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三章 中国逻辑下的战争法则（第2页）

苏州逆首伪纳王郜云官、伪比王伍贵文、伪康王汪安钧、伪宁王周文佳、伪天将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等，因官军围攻紧急，乞降内应。该酋等愿望太奢，恐有后患，分别驱散解除，各缘由业经臣于二十六日奏报大略在案。

官军入城查探，降众实有二十余万，其精壮者不下十万。郜云官等歃血立盟，誓同生死。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又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其挟众要求之状，种种堪虞。臣思受降如受敌，必审其强弱轻重，能否驾驭在我。若养虎遗患，苗沛霖、宋景诗皆其前鉴。即幸而如李世忠，至今滁州等城仍未退出，苏省财赋名区，岂容该酋等拥众盘踞，致贻无穷之忧。况郜云官等积岁巨酋，在贼中封至伪王、伪天将，其罪恶已不可赦。今围困始降，毫无悔罪之意，仍多非分之求，将来断不能遂其所欲，极断不能无反侧之心。传令该酋等八人来营谒见，讵郜云官并未剃发。维时忠逆李秀成尚在望亭，距苏甚近。郜云官等皆系忠逆党羽，诚恐复生他变，不如当机立断，登时将该伪王、天将等骈诛，派程学启督队入城搜捕逆党。于是降众二十万咸缴军器，乞就遣散。臣复派妥弁挑留精锐二千人，分置各营，其余陆续资遣安置。臣即于二十九日入城驻守，督率官绅分头抚恤，人心大定。

不谓戈登因臣先调常胜军回驻昆山，未与入城之功，忽生异议。先曾谓纳逆不应杀慕逆，兹又谓不应杀纳逆，声称即带常胜军与官军开仗。经道员潘曾玮、总兵李恒嵩劝止，乃又招去纳逆义子郜胜镳暨久从苏贼之广东人千余名，意殊叵测。又怂恿英国提督伯郎、翻译官梅辉立来苏辩诘。臣告以自督军来沪，先收南汇降酋吴建瀛，准带千人。次收常熟降酋骆国忠，准带二千人。均肯退出城池，谨受约束，故以战功保至副将，信用不疑。

臣非好杀者。兹郜云官等所求太奢，欲距省城，关系太大，未便姑容，养痈成患。且诛八酋而后能解散二十万众，办法似无不是。戈登先期调回昆山，事在仓猝，未及商量。盖一商询，则彼必极力沮格，此事遂无了局矣。该提督则以英国不喜杀人，是使戈登无词以对外国，强派臣办理错误。臣姑勿深辩，惟其悻悻见于词色。据称申请公使与总理衙门议定，再将常胜军作何区处，其意殆挟该军与我为难耳。臣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是以督同程学启曲意笼络，俾为我用。叠经据实奏报，仰恳恩奖。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臣不胜感激，惊惶之至。

理合附片缕晰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李鸿章的这个奏折，万般老练。先是讲述了攻下苏州的不易，然后为朝廷考虑，降将们的步步紧逼，使他不得已杀掉对方。此后，又暗示戈登因为没能先入城得军功，一再闹事。最后表明如果为了让英国人息事宁人，不如“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这几乎使他立于不败之地。哪里是要处分，简直连奖赏都求到了。

郜永宽等被杀，程学启是个关键人物。据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武略类”之“程忠烈（程学启）用兵能相地势得士心”一条记载：“（郜等）约降。往来其间者，提督郑国魁也。寇必欲邀忠烈面议，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

这约定的“三事”是何事？“然苏城降寇所约三事，曰留半城屯其余众、曰编定百营照给饷、曰受翎不剃发，此何可从？盖寇自有取死之道也。”

郜永宽与程学启谈判时，双方商定投降的条件，包括李鸿章后来的奏章中所说的罪状，“占住阊、胥、盘、齐四门（即‘留半城屯其余众’）”；“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即‘编定百营照给饷’）”；“并未剃发（即‘受翎不剃发’）”的内容。至于“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则可能是李鸿章对郜等人的抹黑。反正人都死了，谁又知道他们当初要了什么。

事实是，程学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条件不可能得到履行，“亦允之”，就是为了早日拿下苏州以立大功。当苏州拿下后，无法履行这些条件，干脆杀人。换言之，杀降事件主要责任很可能在程学启，他自己作为一个投降的过来人，肯定知道李鸿章的底线是“无条件”，而其个人却和对方大谈条件。至于李鸿章，据说因杀降而“踌躇三昼夜，不能决”，因程学启“以去要之，始定”。有实情，也有笑话。郜永宽从投降到被杀，才过两夜，而李鸿章踌躇了“三昼夜”，难道在此事之前便议定了杀人？

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向布鲁斯报告苏州杀降事件，报告附件便是戈登发表的苏州杀降的经过。这些资料目前为英国档案馆收藏。当时，李鸿章的言辞举动令英方很是震惊。1862年4月初，李鸿章到上海参与“协防”，而后任江苏巡抚。正是在上海，他开始与洋人打交道，渐渐以当时少有的“知洋务者”形象而闻名中外。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中，能与洋人打交道、受到洋人重视的人，自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了处理好和戈登的关系，李鸿章还向罗伯特·赫德（RobertHart，英国人，清廷雇用的海关总税务司）和马格里（MaeyHalliday，之前任洋枪队队长白齐文秘书）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

就在苏州杀降事件期间，英国人赫德负责的总税务司署迁至北京。赫德成了清政府国际事务方面的得力顾问。他曾说：“我自从1861年首次到北京以来，就敦促总理衙门向着西方所理解的‘进步’一词的方向前进。”赫德的影响不仅在于推动清政府各种制度的现代化，还在于由此引起思想观念、社会风尚的改变。

经赫德举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任同文馆总教习。在其治下，同文馆的译书活动成为朝廷的“规定动作”，所译书籍自行印刷，免费发送各级官员。这些书籍包括自然科学、各国法律、政治经济、世界历史等。之后，西方书籍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改变显而易见。

马格里是出生于苏格兰的英国人，后加入中国籍。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清臣，以示对清廷之忠贞。1858年，马格里随英国侵略军来华，任第九十九联队军医。在英军服役期间，他与同龄的戈登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友谊。他曾任“常胜军”头领白齐文的秘书，1863年加入淮军，任张遇春统领的春字营炮队教习，并率队随李鸿章在上海、昆山、苏州等地同太平军作战，深得李鸿章信任。

苏州杀降事件后，马格里一度与李鸿章势同水火，因为当时他已经娶了郜永宽的侄女为妻。当时，戈登死死纠缠李鸿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马格里打抱不平。后来，李鸿章找潘曾玮请马格里出面调解，劝说戈登，杀降事件才得以了结。

戈登最终在杀降事件上对李鸿章束手无策和他的处理方式有关。他声称要率“常胜军”与官军开仗，又招去郜永宽义子郜胜镳以及广东人千余名，“意殊叵测”。这让清廷绝对站在了李鸿章的立场上，不仅下旨明确支持李所作所为，且指责戈登“意殊叵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同时，“常胜军”仅有三千多人，而淮军已超过五万人，也装备了洋枪等新式武器。所以，戈登最后仅要求李鸿章公告，叙述杀降事件和自己无关。对这个简单的要求，李鸿章当然是慨然应允。

此事的直接后果，还造成了“常胜军”被撤销番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戈登的“赠言二十条”为清廷乃至后来的中国提出了最为真切的建议。虽经过英国人对杀降事件的渲染，但李鸿章仍然没有丝毫“悔改”。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李鸿章几次建议自己的老师“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这种油滑的手段，并不能在事实上改变国家弱小的处境，只能是苟延残喘。

杀降

苏州杀降事件，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李鸿章给自己的母亲写信，解释“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

李家至李鸿章高祖有田二顷，才进入小康家庭。父亲李文安经多年苦读，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李鸿章母亲亲手抚育了六子，六子非富即贵，这位母亲一直被视为李氏兄弟成长的重要人物。

1946年2月23日清晨，马尼拉以南三十公里的洛斯巴尼奥斯监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东南亚战区司令山下奉文被执行死刑。他没有被允许身穿军服，只能身穿囚服受刑。处刑台由日本战俘制造。在押送至刑场途中，曾经是同袍的僧人森田觉中尉问他有何遗言，他回答：“一个人的本性在上学校以前，是由他的母亲培养出来的。我的遗言是，提高妇女的教养，培养好的母亲！请告诉祖国，我对祖国只有这个愿望。”

而这位对母亲有一片赤诚之心的日军高级军官，曾经也造就了战争史上著名的杀降事件。

占领新加坡后，山下奉文为了有效地控制当地局势，命令专门人员制订了《肃清华侨计划》，对当地华人进行残酷的大屠杀，超过十万华裔在这次屠杀中惨遭重机枪扫射丧命。到后来，日军为了节约子弹，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十公里左右处推到海里。这便是著名的新加坡大屠杀。在屠杀的同时，日军还聚敛财产，犯下滔天罪行。

山下奉文的战友本间雅晴被称为诗人将军，也是最了解英国人的日本军人。他下令美菲所有被俘人员做长距离徒步行军，从巴丹半岛的马利维尔斯奔向位于圣费南多的俘虏营，行程长达一千多公里。正值炎夏，疫病流行，日军对缺衣少食的战俘恣意虐杀，等到达目的地时，死伤人数竟达二万五千余人。几个月后，有三名美国士兵从日军战俘营中侥幸逃出，越海到达澳洲布利斯坦，才让这次“死亡行军”大白于天下。

无论如何，杀害平民和俘虏是战争中最为丑陋的行为。即便是执行无限制潜艇战的德国海军，也尽量会在袭击成功后，给落水者以必要的援助。希特勒在听说德国船员给被运走的挪威教师发放救生衣时，忍不住叹息这是“德国优秀品质”。他嘲讽说，这些教师应该“高兴被可爱的英国人用鱼雷击沉，葬身海底”。因为这种处理，邓尼茨曾专门致电潜艇或伪装成商船的德国战舰，不得因为救援对方而使本方有遭空袭之虞。

从日军1942年进入新加坡开始，欧洲人的高大形象就被粗暴地踢开了。阿瑟·派尔塞沃向脖颈粗壮的山下奉文投降，这一情景被制成了蜡像，永久性地保存在新加坡的三头沙岛，成了一个特别能吸引日本游客的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