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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逻辑下的战争法则（第1页）

第三章中国逻辑下的“战争法则”

这是符合中国式逻辑的。当时，就连程学启也意识到，郜永宽等人的投降有点儿不彻底，建议诱杀八降将，并遣散余众。对李鸿章来说，这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他在给母亲的书信中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

1864年，农历七月初四，洋枪队队长戈登（CharlesGeordon）准备离开中国。李鸿章奏请朝廷，拨银一千两作为路费。对于李鸿章这位位高权重的中国大臣，英国人戈登赠言二十条。

这些赠言收录在《李鸿章全集》之《译署函稿》中：一、凡中国与外国议约，须在中国商议，因中国官员若往外国，则易于受蒙，必致失其本心，终于获罪……三、中国现有深通外国语言文字之人，中国大员并不重用，所用者，多非通才。须知中国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必有所能替中国办事，较用洋人之通华语者，受益多矣……五、中国必为自强之计，否则洋人不能相助整顿一切，务须逐渐兴办，此条必当切记……六、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着……九、中国须遍地设立电报，并修理运河。此二事较整顿水师尤为紧要。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中国欲与外国争胜，当使华商自往外国，径向制造厂家购买各货，则洋商不能于中取利……十三、中外交涉未结之案甚多。中国宜派专员查究，并从公道了结。因各案不结，外国不无介意，实于中外交情有碍……十八、中国宜在香港、澳门两处各设领事一员……二十、中国急宜设立税务学堂，令华人学习关税事宜，以备接替洋人……

几个月前，三十岁出头的戈登，带着两把洋枪、一艘小艇，四处寻找李鸿章，声称要和他决斗，弄得这位江苏巡抚手忙脚乱，四处躲避。而在临别关头，戈登意识到李鸿章不可能和自己决斗，而且，这个国家的未来还可能掌握在对方的手中。因此他能做的，就是留下这二十条箴言，希望对方能够接受一二。

戈登和李鸿章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是苏州杀降事件。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州、常熟的战役。与太平军反复激战后，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初步扫清苏州外围。为了扩大战果，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逼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的驰援之路。

针对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也有外援助阵。当时，原洋枪队头目华尔（FrederidWard）在慈溪的军事行动中阵亡，他的后继者白齐文（H。A。Burgevine）不被清廷欢迎。当时的江苏巡抚李鸿章要求斯特维利（WilliamStaveley）另指派英国军官来指挥洋枪队，斯特维利选择了少校戈登。1863年1月，英国枢密院训令授权英国军官在清政府军队服役。3月，戈登奉英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ame）与斯特维利之命，接替白齐文任“常胜军”统领。戈登在松江接任后，重整军队支援常熟，战事的成功使其很快得到士兵们的尊敬。

解常熟之围后，戈登被清政府授为总兵。6月，清军陷太仓、昆山、新阳。7月，占吴江、震泽。在这些战役中，洋枪队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夜袭苏州娄门外太平军石垒阵地中，洋枪队遭到惨重失败。无论如何，戈登始终认为，战争有一定规则，双方各为其主，并不妨碍他欣赏对手的军事能力。

戈登夜袭苏州娄门外太平军石垒阵地，对手正是苏州主将慕王谭绍光。当时，谭在前方的栅堡上赤足站立，奋勇作战，宛如普通士兵一般。他的凶悍使敌人也不得不佩服，承认他“为人勇敢而聪敏，在困难之中从未示弱”。

对于这个对手，戈登也深感头痛。和谭绍光交手，戈登损失的部下军官有：琼司（Jones）、毛勒（Maule）、维利（Wiley）、金（King）、利司第（Christie）、亚卡（Ager）、卡尔（Carral）、威廉（Williams）、格兰司福特（Glanceford）等人。这天的战斗结束后，戈登对部下发出一道布告说：“本指挥官对于昨日战役中奋勇作战之诸将士等表示无限欣慰与祝贺，敌人等之顽抗与其阵地之坚强难攻，遂使本队军官与士兵等不幸遭受重大伤亡。本指挥官对于军士等之伤亡，殊深扼腕，并自信此类惨事决不使其再见。”

谭绍光的反攻如此凶悍，是因为他也是一个有志于师法西方的将领。在苏州，他一度也有自己的“洋枪队”，“募洋人数十，教练洋枪炸炮，以为备御之计”，堪称洋枪爱好者。之前，他带兵攻克湖州，拿下赵景贤。遗憾的是，“忠王素重景贤……乃诫绍光以勿杀”，于是他只好把赵景贤软禁起来。后来太仓被清军攻陷，有人说赵景贤串通清吏为内应，谭绍光召他来问责，赵谩骂不已，谭绍光大怒，亲手提洋枪击毙了他。

在乱世中，每个人的选择都无可厚非。进军苏州的清军中路由程学启负责，他本人就是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年少时在农村不喜劳动，后加入太平军守卫安庆城外。曾国荃攻打安庆时，知道他是安徽桐城人，就让他族中的一位老妇前去劝降，结果程学启当即率三百人来降。他对朝廷的忠心，随即表现得令曾国荃感动。当时，湘军挖了一条长壕围困安庆，曾国荃让他在最外缘的前线攻击，没有命令不得回到壕内。为了防止这些人再度“反叛”，清军还用火炮直接瞄着程学启的部队，每天从壕内给他们送粮食，送完了随即撤去行人的木梁。就是在这样的歧视下，程学启苦战数月，帮助清军攻陷了安庆，也获得了曾国荃的信任。

苏州被围，城内的太平军迅速产生了分化。

郜永宽（又名云官）、汪安钧、周文嘉（一作文佳）、伍贵文、张大洲、汪花班（又名怀武）、汪有为、范起发（一作启发）等人都是两湖人，因战功被太平军封赏。郜永宽受封纳王，汪安钧受封康王，周文嘉受封宁王，伍贵文受封比王，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起发都受封天将。这年夏天，江苏、浙江太平军占领的城市接连失陷，郜永宽等聚守苏州。苏州主将慕王谭绍光坚决抵抗清军，但郜永宽八人早存降敌之心，他们的部队占苏州全部守军的四分之三，各人都有独立的指挥权，不受谭绍光指挥。苏州有六个城门，他们驻守阊、胥、盘、齐四门。

程学启部将郑国魁与郜永宽素来交好，知他有二心，于是双方约定见面。1863年12月2日夜，程学启将自己的船开到苏州城北阳澄湖，迎接郜永宽前来密谈。

戈登事后谈到事情经过，说这次密谈分两次进行。12月1日夜，他与程学启、郑国魁先和三个天将见面，表达了彼此的诚意。第二天晚上，郜永宽才来。他在谈判的间歇对戈登表示：“我希望你帮助我。”戈登回话说：“只要告诉我怎么帮助，我是极乐于效力的。”

郜永宽担心投降之后遭到杀戮，而戈登表示：“自从太平天国起事以来，清朝态度已大加改变，他们害怕外国，绝不敢不听我们的话而残酷地对待太平军。”听到戈登的个人担保，郜永宽决定投降。

郜永宽回到苏州，立刻和汪安钧等七人密商如何行事。12月4日上午，郜永宽等八人在慕王殿会议席上刺杀谭绍光，夜开齐门向清军迎降。苏州陷落。

但故事的发展是郜永宽和戈登都没有想到的。苏州陷落的第三天，也就是12月6日正午，郜永宽等八人骑马出城去清军营谒见李鸿章。李鸿章叫左右部下拿八顶红顶花翎进来给他们，说：“现在做我大清官了，好共立功。”八人叩谢后把红顶花翎戴上。李鸿章又叫人从速摆酒，在帐内宴请八人。待众人坐定，李鸿章假托自己去巡军，下令关闭营门。一声炮响后，伏兵冲出，将八人悉数杀死。

苏州杀降事件，过程相当复杂。对于李鸿章来说，投降者不是不能用，但是要有足够的表忠心举动。以程学启当年投降时遭到曾国荃歧视为例，他奋勇死战终获信任。等到曾国藩命他的门生李鸿章招募淮军，奔赴上海之前，还特派程学启开字两营为淮军开道。当时，曾国藩亲自送程学启上船，拍着他的肩膀说：“江南人满嘴都在赞美张国梁，其实，你去那里，也是一个国之栋梁啊。我在等待你克复苏州的捷报呢，努力吧。”这年9月，程学启得到清廷的奖赏，以总兵加提督衔，授江西南赣镇总兵。

而这一次呢？淮军入苏州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一句话，郜永宽等人想持兵马筹码，待价而沽，没有把自己彻底地“交出去”。当李鸿章命他们前来大营“领赏”之时，这些人已经无法避免被杀的命运。

戈登被这个结果深深激怒了，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这些人几天前还将自己视为保护神，如今已经成为刀下鬼。按照现代战争的规则，这也是一个英格兰人绝对不敢相信的结局。李鸿章对愤怒的戈登避而不见。戈登只得愤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

他随即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Brown）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的调遣，借此从中方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李鸿章做梦也没有想到，杀降事件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他一方面向清廷解释，一方面通过外交挽回局势。

对清廷方面极好解释，因为这是符合中国式逻辑的。当时，就连程学启也意识到，郜永宽等人的投降有点儿不彻底，建议诱杀八降将，并遣散余众。对李鸿章来说，这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他在给母亲的书信中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也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1863年12月13日，也就是郜永宽等被杀一周之后，李鸿章随即给朝廷上书《骈诛八降酋片》，解释杀降经过以及和戈登的矛盾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