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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翁同龢内讧之王（第1页）

第十一章翁同龢，内讧之王

在晚清历史上，翁同龢绝对是符合戈登“斩首论”的人物。他高调爱国，动辄以对外开战标榜自己。每到关键时刻，却将个人私欲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同僚李鸿章、荣禄，乃至慈禧和光绪帝，最后都因此离他而去。这位咸丰六年的状元，在内讧上也无人能出其右。

英国人戈登在“二十条箴言”中提到，“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

清朝时，每当有外交大事，总有这种“不能战而好为主战”的鹰派出现。载漪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前力主开战，而对这场战争的胜利，他寄希望于“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后来有人责问，为何义和团法术不灵？以他为主的主战派推脱说，洋人以秽物破解，故施行无效。其实，使用秽物是义和团的“砂锅照”热衷的战斗方式。

在晚清历史上，翁同龢绝对是符合戈登“斩首论”的人物。他高调爱国，动辄以对外开战标榜自己。每到关键时刻，却将个人私欲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同僚李鸿章、荣禄，乃至慈禧和光绪帝，最后都因此离他而去。这位咸丰六年的状元，在内讧上也无人能出其右。

人们大多认同翁同龢的优点：他是清廷官僚重臣中少有的清廉分子。自1856年会试一举成名，直到1898年回籍，四十二年里，翁同龢在京师历任户部侍郎、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也曾执掌刑部、工部，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翁同龢两次入选军机处，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帝“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他直接参与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最高决策。清代的一百一十四名状元中，汉族大臣得入军机处者仅有三人。

翁同龢的清廉难以称奇。翁氏出身名门望族，两朝帝师，家道殷实，不缺钱财。他本人是南派清流领袖，习惯了作为裁判而不是运动员出现在官场上。

但是，论及翁同龢在政坛的名声，同僚们都大摇其头。甲午战争期间，荣禄写给陕西巡抚鹿传霖的便条中，曾评价翁同龢说：“常熟（翁是江苏常熟人）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即孙毓汶），与合肥（即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翁同龢和荣禄是拜把兄弟。翁同龢的另一名世交潘祖荫，对他的评价同样不高。他说：“叔平虽为君之座师，其人专以巧妙用事。”潘是能够影响翁同龢的人物，但他死后则无人能对翁同龢有所劝诫。张之洞与翁同龢源自同科，曾结为金兰之好，但两人关系一直欠佳；徐桐本与翁同龢在弘德殿共事多年，但晚年两人形同陌路，不相往来；刚毅是翁之门人，后来两人几成宿敌。一句话，翁和他的朋友们，最终都走向了对立面。此等情商，在政治家里可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就来看看翁同龢都做了什么，让时人如此不齿这位帝师。

1894年夏天，日本大规模出兵朝鲜，和清朝的冲突已不可避免。

针对如何对待日本的扩张，清朝有两派势力，其中民间舆论和大批将领都赞同立即和日本开战，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等人都是主战派，这些人都得到了光绪的肯定。

五个月之后，慈禧即将迎来自己的六十大寿。因此，“后党”们的主要意见是不打，靠外交手段将战争扼杀在摇篮中。众多历史学者认为，李鸿章一味迁就慈禧，所以在甲午战争中屡失良机。

因为对颐和园修缮工程有重大贡献，慈禧还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赏戴了三眼花翎。

如果认为李鸿章处处以慈禧之意为外交圭臬，那就错了。客观情况是，李鸿章对这位“中国第一女人”太过了解，他只能一边维持好与慈禧的个人关系，一边见缝插针做好备战工作。此时，他早已不是那个三十年前剿灭太平天国运动，以为外交可以用“痞子”招数全部搪塞过去的李鸿章了。

最了解北洋海军和清陆军实力的莫过于李鸿章，而以他对日本的了解，他对这场战争持有不乐观的心态。其次，此时俄国、英国等多个殖民大国都对中国心存觊觎，和日本开战，势必顾此失彼，形势更加恶化。

因此，李鸿章首先是想通过外交，给清朝争取到战争准备期。

1894年6月20日，俄国公使卡西尼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两天之后，卡西尼致电俄国外交部：“我认为，我国绝不应该放过目前中国要求我们担任调停者的计划，此事对我方既无任何牺牲，又能大大增加我们在朝鲜及整个远东的势力。”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比李鸿章更为精确地预计了此后的发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俄国始终包藏祸心不让外人窥其底细。其真正的目的是，如果不能兼获鹬蚌之利，也必须尝到熊掌和鱼之一，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1894年6月至7月底，中国又在英国、德国、法国之间多次斡旋，请求协调和日本的关系，最终均告失败。

本书在后文关于程璧光的章节中将提到中日海军之间的差别，以具体数据为考量，李鸿章的“消极怠战”是有理由的。当时日本之所以不计一切地发动战争，和在此之前三百年的隐忍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很简单：日方实力已明显强于中方。

1883年到1895年十多年的时间里，清朝没有增加一艘舰艇，军械奇缺。据说，定远舰上的巨炮（主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如果日军知道他们畏惧的定远舰和镇远舰不过是银样镴枪头，估计中日战争的爆发日期还将提前。

日本战舰“吉野”号本来是清政府预订的铁甲舰，因清廷无力支付而为日方抢购。海军部每年的五百万军费哪儿去了呢？《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记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以银子解部充饷。”海军提督丁汝昌据理力争，认为当前清朝海军战斗力“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到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是以“饷力极拙”来敷衍。

史界已有公论：此时，主管户部的翁同龢在军费问题上玩足了猫腻，让北洋海军陷入了困境。以买炮弹为例，德国工程师汉纳根在甲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斗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无法实行，原因就是翁同龢不给钱，说购买这种炮弹纯属“浪费”。

但“节约”之后，翁同龢在中日战争上却极力主战，他有什么个人目的呢？

翁同龢的弟子王伯恭曾作为袁世凯下属，随军入朝鲜。王伯恭曾著有《蜷庐随笔》一书，对清末大吏有一些详细记录。其中一段写道：“甲午战前，翁同龢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同龢，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同龢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同龢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同龢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同龢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