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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美酒与毒药（第2页）

在19世纪末，英国海军的一组统计数据更能说明石油对比煤炭的优势：烧煤的蒸汽机要达到最大转速需要4～9个小时，而以汽油做燃料的内燃机只需要5分钟；同样吨位的船，装满燃料煤需要500人工作5天时间，可是要加满油，只需要12人工作12个小时；要得到相同的动力，操作一台燃油发动机的工作量只有燃煤发动机的13，而且以重量来计算，燃油的消耗量只有煤炭的14。综合计算之后，一支船队如果以油为动力，一次补给之后的活动半径是以煤为动力的船队的4倍。

所以，“一战”结束后各国开始了一场以石油为核心的军事革命。当时，英国海军40%的舰艇已经用油作燃料，此外英军在战争期间共计装备了10。5万辆卡车和4千架飞机；法军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只有卡车110辆、牵引车60辆、飞机132架，到1918年猛增至卡车7万辆、飞机1。2万架；在战争后期，美、英、法在西线战场平均每天消耗石油12000桶。法国将军福熙在1917年12月曾对总理克莱蒙梭说：“如果不能及时供给石油，我们的军队立即就会瘫痪，这将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对协约国不利的条件下媾和。”

对石油而言，“一战”就像一支助推火箭，把它直接推到了能源的王座之上。“一战”结束后，石油成了决定军队技术水平的根本要素，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军工的发展，又进一步让石油成了这个工业体系的王者。

战争是工业体系的破坏者，但如果发生在“恰当”的时候，也会是产业升级的最佳“协调者”。和平时代，技术更新换代往往面临旧产业已成型、尾大不掉的问题，而战争恰恰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直接的手段。对于当时的苏联而言，这一条同样适用。布尔什维克党高层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国内战乱平息之后，俄国从1921年开始推进国家的战后重建，即《全俄电气化方案》，当时列宁反复强调石油在新工业体系下的重要性，他在联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提到：

“在俄罗斯诸种能源品种中，石油占据着特别的优势地位，这是由其开发的简易程度和运输的便捷程度决定的……对石油的开发正开始取代煤炭开发的地位，许多经济学家确信，我们达成电气时代之前的过渡时期将是一个石油时代。”

“煤、油”之争背后的隐患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俄国政府制定的《全俄电气化计划》的能源开采规划部分，石油只占到10%～11%的比例，远远低于煤炭——这份计划事实上就是未来俄国工业体系的远景规划，石油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和列宁此前的重视程度显然不成比例，而且在以油代煤成为大趋势的20世纪20年代，这样的发展规划早已严重脱离了时代。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不可思议的局面，究其根源，其实完全是“人”的问题。

前苏联的经济政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所不同，但究其根源，内核都是一样，即以国家行政力量来直接主导经济的运行。相对于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这种模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所谓市场调节，说白了就是一种“撞了南墙才回头”的模式，这其中必然会造成社会动**和资源浪费，而在当时，苏联模式恰恰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在分配领域，苏联模式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基层劳动者的权益，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共运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对西方国家处于攻势；而在发展规划上，苏联模式更适于建立长远规划，因为主导经济运行的是行政指令，而不是短期账面收益，很多潜力巨大但短期见不到的投资，都需要依靠这种模式来推动。

苏联这套经济体制的缺陷和它的优势一样，同样表现得异常明显：在这套体制中，由官僚组成的行政力量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就如基督教的上帝一样——可以主宰一切。而对于“上帝”的错误，苏式体制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也可以这么说，苏联经济体制最大的问题不在体制本身，而在于“人”。人有信仰，有道德，但同样有利益、有私欲……

苏共是一支非常纯粹的工人政党，而在俄国的工人构成中，权重排第一位的是钢铁工人，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煤炭工人——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核心就是煤和铁，自然这两个领域的从业者数量是最多的。

当“权利”和“权力”纠缠在一起后，很多事情就不再是应该不应该那么简单了。苏共高层在当时必须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发展石油产业必然会压缩煤炭产业，这会影响到煤炭行业从业者的利益——1923年苏维埃政权最动**的时候，各行各业中罢工次数最多的就是煤炭工人，当年一年罢工达155次，共计77189人次参加。有句话叫“爱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句话其实在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

此外，很多苏共官员也都是来自革命时期的煤炭工人领袖——既然煤炭工人数量第二，按比例算出身于此的官员数量自然也不会少，领袖都出身于煤炭行业，其地位也就排在了石油前面；当时如果煤炭行业的权重下降，就意味着会有一批领导干部及其身边亲信的实际权力可能因此削弱。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高层最终选择了把出身于煤炭行业的斯达汉诺夫树立为当时工业建设的偶像；而同样的道理，中国在工业大发展时期，树立的典范则是石油铁人王进喜。

与煤炭行业相比，当时苏联的石油产业工人数量要少得多，除规模不对等的问题外，石油开采原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在苏联石油开采的成本通常只有煤炭的14，而且他们工作的油田都分布在远离莫斯科的高加索地区，因此对苏共高层的影响力显然要小得多。在这种局面下，即便是列宁和斯大林，也不得不做出妥协——通常人们对于政治会有一个错觉，那就是认为政治强人是无所不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能掌握更多的主导权，但绝非全部。

在这种重煤轻油的政治利益格局下，苏联政府曾做出了一些在外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决策：1930年苏联计划经济委员会曾经做出一个决策，要大力发展煤化油产业，最终的目标是50%的液态燃料从煤炭中获得——煤化油技术来自19世纪初的德国，由于德国本土没有石油分布，所以以此来作为替代手段。对于蕴藏有大量石油的苏联而言，这显然是多此一举。更荒唐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德国本土生产煤化油的成本是从墨西哥购买石油的45倍。除非是在战时物资极端匮乏的环境下，否则这个技术很难在生产领域大规模推广。

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新的发展规划被制定了出来。和列宁一样，斯大林对未来的能源格局有着清醒的认识。1927年苏共十五会议期间，虽然这次会议的核心内容是要进行农业集体化，但斯大林在会议中还是特别强调：“谁在石油工业中拥有优势，谁就在未来的战争中占据主动。”但是，以油代煤依旧进展缓慢——即便是斯大林，也无法杜绝苏共干部的官僚主义。[5]

逆向行驶的苏联工业

一方面，苏联的石油工业一如既往地受到煤炭业在政治上的挤压；另一方面，石油工业自身也同样存在“人”的问题。

在当时，各个行业普遍存在浮夸的现象，因为一组好看的纸面数字，对主管官员而言意味着更多的政治资本以及更好的升职前景；而对部门来讲，则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倾斜。这些虚夸的指标最后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当时他们通常的应对方式是在部门里找一个大伙都看着不顺眼被排挤的人，把他定性为“破坏分子”，把所有责任都归结到这个人身上。于是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出现一批“破坏分子”。在大清洗时期，这些人面临的将是被流放，甚至是被处决。在这股风潮中，石油工业领域同样不能免俗，这使得苏联的石油工业在这段时期损失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这些人在政治上往往没有太多话语权。

“人”的问题对石油工业的冲击远不止于此。当时苏联真正成熟的采油区主要是巴库和格鲁兹尼两个油田。官员们为了把自己虚报上去的数字尽可能填充起来，对这两处油田进行掠夺式的开采——在最短的时间内，只开采最容易开采的油层，一旦采完，就不再对油井进行后续的深度开发，而是马上换地方进行下一轮的开采。

通过石油出口换来的资金会很快被用于其他领域——当时苏联正处于工业大跃进时期，什么地方都缺钱。这样一来，石油工业创造的利润很少能反哺到本行业上来，对油井的维护和深度开发于是进一步被荒废。这种掠夺式开采导致很多油井只能开采短短数年，1937年年初，即苏联“二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按照往年的估算，预计当年石油产量是1。38亿吨，可是到年底只有4680吨——这就是竭泽而渔的后果。

最终，在整个“二五计划”期间，苏联的石油开采仅仅增长了32。4%。虽然从列宁到斯大林一直对“以油代煤”寄予厚望，但最终也只能面对现实的无奈。至1937年，苏联的能源构成中，煤炭依然占47。5%，石油只占16。1%，剩下则是泥炭和木头。

这种局面最终激怒了斯大林，石油产业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被一锅端——全部被逮捕了。但现实是无法改变的，“二五计划”的总结性文件如此说道：“石油该让出自己的地位了，它已经不是苏联主要的能源品种。在总的能源需求中，石油需求也将降低。”

在此之后，煤炭在苏联能源构成的比例当中不降反升，全苏能源消耗的一半几乎都是由煤炭完成的，此时其他主要工业国都在大力推进自己的石油工业，并且在石油的基础之上建立了新的工业体系。即便是像英国和德国这样本身不产石油的国家（英国北海油田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产油），也不惜提高自己的国防安全成本，不遗余力地推进“以油代煤”。此时，苏联的整个工业体系都处于“逆向行驶”当中。

“二战”成就了苏联的石油工业

真正让斯大林在能源问题上摆脱困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虽然在“二五计划”后苏联的煤炭集团在“煤油之争”中大获全胜，但斯大林并没有由此放弃既定方针。在斯大林大力推动之下，石油勘探部门一直在苏联腹地寻找新的油田，希望借此增加石油产量，促成苏联能源结构的改变。当时勘探队把勘探区域放在了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流域。在苏共十八大上，最终通过了“在伏尔加和乌拉尔之间建立新石油基地——第二巴库”的决议。

当时虽然有利益集团的阻挠和不配合，但对新油田的勘探和开采依然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为了表现对新油田寄予的厚望，当时苏共高层把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新油田称为第二巴库——这里最终勘探出的产油区面积达70万平方公里。

当然，前景是一回事，现实则是另一回事。直到1940年（苏德战争爆发前一年），第二巴库仅发现十几个小油田，产量也仅为180万吨，占全苏的5。8%，苏联71。4%的石油依旧是由巴库提供的。一方面伏尔加—乌拉尔产油区此时尚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这里的石油蕴藏量虽然非常大——1937年发现了储量达3。2亿吨的杜马兹大油田，但这里的主力油层都埋藏在更深的泥盆纪地层——巴库油田的油层主要分布在更浅的石炭纪地层，而且这里的油品质量密度大，黏稠度和含硫量高，单从经济成本考虑，短期效益并不显著，因此在当时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优先开发第二巴库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最终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则是希特勒。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随着德军的一路南下，阿塞拜疆于1942年一度被德国占领，苏联因此不得不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把人员和重要的仪器设备全部转移到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并在撤离之前把巴库油区的设施全部炸毁，以防德国人利用这里的石油资源（当时希特勒曾下令德军组建一支15000人的“石油旅”，用以接管苏联的石油工业设施。而苏联人的破坏措施非常有效，以至于德军明明在产油区，却一直面临燃料匮乏的问题）。而这一举动正好大大强化了第二巴库的力量。在战时各类资源最匮乏的时期，苏联的工程人员依然在这里进行勘探开采作业（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到最惨烈的阶段时，那里的坦克修理厂也依然在工作）。1944年，在第二巴库又发现了木哈诺夫油田，储量达2。2亿吨，新油区截至1945年，产量比1942年增长了52%。

阿塞拜疆被重新收复后，原本疏散到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人员和设备又重新撤回到了巴库产油区，虽然有点釜底抽薪的意思（毕竟当时巴库地区依旧是最大的油田，恢复这里的石油生产对苏联来说才是重点），但第二巴库的基础在战争时期依旧夯实。此外，战争还一举解决了前面反复在说的苏联“煤油之争”。从物质角度来说，苏联能够赢得卫国战争，除了广袤的国土所提供的战略纵深之外，靠的就是在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上对德国人的压倒性优势。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二战”期间，德国共制造虎式坦克1354辆，而苏联在同一时期共生产T-34型坦克超过5万辆——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德国所有型号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总和，虽然虎式坦克的火力和精密程度超过了T-34，但面对如此悬殊的数量差距，这点质量优势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并不是因为德国人真的就是一根筋，只会走精品路线，而是因为德国当时只能从罗马尼亚得到有限的石油供应，即便他们降低性能要求、简化工艺能造出5万甚至10万辆坦克出来，但他们也找不到足够的油让这么多坦克开起来。而苏联人则完全不用担忧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