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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火车开进大清朝（第2页）

1911年5月，留学西方七年之久的丁文江由香港经越南沿滇越线到了昆明，开始其第一次内地之旅。他发现，当时出版的几份中国地图都还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士所测的地图做蓝本印成的，“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错误了两百多年，竟无人发现”。

回头看看近代战争，对兵力统计记录精确的一方，通常也是胜利一方。1520年，西班牙人本来被阿兹特克人一路追到奥图巴，最终不得不回头反击，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居然大获全胜。1521年特诺奇蒂特兰之围，西班牙方面赫南·科尔特斯（HernanGortes）有八十六名骑兵、一百余名弩兵和火绳枪手、七百名剑手和长矛兵、十八门火炮，还有特莱克斯卡拉族人和其他同盟者近八万人。而阿兹特克方面除了首领、大预言家夸特莫克，就只有一个模糊的“二十万人”的数据了。

这不是因为失败者的数字通常被抹掉。1588年无敌舰队覆没。西班牙是输掉战争的一方，但参战数据都很清晰，人数、每条舰船名字、水手分工、火枪数目及射程，一一在列。真实的情况是阿兹特克人过于粗放。在那场对抗的开始，他们只相信一个预言：曾经的一个神灵昆兹奥考特克反对人祭，结果被其他神祇赶走。有一天他会重返故乡，那一天将发生在阿兹特克历法中的“一根芦苇”之年。“一根芦苇”之年每五十二年循环一次，每逢这一年，阿兹特克人都忧心忡忡，他们担心羽蛇神惩罚自己。在这个预言里，昆兹奥考特克总是被描述为肤色白皙，身着黑衣，帽子上插一根羽毛的人，而科尔特斯就是这样一个人。

阿兹特克人怀疑对方领袖是神，而清廷一直怀疑洋人是另外一种生物。清廷上下总结出一种对洋人的生理缺陷的认识：他们的膝盖不灵，他们的腿难以弯曲。然后，洋人扛着枪炮冲进来，不少人便想起这种缺陷大有利用价值。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者马嘎尔尼以为乾隆祝寿的名义来华，试图建立中英间的平等通商关系，结果双方因觐见礼仪发生争执。清廷要求英使三跪九叩，英使则表示觐见中国皇帝至多像见英王一样，单屈一膝而已。双方争执不下，未达成共识，不欢而散。

从那时起，有关洋人不能屈膝之说便流传开来。就连接触事物远多于普通百姓的贵族们也深信不疑。道光年间，两江总督裕谦在一份奏折中说：“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

既然敌人是非常之物，那对待的方式也要超越常规。和八国联军开战后，主战派首领端王载漪逐一询问刚毅、徐桐、赵舒翘和启秀，这些人全部束手无策。慈禧知悉战事不利，责问载漪所力陈“义和团有神术”之事是否是瞎说。载漪声称：“神术确有，只因团民良莠不齐，其中难免有练武不精的，故法术不灵。另外，洋人用妇女秽物，把法术破坏，降下来的天兵天将一见秽物，亦即避去，所以洋人所用枪炮仍然伤人。”

载漪此说令人忍俊不禁。义和团的联袂团体中，未婚女青年参加的红灯照很出名；已婚妇女参加的叫黑灯照；最为厉害的是砂锅照，属于丧偶妇女团体，据当时传说，她们施起法术来，洋人就化为一摊脓水。至于如何施法，倒和载漪所说的洋人用妇女秽物有几分接近。

当时中国民间对于月经带、大粪、狗血的看法，都是带有哲学观点的。倘若中国人真的研究这些东西，也能有所发现。不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自然科学敬而远之，宁愿从古书上找到心灵慰藉。某省的传教士用放映机显示一只高倍放大的普通寄生虫。当这个东西像鳄鱼般斜着映射在墙上时，座下的某个学生以敬畏的口气说：看，外国大虱子。

徐光启，后世的停顿

竺可桢曾经将明代学者徐光启和科学先驱弗兰西斯·培根（Fran）作了一个比较，他认为前者毫不逊色，甚至在有些地方还超过了培根。《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的作者王青建对此作了分析，现摘录如下：

“两人生活于同时代，徐光启小培根一岁，又比培根多活了七年；两人同为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代开创者，又都向往着新的科学时代的到来；巧合的是两人都做过高官。……培根是首创近代归纳法的大师，把经验从一向受人鄙视，受贬抑的卑贱地位上升到一种科学原则……但他不能很好理解数学语言的重要性；而徐光启却演绎推理鼓吹推广到一向只重视经验归纳传统的中国，并且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语言上，认为这才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两人都强调科学实验，但徐光启本人就是大科学家，亲自进行观察和实验……徐光启在实验科学的具体贡献是培根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他对数学的重视和运用更远远超过了培根。……事实上，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远远超过了西方传教士之上。当时西方‘传教士的科学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东西’，但徐光启却深刻地提出了科学必须其中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这样的思想正和近现代科学的思想吻合。”

也许这样的评价有点儿言过其实，但看看下面的历史事实，就很清楚了。

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徐光启给崇祯上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的作用”，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这比马克思、恩格斯相类似的观点早了几百年。徐光启列出了十条：

第一，数学是气象学，天气预报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星辰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者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可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对测绘学大有裨益。“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有了数学测绘的地图，“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国防。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池隍等”。

第五，建筑设计。“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会计理财。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

第七，兴修水利。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有比率地配制药物。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乐器制造。“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制作计时工具。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介绍，“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的分化”。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更宏大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一奏折，得到了崇祯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崇祯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在明朝即将亡于清的最后十几年中，徐光启的设想根本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实施。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明朝对于自然科学的热爱远甚清朝，为何崇祯会身死国灭呢？实际上，战斗能力和文明更替并无绝对的直接关系，古罗马帝国被蛮族灭掉，阿拉伯文明被蒙古人毁灭时，战争胜利的一方并不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

不仅是数学，《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的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中说：

“中国最早记述无机酸的是徐光启的一篇手稿《造强水法》。据研究，《造强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绿矾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将矾炒去，约折五分之一。将二味同研细，听用。次用铁作锅，约乘（盛）药外，尚有空。锅口稍敛，以承过筒。另用内外有油（釉）大坛一具，约乘（盛）四五十斤者则不裂。以玻璃或瓷器为过筒，一端合于锅口，一端合于坛口。铁锅置炭炉上。坛中加水如损绿矾之数，如矾折一斤则加水一斤也。次以过筒接锅坛二口，各用盐泥固济。锅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渐加武火，满二十四刻灭火，取起冷定，开坛则药化为水，而锅亦坏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化过它金之水，加盐则复为砂，沉于底，惟黄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点）之。……强水用过无力，或有它物杂之，仍用前之器制，则复为水，滓留于锅矣。盛水坛下宜置一缸，恐一时迸破，水犹在缸也。”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中，列出了从1580年到1690年，每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16世纪30年代，明代介绍的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作品一共有一百三十四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清朝时期，只有八十三种，其中大部分是民间学者继承明朝遗风而进行的译著，此后总体趋势不断衰减。学者认为，明朝朝廷、士大夫在17世纪对自然科学的钟爱，迫使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活动不得不以学术交流为主，传教为辅；而在清代，虽然传教士人数众多，由于统治者趋近于排斥自然科学，这些外来者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

因缺乏自然地理知识，清朝晚期徐桐以大学士之尊，居然绝不肯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认为这只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的“借口”。

《徐光启研究论文集》沉痛地写道：

“培根死后不过三四十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在英国就以1660年（顺治十七年）成立皇家学会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和生产大发展。而徐光启的“度数旁通十事”的拟议，在当时，虽然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但随着明朝政府的灭亡，清朝空前残暴黑暗统治的建立，这样的规划，一搁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在促进生产上发挥作用。在明朝时期同步于世界发展的中国，经过清朝的反动统治，远远落后于世界生产的先进国家，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徐光启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