龄回到中国,发现载振和原来一样了。和其他的皇子一样,他总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不得不以那样的方式生活,不得不感到满足。”

德龄对朝廷的解析有时候纯粹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只要中国还要纳妾,就不会进步。”她向外国记者剖析皇帝的血统,“近四十年左右,血统混杂得很厉害,因为他们都在纳妾。”因为意识到满族姑娘都没有文化,德龄一度认为,她们都不适合做皇后。“(皇后和嫔妃)从不教导皇帝爱他的国家,负有责任,他必须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

当时,后宫嫔妃的进步之一,是她们开始抽香烟,而不是水烟。

1900年前后,京城服装质地洋化,剪裁款式也趋洋、趋新。光绪年间,京城出现了专门剪裁西式服装的专业人士,被称为“洋裁缝”。之前的同治、道光年间,受上海服饰之风影响,京城流行紧身衣服,民谚称之为“狭袖蜂腰学楚宫”,这种风格的源头就是西式服装。社会在细微之处渐渐改变,街头巷尾茶食铺中的纸烟、“荷兰水”(机制汽水)和罐头糖果,都显示了外来者的影响。留意风俗的人发现,“近年北京人于西学西艺虽不知讲求,而染洋习者正复不少”。“昔日抽烟用木杆白铜锅,抽关东大叶,今则换用纸烟”。好酒之徒从原来首推柳泉居的黄酒,到“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

载涛是宣统帝溥仪之叔,1908年任清朝训练禁卫军大臣,次年奉命管理军咨处事务,1911年任军咨大臣。武昌首义之后,朝廷对清帝是否退位争执不休。隆裕太后问载涛对战局有何展望,他叩头说“不知道”,理由是“奴才只练过兵,没有打过仗”。

当时,陆军大臣荫昌指挥不力,清廷慌了手脚,不得不答应徐世昌和袁世凯共商的六项“出山”条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各路军皆归其节制,南下镇压革命。徐、袁重新联手,袁开始唱主角,二人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计划最初要先排挤掉唯一的绊脚石:摄政王兼陆海军大元帅载涛。袁略施小计,以总理大臣的名义直接下令要他率兵上前线,载涛便吓得打病退报告。清廷此时认为唯一放心得下的便是徐世昌,随即加封其为太傅太保,要其鞠躬尽瘁,效忠清廷。这时,徐世昌逐渐由君主专政转向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对革命党人的策略也由剿而抚、由抚而和。此时,他审时度势,压根儿不愿与革命党人对阵,主张采用和平方式赶清帝下台。

1912年1月,袁世凯接纳了梁士诒的建议,准备化身为袁祟焕后人,积极筹备做皇帝的工作,一应“制度”都交给了政事堂礼制馆去办理。此时,载涛希望在总统府谋得一差事。曾在中国海关要职工作多年的英国人濮兰德(JohnOterd)在《中国、日本、朝鲜》一书中写道:“人们把黄龙旗仔细地折好,藏起来,以便哪天皇上真的复辟成功,再重放异彩。”载涛只是想找到一份工作而已,并不关心老板是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他被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后任总后勤部民政局顾问等职。

王公贵族的派头,有时候让朝中官员也受不了。1901年,慈禧太后回銮,虽然被八国联军逼得西逃,但她回到北京时,仍然带着那种先天的傲慢。

莫理循回忆说:“皇城西北角的一座庙宇,慈禧衣着华丽,带着满族的头饰,牙齿脱落,苍老。面对城墙上十多个国家、穿各种稀奇古怪服装的人,她面不改色,显得神态自如,真令人感到钦佩。”

这种笔调,传神地描述了一个“土人”国王对外部事件的反应。再延伸下去,就像罗马燃烧时,皇帝尼禄(NeroClaudiusDrususGermanicus)将自己扮成一个小丑,高唱歌曲“特洛伊陷落”。

慈禧逝去后,清廷唯一的主心骨没有了。据说,清帝的退位和隆裕太后密切相关,恭王溥伟在《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写道:当时载泽、肃亲王善耆、蒙王那彦图都主张和革命军死战,但三人有关死战的建议在隆裕太后那里都被打了回来。隆裕说:“胜了便好,若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了。”

此时的隆裕太后,辩论起来一语中的,让“铁血派”顿时气短。徐凌霄和其兄徐一士联手撰述的《国闻周报》十卷五十期中说,奕劻力主严惩湖广总督瑞澂,认为他作为封疆大吏有守土之责,但他作战不力,随即逃跑到上海。结果隆裕太后认为无所谓,并大度地说:“庚子那一年,我们不是也逃了吗?”

清廷的瞻前顾后,使徐世昌游刃有余。关键时刻,他先让段祺瑞领衔,北洋将领四十六人联名致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在革命军和北洋军人的联合摇动之下,1912年2月12日,清廷别无选择,由张謇主笔,下达溥仪退位诏书: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这一诏书标志着大清王朝寿终正寝,行文十分得体,给垮台的清廷留足了面子。据说,诏书的最后一句是徐世昌夹带的“私货”,肯定了清廷灭亡之后,中国便是袁世凯的天下。徐世昌手法之高、谋略之远,前清贵族与之相比,判若云泥。

此时的溥伟,避居在被德国侵占的青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占领青岛。他妄图借助日本势力复辟清室,不停地对公众狂叫:“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

更疯狂的权贵

宋朝的张璪出使契丹。当时他年老体衰,但还是坚决要求去,此举让外人一度很不理解。但熟悉他的人深知,按当时的成例,奉命出使外地的人死在路上,本朝和北朝都会加倍赏赐。张璪很想得到这笔财物,于是在路上每天坚持吃不加热的食物,求死之心一览无余。如果当时乘坐的是直飞契丹的航班,张璪有可能购买十万份保险然后自爆。然而他命硬,出使途中还是没有死成。

贵族病了,王朝就病了。像张璪这样“对自己要狠一点儿”的男人,其实还不算最疯狂的。他盘算的不过是个人财物,以性命许之,基本上算是对社会无害的类型。但有些人就不同了。

东汉末年的崔烈向汉灵帝进贡钱五百万,得到了司徒一职。及至他向灵帝辞谢的时候,后者感叹:“我后悔没有更吝啬一些,你这样有钱,其实可以开价一千万。”

崔烈在贡献这些钱财之前,不过是廷尉。那他得了司徒之位后,做了什么工作呢?《资治通鉴》说,“时凉州兵乱不解,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崔烈认为应该放弃凉州。召集公卿百官议之,议郎傅燮厉言曰:“斩司徒,天下乃安!”换言之,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不停地建议放弃这里,放弃那里。但就是这样一个崔烈,还想登临九五至尊。崔烈的儿子崔钧,当时很有名。崔烈问他:“如果我当了皇帝,天下人会说什么吗?”后者说:“很好。只是大家会嫌您带了一股铜臭。”

至于把家天下当成水果一样不停往外卖的汉灵帝刘宏,可以算是卖官大师了。昏庸荒**的灵帝除了沉湎于酒色外,一味宠幸宦官,尊张让等人为“十常侍”,并常说“张常侍乃我父、赵常侍乃我母”。这种性别不分的言行,直接葬送了刘氏集团。刘宏的谥号为“灵”,“灵”字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这个解释,相当于说,毒气对人健康没有危害。

十六国前燕的重臣慕容评,带兵驻扎在潞川,抵抗前来攻击的前秦丞相王猛。慕容评很有经济头脑,他把兵营附近的山泉都集中管理,把水卖给了自己的军队。送丝绢一匹,可换水十石。积累的金钱、丝帛堆得像小山一样。历史上对他是否卖盒饭给兵士并没有记载,但一个连水都要卖钱的将军,也绝对不会提供太多的免费东西,以致他麾下的兵士怨恨不已,等到与王猛的军队对阵,大家就都散了。

据说,东汉耿恭带兵攻击匈奴。兵入绝境,无水。耿恭下令掘井十五丈,仍然不见水。于是他本人跪下来恭敬叩拜,终于涌出了泉水。这段历史慕容评估计没有看见,如果读到了,应作批注:这水,似可卖得更贵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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