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猛事篇（第2页）

但是，广州的官员屈服了。一开始，他们拒绝英国人上岸，此时却不得不接受对方的要求。这场单靠恐吓就决定了胜负的比赛，最终使清朝在外国人心目中丧失了地位。地方官员的行动暂时拯救了这座城市，但这种屈从玷污了中国人的声誉。他们并不知道，这使得中国陷入了一种屈服于威吓的模式。16世纪的西班牙人对墨西哥的征服大体如此。安森急于效仿这种模式，在面对西班牙人和中国人时分别作了尝试，结局迥异。

西班牙征服者赫南·科尔特斯（HerandoGortes）遭遇玛雅国王门特祖玛（Montezuma），提供了欧洲与一个有组织的当地国家交锋的首个重要模式，一个很快具有神话般潜能和影响范围的方法。这种神话般的套路，直到19世纪仍在《墨西哥征服史》中出现。殖民者认为，欧洲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敌人，不仅表现在物质装备上，更体现为心灵和道德上的威力。

1838年，《安森传记》的作者约翰·巴罗（JohnBarrow）写道：“由于英国战船的新奇，由于其船长的坚定，由于明智地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偶然夹杂着一些可能更有必要使用的威胁，此外还由于早就洞察了这个民族的真正特性，安森成功了。”在继续描述先驱安森的成功中，巴罗揭露了“中国人的虚伪、愚蠢和无赖行径，不仅遍及政府部门，而且相当自然地影响了这个民族”。一言以蔽之，掩盖在文明和礼仪背后的是胆小和虚伪。

在没有精确经度测量仪的情况下进行环球航行，体现了英国人的勇敢。而在那个时期，清政府还在为自己船队糟糕的能力进行抚恤，并且从不支持远航，这几乎等同于一种“溺爱”。

乾隆八年六月十三日，福建海防的哨船（巡逻警戒的船只）遭遇风暴沉没，闽浙总督那苏图、福建巡抚周学健向皇帝上书汇报此事。次年六月二十二日，福建地方政府发布了按照朝廷回复而制定的抚恤计划：“臣查海汛战舡因公遭风击碎，历蒙恩旨准销动支钱粮造补。又定例内沿海弁兵因公差委，遭风溺水，幸获生全者，官照军功加一级，兵照军功头等伤例赐给；其飘没身故兵丁，照阵亡例给予祭葬银两。又定例兵丁阵亡给银五十两，如无妻子亲属，给奠银二两，遣官致祭。军功头等伤给银三十两。各等因遵行在案。”诸如在海难等自然灾难中丧生或受伤者，清政府仍参照军功给予抚恤与奖励。

直到现在，人类仍然无法完全抵抗海上的极端天气，但明清两代长期不许舢板下海的举措，几乎让中国人丧失了挑战外部世界的能力和勇气。

安森事件，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面前露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初八至二十四日，中俄使团在尼布楚正式举行边界谈判。虽然条约是清朝在自愿情况下签订的，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平等条约”，但对后世的影响深远，中国永远丧失了对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权，等于是输家。

和英国人不一样的是，俄国人不喜欢写书，而且和以英国为主体的西方世界深有隔阂，没有将这一信息传达给外部世界。

1748年，安森（那时他已经是海军上将，爵士）在《环球旅行记》中描述了亲身经历：从中国商人手里购买的舰队供给品，大多数是假货；猪羊的肚子里灌满了水，而且缺斤少两；中国人抢着吃外国船上扔下来的臭肉、腐烂的猫与狗的尸体……

《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写下了他单人驾船经过中国广州时对这个国家的印象，这是任何一个步安森后尘的精明观察者都会获得的感受：

他们的港口只有一些舢板和树皮，和我们的航行，商船队和强大的海军相比，算得了什么。……只要一艘装备着八十支枪的英国、荷兰或法国军舰，就可以打败和摧毁中国所有的舰船。

有人认为，在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之前，欧洲人一直对中国充满好感，是马嘎尔尼（GeeMaey）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无情地打破了欧洲人的幻想。实际上，在此之前，这些人早就理解了中国。和清政府要求他们下跪相比，这些英国人想起了故去的伊丽莎白一世。对出入伊丽莎白一世宫廷的外国使节来说，女王的一项特别爱好太可怕了：站着讲话。伊丽莎白一世虽然长期患病，但特别喜欢站立着参加国事。不止一个倒霉的外国使节在她面前站了几个小时后踉跄离去，而女王依然从容地站立着，司仪官员则继续传诏：“下一位！”

作为使团成员的约翰·巴罗在多次目睹中国官员随意鞭打民众和下级之后，在《我看乾隆盛世》中写道：“中国人的天性在法律和规矩的影响下所受的扭曲几乎是彻头彻尾的……虽然他们生性和平、顺从和胆小，但社会状况以及法律的滥用让他们变得冷漠、麻木甚至残酷。”

五十年后的1793年，巴罗回忆当时打开送给乾隆皇帝礼物时的情景：“有件怪事，发生在打开一桶伯明翰制作的金属物品时。当时，要把这些抛光良好的金属物品完美保存，就应该放在桶中隔绝空气。我们竭尽所能包装得密不透气，还要用粗帆布盖好。但是，当我们揭开桶盖拿出东西时，桶里有一只处于蛰伏状态的大蝎子，一接触到温暖的空气，这家伙立刻就醒了过来。”

这也成了一个出色的隐喻。马嘎尔尼不但和巴罗一样，对外部世界之于中国的优势心知肚明，而且他还预计了清朝内部的忧患。目睹了紧张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对立，英国使者们敏锐地察觉出中国正处于发生剧烈政治动乱的前夜。马嘎尔尼预言：“这种叛乱或瓦解，即使于我死前出现，亦不足为奇。”但马嘎尔尼忧虑发动暴乱的人们将遭到清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从而使下层人民的处境更恶劣。这位英国勋爵断言：“如不引导中国民众以渐进方式，而是使之狂热地追求解放，则是愚蠢的。这只能使他们陷于周期性的发作，从而与法国人、黑人一样都不能享有自由。”

奉旨海盗

海盗的名声，因为《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的上映，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拯救。当索马里作为一个国家为海盗提供“大后方”的国际报道为世人所知后，整个世界的好奇心再度被激起。

甲午战争后，沈葆桢之孙沈翊清赴日阅兵，西乡从道（注：日本明治时期的陆海军大将、元帅）告诉沈翊清：“日本海军能有今天，实在不敢忘记令祖的赠言，惜其人已不在。且贵国任事者不能竟其遗志，实在可惜。”

海军还是海盗，从乔治·安森开始，界限并不是很清楚。

1856年《巴黎宣言》之前，西方国家雇用海盗或纵容海盗行为已呈常态。当时提到打击海盗，恐怕说的只是打击那些“个体户”。

1667年，亨利·摩根（HenryMan）受英国驻牙买加总督委托去“抗击西班牙人”。这位威尔士浪**子把海洋当成了渔场，他“自由”地攻击多国船只，洗劫沿岸村镇，其中包括巴拿马城。所到之处，他指使手下把无辜市民吊起来拷打，直到他们供出藏匿财宝之所。西班牙人曾要求在北美和加勒比水域出现的船只，必须事先征得他们同意。这一要求让其他国家不知所措，于是，众多船队就以反抗西班牙人的名义，像海盗一样运作起来了。

麦克雷（EdgarMccrea）在《美洲海盗史》中写道：“在新世界的殖民地确立以后的头一百年时间里，海盗、奴隶主、私营武装船队甚至政府海上巡逻队之间的差别非常微妙。有时候，彼此完全混淆不清。这段时间里，武力就是海上的公理。当他们国内的政府彼此交战时，或者当政府相安无事，殖民地的水手都可以大捞一把。”1671年，传奇式海盗亨利·摩根抢劫巴拿马城，当时英国和西班牙刚刚签署完《马德里条约》。西班牙第一次承认了英国在加勒比的殖民地，后来，两国都同意对海盗进行打击。

摩根后来怎样了呢？1674年，他获得了英王查理二世的表彰，获骑士勋章，并被指派为牙买加副总督，名下地产超过六千公顷。

尤其是战争时期，有钱人经常投资海盗船，让其袭击敌方的船只，然后瓜分赃物。这个英国海上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SirFrancisDrake）的时代。1696年，苏格兰人威廉·基德（WilliamKidd）和英王的侄子贝拉蒙公爵成立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内容就是：操纵海盗船只，袭击任何国家的商船，获取战利品。据此，英国至少有六名最有权势的人投资了这个集团，其中包括英国海军大臣，甚至国王本人也可以分10%的利润。利益几乎让人血脉贲张：只要基德船长一年内捕获两条大船，前期总共投入的六千英镑就将滚成一百多倍的大雪球。更加激励基德的是，如果他夺取的战利品超过了十万英镑，大家集资购买的“冒险”号就将全部属于他了。

基德捕获的第一条商船是“圭达格”号，上面装有上等衣物、丝织品和宝石，价值四十多万英镑。这艘船是美国船只，船员都是莫尔人和一些基督教徒。狡猾的基德事先挂起了法国旗帜，待“圭达格”号上的军官出示法国文件时，基德旋即升起英国国旗，宣布对方为合法战利品——1695年，英法两国处于交战状态。在抵达马达加斯加之前，基德又捕获了另外一艘船，手风甚劲。漫长的航海生活，最终使其部属发生了哗变，基德的回程时间差不多晚了两年。这其间，东印度公司投诉说，“圭达格”号实际上是莫尔人的船只，也就是说，基德犯下了海盗罪。

被等待折磨得有点儿焦急的幕后投资者们动怒了，可能也以为他带着大家的投资逃跑了，于是宣布基德为海盗。但基德本人以为，仍然可以在英法两方之间都游刃有余。1699年7月1日，他在波士顿港被自己的投资人之一贝拉蒙公爵逮捕，并押送回国审判。1701年5月24日，他被执行绞刑。

在基德被绞死的第二天，国务大臣索默承认自己在其船上有投资。但他又声明：“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违法之处。该船所有的投资人都损失了他们的投资，没有分得任何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