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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投资革命是个大买卖（第2页）

1907至1908年，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连续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每次起义，孙中山均要求陈楚楠等富商接济。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爆发，仰光闽籍侨领庄银安、黄德源等人不但热情捐献军饷，还购买了一批军火运进云南。起义失败后，大部分人经越南辗转流亡到新加坡，陈楚楠在新加坡蔡厝港开办中兴石山公司，作为接待这些人员的地点。此外，他还介绍一些人到槟榔屿、吉隆坡、文莱等地的工厂、矿场和农场谋生。1908至1911年，同盟会先后多次派人至缅甸筹款，华侨庄银安每次都捐款数千元。广州起义前，吴世荣带头变卖店产，倾资助力，筹集起义经费；郑螺生除自捐现金一千元外，还处理了自己的福建、江苏铁路股票支持革命；旅居马六甲的永春县华侨郑成快捐助革命经费高达五六万元，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特授予他二等功奖章。

辛亥革命时，厦门人徐赞周任缅甸筹饷局长，一个月内募得捐款四十万缅盾，成绩辉煌。武昌起义后，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但成立的军政府运作面临极大的财政困难，南洋各地华侨因此又掀起轰轰烈烈的募捐。泉州籍菲律宾华侨邱允衡得知革命爆发，捐款五千比索。在他的带动下，1911年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菲律宾华侨捐输革命政府款额达十余万比索。1911年，上海军政府委托庄希泉，要他组织“南洋募饷队”，继续到东南亚一带筹款。

革命团体在筹集活动经费时，通常都会遇到巨大的障碍。当时，康有为的保皇派和革命党在海外争夺华侨资源时，甚至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国内有志于推翻清朝的同志，筹款手段也形式多样。

1903年冬，王嘉伟、蒋尊簋、陶成章、魏兰和龚宝铨等人在东京酝酿协商，次年初，陶、魏回沪与蔡元培商议，至同年11月，以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光复会。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蔡元培个人专心学问，根本不愿经营会党，也不直接参与策划和实际活动。因此，光复会的经费紧张，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1905年初，徐锡麟的加入带来了转机。他和陶成章、秋瑾等通过创办大通学堂，发展会党成员，使光复会增至六七百人，成员大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工匠，还有少数地主士绅。章太炎、秋瑾、张恭、徐顺达、赵声、柳亚子、陈去病、熊成基等人都是光复会的骨干。光复会一时声势壮大，于东京设有分部，以绍兴作为本部的活动中心。

大通学堂，最早称为大通武备学堂，是徐锡麟一手创办的。建立这个武备学堂的目的，其实是为筹款作掩护。徐锡麟认为以武备学堂的名义联络会党成员，便于将其发展成一个为起事作准备的准军事训练基地。他曾设想在武备学堂成立大会上把绍兴当地官员都找来，一举歼灭。陶成章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浙江不是战略要地，除掉绍兴官僚影响不大，非得要包括南京、安徽等各地呼应才行。而要实现皖浙大起义，就必须在人员、军事技术上作大量准备。

徐锡麟的主要目标是绍兴以及附近地区的银行。他设想，一旦抢银行成功，需要大量空间来藏好钱财，没有比学堂更好的地方了。但这个计划没有实施，据说是因为掌握射击技术的人太少，加上无法及时运输劫得的财物。那时，整个中国尚未流行机动车辆，如果用人力车或马车，达不到迅速转移的目的。即便是找到外国汽车，也相当于现在乡镇上出现一辆兰博基尼，不可能不暴露行踪。

原来浙江的会党力量基本聚集于浙江嘉兴敖佳熊创办的温台处会馆（温州、台州、处会馆的简称），温台处会馆遇到困难不得不解散后，这些会党积极分子转而聚在大通学堂。此时，大通武备学堂也已改成师范学堂，以体育专修科为主，更加便于平日操练。一时间，浙江大量草莽英雄齐集，声势浩大。后来，徐锡麟为了从内部攻破清廷，离开大通，混入了清政府的武装力量，而秋瑾则接手大通学堂，并和一众同志继续培养武装力量，最终，爆发了清末著名的丁未年（1907年）安庆举事和浙江起义。

同盟会湖北分支经济拮据，不得已想出了盗金佛的主意。湖北分支的主要领导人是焦达峰、居正。1907年秋，居正考入日本大学本科法律部，准备深入研究法学。在革命风起云涌之际，自感推翻清政府、建设新国家的革命任务高于自己的学业，便毅然暂时放弃学业，为革命奔走于南洋各地。1909年2月，居正前往汉口。在那里，他碰到了谭人凤，后者给了他活动计划以及一部分经费。居正在武昌和汉口假装开起了商店、酒店，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联络新军。

革命经费不足，严重地制约了同盟会湖北分支的行动。居正和焦达峰商量，干脆把蕲州达城庙的金佛盗走，熔铸成金条卖钱。也只有像他这样留学日本的唯物主义者，才能想出这种令普通乡民战栗的主意。

起初，两人一起到达城庙踩点，隐没在众多香客中，看好了如何下手。经过两次踩点，第三次去之前已明确分工，准备动手。他们选择了会中的几个大力士，带上一应工具，兵分两路向达城庙开进。当晚暴雨（特意选择的天气），焦达峰亲率三人先到庙中，但另外一队居然迟迟不到，这边只好先下手，在庙后墙上打了一个洞，进去以后把金佛扳倒。然而，“重武器”在另外一队，这一队人手不够、工具不足，弄了一个晚上，只把金佛一只胳膊卸了下来。天色渐亮，三人连拖带拽挟着金佛出门。可惜当地农民信徒起得太早，已经来到了庙里进香。焦达峰叫苦不迭，三人协力把金佛扔到了水塘里，然后狼狈而逃。据说在路上停下喝水时，队伍里的一个大汉还被闻风而至的粮差抓到。还好这粮差也不是一般人物，知晓会堂行话切口，于是放行，好歹没有让这次“筹款”偷鸡不成蚀把米。

孙中山一直周旋于华侨巨商、外商和外国政府之间，寻求为推翻清朝找到强有力的经济援助。在他心目中，海外华侨负责出钱，国内志士负责武装革命。同盟会会员也会在国内筹资，其中以邹永成的举动最为特别。

邹永成（1882—1955），字器之，湖南隆回罗洪乡人。其曾祖父是著名学者邹汉勋。邹永成在武汉舆地学社做工期间，作风豪爽，经常慷慨解囊，周济贫穷同志，一时有“孟尝君”之称。为了革命，他毅然将祖传的一百多石的地契抵押给族人，共得两千元，在宝庆河街岭开了一家店做联络机关。但这点儿钱杯水车薪，邹永成干脆打起了自家的主意。他听说一位族中长辈有王羲之墨迹《兰亭序》。在信息传递不畅的时代，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名商巨贾宣称自己有米芾、王羲之的名帖，真假不可考。但是，那时的邹永成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于是同一个会党朋友去盗取，三次未果，方才罢手。

当时，南洋印刷局谢祝轩翻印了舆地学社地图，赚了很多钱，而邹永成的堂兄因此要去告谢祝轩的状。邹永成觉得有机可乘，便谎称是自己翻印（他本来也在舆地学社做工，这谎扯得极其周密），制止了堂兄告状，因此从谢祝轩那里又得到一千元。邹永成带了这笔钱，与谢价僧赴武汉活动。

同盟会中，流传着多个邹永成家内谋财的故事。比如，他曾经对伯母下蒙汗药，准备借机盗取其首饰、金条，但因药物失效而告吹；他曾经和孙武联合假装绑架了自己的堂弟邹安众，让人要挟其母，拿到一笔“绑费”，以致伯母对其终生不睬。这些故事的细节目前几不可考，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邹永成为了推翻清朝统治，确实不遗余力舍私为公。武昌首义之后，邹永成逼岳父罗伯夷打开劝学掌管的金柜，最后得到了两百元。在他和邹价人、谢价僧、谭二式和张贯夫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凑齐了军费，率队光复了宝庆和新化。

和庆亲王奕劻贪财好货，卖官鬻爵，以家天下为谋财工具的做法相比，邹永成不计回报的筹款显得格外生猛。在这样的人物冲击下，难怪江山易主。

有人说，孙中山两次护法，一败再败，才悟出“再造共和”的革命没有钱、没有外国势力财力上的援助，难以成功的道理，因此作出了联俄的政治选择，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在苏俄的资助和俄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东，打败陈炯明，掌控广东省财政，为日后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推翻清廷到建立民国，孙中山与其追随者一直都没有摆脱金钱的困扰。

澳大利亚记者唐纳（WilliamH。Donald）曾描述他在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后，采访孙时的情景，“他用双线标注上海前往广东，然后穿越崇山峻岭抵达拉萨，又曲折进入新疆，直到内蒙古。总之，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经过孙中山加工过的中国地图成为怪诞的中国地理游戏拼图”。他席地而坐，向唐纳介绍铁路规划。他认为，如果外国资本家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在五到十年内，这些铁路都将竣工。

李纪堂，为革命倾家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言及清末革命党人中捐款最多的，当数李纪堂。

李纪堂是香港富商李升的第三子，祖籍新会。1895年，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中山和陈少白、郑士良从香港乘船去日本，李纪堂以日本游船公司香港分行经理的身份上船拜访。一年后，李升去世，李纪堂分得百万遗产。

1900年，杨衢云介绍李纪堂入兴中会。李纪堂的革命活动，居然是从兴中会领钱开始的。当年6月间，孙中山策划惠州起义和陈少白经过香港，李纪堂再度求见。这次会见，“总理大悦，立给以二万元，令充驻港会计主任”。看上去，这是一个在兴中会有“收入”的职务，但李纪堂在随后的工作中逐渐投入家产，所费不菲。惠州起义后，孙中山能够无后顾之忧，漫游欧美，也是李纪堂出钱资助的缘故。

1902年，陈少白应越南总督韬美之邀，赴河内参观博览会。李纪堂资助了两千元，以壮行色。此时，李纪堂出手已经有所收敛，和他当时还在赞助另外一支反清力量不无关系。

1902年8月，谢缵泰之父谢日昌（澳洲中华独立党、三合会领袖之一）和洪全福在广州准备起事，洪全福是洪秀全之侄，少时曾随天王于广西，转战湘、鄂、皖诸省，晋封左天将瑛王三千岁。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到香港，以医生身份隐居。谢洪二人一直有中国是汉族人的国家的思想，相互了解，渴望复国。谢缵泰认为李纪堂是可用之才，于是介绍给洪全福。洪全福提议召集洪门兄弟起事，但需筹饷五十万元。在这次会议上，谢缵泰还提出让容闳老博士为临时大总统，李纪堂均无异议，还一口承担了全部军费。

顺便提一下，谢缵泰推举容闳为大总统的说法，后世人听起来比较浪漫，仿佛当年施陶芬贝格上校带头策划的“七月阴谋”，要在成功暗杀阿道夫·希特勒、一举推翻纳粹政权后，让隆美尔出面主持大局。事实上，隆美尔并未直接参与，却为这份名单付出服毒自尽的代价。彼时，容闳的确已经公开和清政府为敌。戊戌变法时期，容闳在北京与维新派往来密切，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容闳被推选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起义被镇压后，容闳遭到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郁闷不已，索性出洋散心，但李纪堂仍然豪情万丈。对于这次广州起义的计划，他和洪全福等人商议，日期定在除夕之夜。洪全福同梁慕光、李植生具体执行。按照广州当地风俗，除夕当天，人们要到万寿宫行礼。这个计划的核心便是围攻万寿宫，炸毁军火库，占领各衙署，宣布共和政治。

然而，革命者行事不密，被清廷和香港警方提前三四天获知消息。清廷作好充分准备，除夕当天派出人马分头搜寻，捕杀党员梁慕义等十余人；搜获大量军械、旗帜、军衣、食品等；梁慕光、李植生逃跑。“大明顺天国革命新政府”就此烟消云散。

当时，孙中山和陈少白都在越南河内，事前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次起义。陈少白认为，革命“爱好者”李纪堂居然另起炉灶，竟不通知兴中会此等大事，简直是有“帝王思想”。而李纪堂本人经过这一折腾，家产耗去大半，也渐呈竭蹶之象。

此后，李纪堂曾创办九龙青山农场、采南歌剧社、李升格致书院等。1908年，他的益隆银号负债累累，宣告破产。但他仍奔走革命，曾为广州新军之役与黄花岗之役购买军械。武昌起义后，他积极筹划，拉拢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投诚。广东光复后，李纪堂先后出任广东省交通司长、琼崖公路局长、县长等职。由于不善理事，遂于1929年搬家到九龙，仅靠中央驻港机关接济为生。革命前，李纪堂的居所是广东炮台道所建的崇楼大厦；革命后，他租九龙塘何文田的寓所居住，每月三十元租金。开国元勋，几无立锥之地。1940年冬，任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兼任侨光汽车木炭炉制造公司董事长。1943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