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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吃不饱就要革命（第1页）

第十六章吃不饱，就要革命

中国人清贫的生活给传教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常年景，中国能够以每天两美分的标准为成年人提供足够分量的食物。很少浪费食物，猫、狗依靠剩饭生活下来。史密斯说，当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每天浪费的物品，足以让六千万亚洲人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

从19世纪开始，西方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并给整个西方世界提供了微距的中国研究报告。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没有面包，就要流血”的革命口号是很自然的，但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那些无家可归的群氓、饥饿的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寻求救助。经过反复询问，在大荒年为何不反抗，得到的回答令他们失望：饿死，比在叛乱中被杀好多了。

骚乱

“没有面包，就要流血。”在同一时期的美国，也是如此。

1787年北美的独立者在起草宪法时，将“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工人、穿长裙的女性、反战者、公职人员、同性恋甚至3K党成员，都有权行使这一权利。但在19世纪的美国，早期的游行示威往往演变成骚乱。

1837年1月，面粉价格飞快攀升到了十五美元一桶，一块面包的价格也上涨了一美分。那时，美国经济非常不景气，人们挣扎在饥饿寒冷的边缘，多涨的一美分最终让人无法忍受。纽约市民聚集在一起，打出了“面包！肉！

房租！它们的价格必须要降！”的标语。这场集会后来演变为著名的“面包骚乱”，成千上万的暴徒洗劫了商店和仓库，街道上纷纷洒洒，四处都是面粉和小麦。在警察彻底恢复秩序之前，一共有三十四人死亡。

1831年，一个名叫纳特·特纳的奴隶自称在梦里听到了“最后的将是第一个”的召唤，他开始组织示威游行。有超过一百名奴隶加入特纳的队伍。黄昏时分，这些人开始攻击、滥杀白人。整个事件中，一共有二十四名儿童、十八名妇女和十三名成年男性被害。他们还野蛮地殴打拒绝加入的黑人。此后，军队驱散民众，逮捕了特纳“队伍”的所有人，以及四十名同情并提供了帮助的人，这些人最后都被判处绞刑。

1863年，林肯总统签署了美国第一部法律草案。其中有条款规定：允许支付三百美元或雇用他人来顶罪。对当时的平民阶层而言，三百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该法案等于是承认一小撮人获得豁免权，最终导致了一场“草案骚乱”。值得一提的是，闹事者没有谴责法律的起草者，而是直指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他们将内战讥讽为一场仅仅针对“奴隶制度”的战争，没有其他任何意义。出于报复，白人袭击了被解放的北方黑人，他们动用私刑杀死了成百上千的人。这场骚乱持续了四天，仅仅在纽约就死亡了一千人。

1877年，铁路大罢工，美国二十六个州的七十万名工人为了争取更高工资加入罢工。巴尔的摩民兵向一群已经暴跳如雷的罢工者开枪，十一人死亡，四十人受伤。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Andrewegie）的顾问托马斯·斯科特（Sas）叫嚣，“用来复枪来喂饱他们（这些罢工者）”。最终，作战部组建了国民警卫队，用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社会混乱，而不再允许大亨们组建“民兵”对付劳工。

法国大革命发生的那一天，巴黎面包的价格达到顶点。这一现象在当代也不罕见。

2010年9月份，为平息骚乱，莫桑比克政府表示将收回面包涨价的计划。该国在2010年9月7日召开了内阁会议，会后，计划发展部长阿尤巴·库埃伦西亚（Aiubaeia）表示，政府将收回6日起生效的面包价格上涨20%的“法律”。库埃伦西亚同时表示，政府还暂停了为高级政府官员涨工资。在这之前，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大批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食品、水电和生活必需品涨价，示威游行后来演变为暴力骚乱，造成十三人死亡。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二十七岁时和妻子一起来华，最早在天津传教，后到山东，久居恩县（现山东省平原县恩城）的庞家庄。在中国居住二十二年后，他写作了一本《中国人德行》（eseCharacteristics）。请注意，过去西方人称中国人为，虽然听来像瓷器一般不经摔打，但后缀还是“-man”。“-ese”这个后缀在英语中意为“微小的”、“小的”、“不重要的”，甚至是“低等的”、“劣等的”、“微不足道的”、“弱小的”、“怪异的”、“带有疾病的”。无怪乎学者陈传席曾发表学说：中国人习惯翻译对方为“英吉利”、“美利坚”、“法兰西”等褒义词语，而放手让对方以这种难登大雅的小词界定中国人，实在有些划不来。过去，中国人称呼诸国为身毒、匈奴、龟兹的年代，我们还在享受“英吉利”和“美利坚”的待遇。

中国人清贫的生活给传教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常年景，中国能够以每天两美分的标准为成年人提供足够分量的食物。很少浪费食物，猫、狗依靠剩饭生活下来。史密斯说，当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每天浪费的物品，足以让六千万亚洲人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很多中国人家中，主人饕餮一番之后，仆人和他们的孩子蜂拥而上，把残羹冷炙横扫一空，连残茶也重新倒回茶壶里，再喝一下。

燃料的使用也让外国人不理解。在中国，燃料是匮乏和珍贵的。大多数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并不清楚，以至于在这些家庭中，庄稼的茎叶、根都是很好的燃料，即便一过火就没有的东西也不能浪费。“秋天和冬天的大地上，中国人连一根草都不放过。”为了节俭，中国人让老外们瞠目结舌。B。C。亨利在他的《十字架与龙》（《ThedTheDragon》）一书中说，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二十三英里，耗费五个小时，然后又抬着空轿子走回广州去吃饭。仅仅是为了节省五分钱。一个老妇人痛苦地移动脚步，沿着墙壁走到她的亲戚家里去了，这样是为了死在离祖坟更近的地方，好节省抬棺材的钱。

燃料的历史就是世界发展的历史。今天人们争论海湾战争的缘由时，“燃料论”仍然是重要的观点。二战期间，德军排水量五万吨的超级战列舰“蒂尔皮茨”号一天耗费的燃料达八千一百吨。由于当时燃料紧张，希特勒又担心战舰受损，因而“蒂尔皮茨”号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军港里。然而，英国人并不知道这些。多年来，他们一直以敬畏的心态注视着“蒂尔皮茨”号，如同神话中的农民观望一条打瞌睡的巨龙。“蒂尔皮茨”号的威慑力如此之大，以至影响到英国本土舰队的部署。1941年12月，皇家海军为了防备“蒂尔皮茨”号，让航母“维多利亚”号留在英国港口，而放手让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独自前往马来西亚。结果两舰遭到日本俯冲战斗机的袭击，双双沉没。

在德军控制下的阿姆斯特丹，为了寻找足够的燃料煮熟土豆，人们开始撬铁路的枕木，拆防空洞里的横梁，甚至挖出城市广场下路基里的小煤块。1944年，一位荷兰记者写道：“一大早或太阳落山之后，你能看到受人尊敬的先生们爬进公园和花园，爬过小路，游过运河，打量着一切可燃的材料。”

但对清朝末期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说，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民族生活的贫苦。很少有人想到，这可能成为一次革命的原动力。他们中不少人都无可奈何地认为，清朝政府就是一个立方体，如果推倒了，不过是另外一面着地。

西方人认为，影响民众最基本生活的因素，势必引发革命。比如，他们笃信冰雹和干旱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1788年7月13日，周长达四十厘米的冰雹持续落进农田。英国驻法国特派大使的报告中详细提到了这些天象。雹灾后的第一年，面包的价格飞涨。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的那天，面包的价格最高。法国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浇灌他们的庄家，《马赛曲》中唱道：“……前进，前进，用肮脏的血，做肥田的粪料。”

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GeesLefebvre）这样介绍：

1787年，土耳其打击俄国和奥地利的战争，以及俄国军队后撤，在波兰留下的混乱，减少了对东欧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出口，同样造成了法国工业的萧条。总之，所有的国际贸易都受到了损害，因为1788年西欧到处都收成不好。因此，当生活费用急剧上涨时，失业到处蔓延。工人的工资也得不到增加。在最好的时候，增加工资亦十分难得。据估计，1726至1741年间和1785至1789年间，物价上涨了65%，而工资仅仅增加了22%。1789年，一名巴黎工人平均每天赚三十至四十苏，为了维持生存，每磅面包的花费不少于二苏。7月的上半月，面包价格比这个数字上涨了两倍。在外省，面包的价格更高，每磅达八苏。市政府因为担心巴黎发生骚乱，毫不犹豫地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在这里出售从国外进口的谷物。自路易十四去世以来，面包价格从未如此之贵。

谁能怀疑这种苦境与当时人们的暴动热情之间的联系呢？1789年4月28日，一场可怕的暴乱被子弹镇压了下去。这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

法国大革命成功后，领导者清楚地知道，人们对食物的渴求是无法抵制的。但革命后建立的政权，仍然和民众摩擦不断。从1852年开始改建巴黎的市长欧斯曼（GeesHaussmann），把巴黎的老城区道路改得又直又宽。除了考虑城市景观的要求，还为镇压市民起义提供便利：开进部队很方便，且便于炮击。欧斯曼本人曾说：“炮弹不知道右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