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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复辟是谁在作祟（第2页）

清末时曾任上海道台、两广总督的袁海观，曾遇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乞丐来到袁海观门前乞食，拿着一个精瓷的小碗。袁一看便是古物，便问他卖不卖。乞丐说“以此乞食，不愿售”。袁海观不甘心，又再问：“多给钱卖不卖？”乞丐回答：“除乞食外不知更有其他事业，要那么多钱有何用处？”袁氏听到这番话，有点儿惊异，继续问其姓氏籍贯。乞丐泰然自若：“大地，逆旅也；万物，刍狗也，哪有什么姓氏籍贯？”说完，扬长而去。

从万物如刍狗，到满族统治者被吴稚晖视为刍狗、小猪，清廷的地位在20世纪初走到了末路。清朝历史中，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雍正时期则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疯狂的人物则是乾隆皇帝，他统治时期共发生一百三十多起案件。及至清代中晚期，不再发生“文字狱”。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人投身报界，“开发民智”。

《革命逸史》中提到，清朝同治初年，太平天国气势颇盛时，香港已有报纸出版。《中外新报》是英文《孖剌报》的一种副刊，后来的《循环日报》创刊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大肆报道法国入侵越南的新闻，当时成为热点。《华字日报》也是英文《德臣报》的副刊，算是第三家出炉的新报纸。而这三家中，只有《循环日报》一家纯属中国资本。

1884年中法战争后，广州《广报》诞生。版式和港报很像，均为正体直排。至于刊登的内容，主要是“上谕”、“宫门抄”，等等，新闻记事喜欢用四字题目放在其上，记载很简单，排版也很粗陋。

这份《广报》出版数年，本来给大众带来了一些必要了解的新闻，但因其刊登了某大员被弹劾一事，突然被广州官府查禁。还好报馆职员及时逃走，不然将面临牢狱之灾。《广报》被封后，官绅士子中流行一种“京抄”，借以传递消息。后来《中西报》在广州沙面发行，该报不想蹈《广报》之覆辙，开业不久就搬迁到沙面租界，在外国人的势力下，后乔迁至朝天街。劳亦渔、武子韬、陶檀庵等名家都在这份报纸上写文章，报纸很畅销。1895年，孙中山、杨衢云等计划在广州起义，其时为《中西报》最风行的时代。

1903年正月，洪全福、梁慕光等在广州发难，行事不密，计划完全失败。《岭海报》在政府立场上发表文章，指出革命排满实为大逆不道，结果香港《中国日报》发文批驳，双方笔战逾月。《岭海报》执笔者为胡汉民长兄胡衍鹗，《中国日报》执笔为陈诗仲、黄世仲，两报交锋，也算是革命、扶满两派势力的第一次笔战。之后，香港《世界公益报》、《广东报》、《商报》、《有所谓报》等先后出版。除《商报》属保皇党机关外，其他三报均为革命人士郑贯公组织，阐扬民族主义，对革命的热情不亚于《中国日报》。一时间，革命派报纸发展迅速，声势大涨。

广州和香港一箭之地，办报纸的境遇却有很大不同。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强收粤汉铁路，广东的地方士绅在黎国廉带领下奋起抗争，岑派兵把黎国廉抓了起来，关在监狱里。广州各报噤若寒蝉，只剩下香港各报摇旗呐喊，批评岑春煊攘夺路权。新出版的《维新报》、《东方报》、《少年报》、《日新报》同一论调，大肆攻击岑春煊违背民意。岑后来干脆下令禁止港报入口，耳根清净。

1907至1908年间，湘、皖、滇、赣、粤、桂各省革命军陆续举事，全国震动。1910年前后，广州又增加了多家新报纸，其论调仍是鼓吹革命，仇视清廷。邓悲观主持《国民报》，潘达微、邓慕韩创办《平民报》，陈耿夫、李孟哲出版了《人权报》，卢谔生刊行《军国民报》，陈炯明扶持《可报》……香港、汕头等地出炉的新报纸，也多与革命党人有关。这些报纸对于辛亥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之役及孚琦、李准、凤山之被刺记载周详，非但不同情死于暴力的满洲官员，反而对革命党人赞扬备至。武昌首义后，清军将领张鸣岐、龙济光、李准本来还准备负隅顽抗，此时各地报纸纷纷谣传“京陷帝崩”，广州全境欢声雷动。张鸣岐知人心已失，无可挽救，便仓皇出走，龙、李只好投降。时人评论，广州得以不流血而获光复，报纸的力量不可小视。

但要说广州“不流血”而获光复，其实与事实不符。辛亥年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之役，孙中山感叹“吾党菁华，付之一炬”。推翻一个全国性政权，发起由下至上的革命，革命者怎可能“不流血”？说白了，这就是一场不对等的比赛，最终的结果是革命者经年累月的流血，换来了王室最终希望自己不流血，和平走下宝座。

爱新觉罗家族因和平方式交出权杖的行为获得了优待，促成这一切的原因，除了时代的进步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很多民国要人，对未来的时局都有自己的判断，清王室的存在也许可以用来作为某种工具。后来历史的发展，刚好印证了这一点。

1912年9月11日，贵族绍彝写信给绍英，说：“皇族昨晚请孙中山电询甚为平安，慰甚。孙中山往抵醇邸（醇亲王载沣府邸），世相彼此当有周旋之意，前嫌亦可化解矣。”潘怡所著《记溥任先生》一文中，记述了孙中山同载沣的部分聊天内容，现抄录如下：

孙中山说：“1901年载沣出使德国时，曾以御弟的身份向人家赔礼道歉，处在十分尴尬和被动的地位，却能做到不卑不亢，国外评论不错，是十分难得的。”之后，孙中山先生高度赞扬载沣在辛亥革命时自动退位，承认共和，避免了国内一场大血战，历史罕见，是明智之举。这是有益于革命、有政治远见的爱国行动。孙中山先生与载沣的会晤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小时。孙中山在告别载沣时，还特意将自己的一幅照片赠送给载沣，照片上写有孙先生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

当时政界，其他人对清王室“余部”的态度始终不可捉摸。但是，都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

徐世昌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便官居东三省总督，他在逼迫清帝退位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徐世昌一方面坚持反清，一方面又觉得普天之下，王权的余威至少在自己的时代是挥之不去的。于是，后来身处大总统位置的他，处处以太保（宣统三年十月，清廷特授世续、徐世昌为太保，叮嘱这两位老臣“尽心卫护圣躬”）自居。

徐世昌保护了爱新觉罗·溥仪的生命，在政界一直以调停者身份闻名。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召开南北议和会议，谈来谈去，也没有一个结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舆论的压力下，徐世昌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以缓和民众的情绪。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高涨，徐世昌极力鼓吹尊孔读经。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份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因势操纵。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逼迫徐世昌下台。此时，他还在继续高唱“在孔子生日给全国放假”。

张勋复辟，是民国初年的一场大戏。最后张勋虽然兵败，但并未受罚。据说，这是因为众多民国要人暗中参与支持，一位驻中国的外国领事言之凿凿：“八十二位有影响的中国人参加了这场复辟。”

复辟主角张勋，字绍轩，江西奉新人，生于1854年（咸丰四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张勋投靠袁世凯，任管带，后历任副将、总兵。1911年，张勋终于升为江南提督，率巡防营驻南京。据说，他入京进见袁世凯时，袁将其召入居仁堂共论大政。张于国计民生侃侃而谈，袁击节叹曰：“血性男儿，血性男儿！”

武昌首义时，革命军和清军在长江沿岸对峙。张勋在南京，为了确保后方无虞，杀死同情革命的民众数千人，继续抵抗革命军。他战败后退至徐州一带，不过其部队并未遭到毁灭性打击。清帝退位以后，张勋将手下部队改称武卫前军，禁止士兵剪辫子，以示效忠清王朝，时称“辫子兵”。1913年，袁世凯和孙中山再度决裂，张勋在进攻革命军的战斗中勇打前锋，重新杀回了南京，这也是他后来被袁世凯调任长江巡阅使的主要功绩。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同盟，不久张勋任安徽督军，一直图谋为清室复辟。

“圣人”康有为也参与了复辟。别人问他为何要加入，他解释：“我本来就是保皇党首领，保皇即保清，主张复辟，再正常不过了。”

康有为和张勋这两位“文武圣人”双双“眼瞎”，此时的复辟不但不是人心所向，最多只是众多军阀借机分配政治利益而急需的“噱头”而已。可以这样说，张勋复辟失败，但背后最有权势的八十二人并没有随着张勋的身败名裂而消亡，而是在反对复辟的闹剧中获得了更大利益。最终，这些人为利益再分配而大打出手，便是后来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

但没有任何因素能够阻止张勋的复辟如期进行。1917年6月30日夜到7月1日凌晨，张勋进宫要求复辟，这种忠勇连溥仪也不敢贸然接纳。7月1日凌晨3时，十二岁的溥仪在瑾、瑜两太妃和太保世续、师傅陈宝琛等人护导下，来到养心殿召见张勋等人。张勋直截了当，奏请复位。溥仪按照陈宝琛的指点谦让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立即赞颂：“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康熙）也是冲龄践祚嘛。”溥仪回答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

淮军将领阮忠枢曾说，张勋虽近于粗率，却不失好汉。如此评论，是复辟集团的真实写照。张勋压根儿没有想到，这出由他挑起来的戏，根本没有一呼百应，但他在那几天里乐于享受难得的荣光。张勋给自己印了个名刺，长约九寸，宽约四寸，上面印有“前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前江苏都督、前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钦命御前议政大臣、晋封忠勇亲王张勋”等字样，官衔五行并列，字数繁杂，见到的人无不捧腹。

在复辟中被“提携”的“陆军部尚书”雷震春，原先是第七镇统制。复辟“成功”之日，雷震春身穿崭新朝服，乘坐现代交通工具摩托车去宫中谢恩。到宫门后，车尚未停稳，雷震春不考虑惯性，便迫不及待地从车斗中站起，结果摔出四五尺远，额头碰出了血。护兵急忙上前扶他，问其痛否？雷震春回答：“心乐则不觉痛。”这次见面，溥仪赏其“紫禁城骑马”（仿佛是对其乘坐摩托车的劝诫）。雷震春人生所有的精彩镜头都和交通工具有关，后来讨逆军攻进北京，他化装成“骆驼祥子”，拉人力车从正阳门出逃，被人认出抓住。民国报纸画漫画讽之曰：“不在紫禁城骑马，却来正阳门拉车。”

段祺瑞派段芝贵、曹锟为东、西路司令前去讨伐张勋，后者对雷震春等人说：“各位不要惊慌，在我看来，这两路兵指日便可**平。”几天后，战事就证明他的军队应该撤退了。离开北京之前，张勋请清朝皇室给予黄金万两以酬其劳。按照当时的价格，黄金万两约合银元四十余万元，而溥仪即位不过十二天，意思是每当皇帝一天，要给护驾的张勋三万多银元。对这个数字，张勋解释说，自从辛亥革命后，他在五年多内先后孝敬清廷不下五十万元，这种危急时刻，请求回报黄金万两以帮助他逃命，也不算过分。结果瑾太妃说：“如今复辟势将消灭，民国每年优待的四百万岁费，都要断送于你之手，我们又向谁去讨呢？”张勋听后，默然而退。

综合考虑张勋的表现，清朝皇室对他还是心存感激的。1923年，张勋病死，废帝溥仪哭灵，谥号“忠武”。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过这个谥号的人不少。毫无疑问，张勋的“忠武”最为贬值。

在复辟中，黎元洪躲进了东交民巷日本武官家中。十二天后，张勋躲进了东交民巷的荷兰使馆。那时的东交民巷，可谓是政治戏剧的更衣室。

1924年，冯玉祥有意驱逐溥仪出宫，但并不想亲自执行这一任务。那个时代，一般人对皇帝尚有敬畏之心。最通俗的“厚黑学”读本《三国演义》中提到：曹髦不满司马昭横行跋扈，于是调动宫中可用之人，要杀司马昭。司马昭手下贾充带着成济和数千铁甲禁兵前来，禁兵看到曹髦，皆不敢动。成济乃绰戟在手，问贾充：“当杀还是当绑？”贾充道：“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于是成济上前一戟杀死了曹髦。

后来，司马昭要对弑君作一个交待，便问当时的尚书仆射陈泰如何处置。陈泰说：“独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司马昭沉吟良久问道：“可不可以杀个不要紧的人物？”于是将“凶手”成济判了剐刑，灭其三族。

1954年，驱逐溥仪出宫的鹿钟麟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某次座谈会上，与特赦后的溥仪、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的老同盟会会员熊秉坤三人合影。当时，中国新闻社刊发了这张照片，很多老北京人方知他仍在世。1966年1月，鹿氏逝世，享年八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