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乱象篇（第1页）

乱象篇

第十四章知识分子的科举情结

严复回国后，先在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次年调入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后出任该校校长。虽在新式学堂身居高位，他仍然对缺乏功名耿耿于怀。1885年，严复跑回福建参加“乡试”，准备补科举的课。不过，他落第了。

反对封建帝制的革命，目的只有一个，要建立一个重德能而非出身的秩序。这种斗争首先是对王权权威的反抗，一般同时会扩大为对全部特权阶层的斗争。

王权或特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血统。不过，每一个朝代更替时，开国皇帝和他的同事们都清楚，所谓天命，不过指的是他们的团队在能力上超过了原有领导者而已。因此，在治理国家时，科举成为一种新的维持稳定的策略。中国的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缓冲地带，在固有王权和特权的大框架内，给予平民子弟一定的晋升机会。换言之，平民中的优秀分子也可以靠读书进入贵族阶层，完成对上层阶级的部分换血。

游戏科举的朝代，麻烦不断。《玉照新志》记载，北宋初年，殿试以最先交卷的第一名为状元。开宝八年宋太祖殿试，王嗣宗和陈识同时交卷，不好定夺。于是，宋太祖就让他们“手搏”（不分重量级的自由搏击），结果王嗣宗得了状元。赵匡胤以快为好，仿佛评说武功真谛的火云邪神。而在速度一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游戏成分，不知后来宋王朝的悲惨命运是否与此有关。

科举上的弊端，一代人的时间内可能不会体现，而经年累月如此，毫无疑问导致平民中的精英分子不得进身，只好参加夺取天下的运动。以湘军头领彭玉麟为例，十六岁随父回籍。父亲死后，其族人掠夺田产，彭玉麟于是避居衡州府，就学于石鼓书院。据说他书法极好，但不能写正楷，不能写自己的名字，所以七试不中，不得不到衡州协标营担任司书（低级文书职员），以此糊口。后来，衡州知府高人鉴去协标营做客，看到他的文章很是欣赏，就让他到官署读书，补了生员名额。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遇到有识人之能的衡州知府，恐怕彭玉麟就只能继续复读下去了。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等人的观察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清代晚期的社会。

1889年，《邸报》公布了几个省份中老年考生的情况。福建总督说，该省秋试中有九位考生年过八十岁，两位年过九十岁。他们都通过了规定的考试，“文章结构严谨，书法俊秀。”河南总督报告说，考生中有十三位超过八十岁，一位超过九十岁。安徽总督报告说，有三十五位考生八十岁开外，十三位九十岁以上。

史密斯对这种难以理解的考试制度没有评价。但我们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风靡中国的电视剧《我爱我家》中找到异曲同工的表述。剧中，街道委员会请求退休的付明老人加入治安联防队，他的儿子贾志国说：“像我爸爸这样大的人，抓到的小偷得多大年纪啊？就算是抓到，这样的小偷还能教育得好，重新做人吗？”

清代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增加复试。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第一次举办复试制乡试。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在会试上进行复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后，各省举人一律要到京师进行复试，如没有经过复试，就不能参加会试。这些改革措施都是为了防止作弊，维护考试公正，而对科举如何选拔真才实学之士，并无多大改进。

在这个过程中，清王朝还首开把科举范围扩大到“海选”的先例。

《中国科举制度研究》论述道：“凡籍有良贱，四民（即士农工商）为良，奴仆及娼优隶卒为贱。”凡属贱民者，禁止入学读书，不许与良民通婚，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自然也失去了做官的机会。

雍正元年、七年、八年，清政府先后豁免了四个省份“贱民”的身份：山西、陕西的乐户，江南的丐户，浙江的惰民。官府规定，贱籍如报官改业后，家庭内部成员在四代都没有重操旧业，后代即可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做官资格。后来，贱籍中的广东之疍户（渔民），浙江之九姓渔民，都遵照这个规定执行。

按照清廷的规定，即便都在衙门服役的，也贵贱有别。除了库丁（管库银的）、斗级（管库粮的）、民壮（临时差役）仍视为良籍，如皂隶、马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全部都属于“贱役”，长随（跟班）亦与奴仆一样看待。如果有奴仆经本主放出为自由民，在地方部门仍要及时存档，三代之后所生子孙，才能获得应考、出仕的机会。《大清会典事例》详细规定，这类人物即便做官也要受限制：京官不得至京堂，外官不得至三品。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求豁除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山西、陕西乐户的祖先，出身“高贵”。据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抢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之后，便加害建文帝之忠臣，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上书的这个年熙是谁？就是大名鼎鼎的年贵妃的亲侄子、年羹尧的儿子。年熙在奏疏中说，这些乐户是忠义之士的后代，沉沦至此，没有机会重新做人，请求雍正帝开豁她们的贱籍，准许她们改业从良。雍正帝看到奏折后很是赞同，一个月后就发出第一道“豁贱为良”谕旨。在下令开豁乐户贱籍的同时，雍正又下令各省都进行检查，如发现辖区内存在类似乐户的“贱民”，也准许他们出贱为良。

一百多年后，林肯才签署了那份废奴宣言，美利坚正在为废奴内战不休。雍正帝以一道旨令将这些贱民除去贱籍成为良人，在法律上承认了他们与良民具有同等的地位。一般来说，贱民脱了贱籍之后一般还是得继续从事原来的职业，以维持生计。但是，他们毕竟得到了一个正常的民籍，有了将来翻身的机会。这些贱民在实际生活中依然受到歧视，然而从长远来看，雍正改革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后来的时代并未给予清王朝不断修正考试制度的机会，他们所做的改革不足以拯救自己。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科举设置新科目。光绪十三年（1887年）把算学列为考试科目。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设经济专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发布上谕，要求考生答题一律不准用八股文形式。

科举考试制度的讽刺性在严复身上体现得尤其突出。由于清晚期出现了各种新式学堂，严复被福建船政学堂录取，并未走上科举道路。1877年9月，严复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1878年6月以优异成绩结束课堂学习后，严复被安排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进修一个星期，以便回国后胜任海军教职。

严复回国后，先在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次年调入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后出任该校校长。虽在新式学堂身居高位，他仍然对缺乏功名耿耿于怀。1885年，严复跑回福建参加“乡试”，准备补科举的课。不过，他落第了。

这非但没有打击严复对科举的热情，反让他在后来的几年中发愤研习八股文。于是一个奇迹诞生了：一个英国皇家海军的高才生，埋头重拾传统国学，大有不中不仕绝不罢休之势。无奈天不遂人愿，严复第二次赴京参加“顺天”考试，第三次回福建参加“乡试”，都以落第而告终。顺便说一句，既然作为北洋水师教育头领的严复都如此痴迷科举，相信当时在他治下的学校自然也无新风。严复留英的两年多时间里接受的新思想已无影无踪。孟德斯鸠、卢梭、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此时比不上一朝“金榜题名时”。

清廷的官员晋升考核，此时已经多样化。年过不惑的严复经海军保荐“免选知府，以道员选用”，道员属正四品，已经进入了官场的“中产阶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严道员”依然为未获取正式功名深感不安。1893年，他耐不住这份揪心，再一次跑回福建参加乡试，结果仍然落第。堂堂北洋水师学堂校长、中西文化的饱学之士，连一个举人都无法考中，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新式文化的冲突，一览无余。

在严复身上可以看到深刻的矛盾。他曾大声疾呼禁食鸦片，然而他本人却以身试“药”。在执教北洋水师学堂时，严复染上毒瘾。李鸿章为此严厉告诫道：“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但直到死，他也没有戒掉鸦片瘾。

最为可悲的是，就在这位海军学堂校长醉心于科举之时，也就是他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的次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就是这位学习西学出身的严复，此后为袁世凯称帝奔走、鼓吹。1912年，袁世凯宣布“中华民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孔教再度成为“国教”。1913年9月13日，北京举行“癸丑仲秋丁祭”的祭孔活动，严复在国子监公开演讲，演讲题目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公然宣讲和建立现代国家不符的理论。他还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突出强调四书五经的重要性，为袁世凯“尊孔读经”殚精竭虑。当年8月，严复又和梁启超、夏曾佑等人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在宪法中将孔教明确定为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