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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 从A到Z02（第1页）

外篇从A到Z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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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1894年的慈禧万寿庆典视为大舞台，清朝的民间则只存在非百老汇的小剧场。

清代的说书业相当繁荣。以苏杭沪为中心的评话（说大书）和弹词（说小书），以及从北方农村逐渐流入京、津等大城市的鼓书极为兴盛；此外，北方大鼓、竹板书、子弟书、山东快书、河南坠子和后起的山东、苏北琴书，以及南方的扬州弦词，浙江南词、渔鼓，广东木鱼书，四川竹琴、相书等等也很流行。说书内容从演义、英雄传奇到公案侠义、烟粉灵怪都有。上自宫廷府第中的帝王将相、士绅，下至勾栏瓦舍、茶肆酒楼里的市镇平民，都是忠实的听众。擅长说书的石汉曾专为皇太极说书六年；江南评话家韩圭湖是顺治内廷供奉；大说书家柳敬亭虽主要在各地热闹场所献艺，亦常周旋于文坛幕府之间。

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第四章第四节谈及大鼓书：“彼等（鼓书艺人）系于清初从龙过来，初为传道，所唱之词除劝善外，暗中兼有劝人服从清朝的性质。故彼等在内务府有龙票八张，每到各州县唱劝时，可携龙票前往……到各县预先报名，则各县堂上旁边特设座位，以便说唱。至一切费用，亦归县中供给。”

小剧场中公案小说的兴起，和清代国运转衰等社会时代的特点密切相关。自嘉庆以后，大小官僚贪污成风，民间反抗不断。嘉庆元年爆发川楚白莲教起义，先后参加者达数十万人，转战五省，前后历时九年。嘉庆十八年，天理教首领李文成在河南起义，林清一支曾潜入北京，一度攻进皇宫。道光十一年底发动的湘西瑶民起义，持续二十来年。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发生了一百多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仅1847年就有二十六次。咸丰元年，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差点儿让清朝提前退出历史舞台。当时，八旗军和绿营军腐败堕落，缺乏战斗能力。《清仁宗实录》记载，八旗驻防军久不操练，业务生疏。有一次，嘉庆在杭州阅兵，八旗士兵箭箭虚发，满人虽有马背民族之称，但甚至有士兵从马上掉了下来。绿营兵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将领们克扣军饷争置田产；军队每到一地，将官纵兵大肆抢劫。有战事则一触即溃。面对这种情况，统治者不得不调整工作思路，一方面转而重用各州县地主武装的“团练乡勇”；另一方面在剿杀主流不变的前提下，更加注意策反工作。清廷在以上两方面的工作中都收到了明显的实效。咸丰、同治皇帝用曾国藩湘军和李鸿章淮军围歼太平军和捻军，又招抚张嘉祥（后改名张国梁）、李昭寿等反攻太平军和捻军。公案侠义小说中的卢方和丁家兄弟以及黄天霸、贺天保之流，便是地主武装和变节分子起而效忠王室的现实反映。也就是说，公案侠义小说这种内容上的改变，是顺应清王朝的政治需要而出现的。

在无数说书人的口中，清代小剧场里的清官忠君色彩大大加重，爱民思想却越发淡化。清官的对手已从单个流氓土匪、劣绅变成大盗、群体反抗者。这样，清官必须有更为高强的英雄帮助才能制伏对方。听书人的最大希望是生活在一个执法公平的世界里，受人欺凌和遇到困厄时有人来解救。然而，从李自成、张献忠造反，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再到太平天国、列强侵华，世界太不清净了。

Pidgin洋泾浜

两种文化接触时，为了沟通的需要而形成一种混杂的语言，就叫做Pidgin。其特色是沟通的单词十分贫乏、简单，糅合两种语言的特色，没有字尾时态的变化，发音更是僵硬无比。

对我们来说，最常见的Pidgin就是PidginEnglish，洋泾浜英语。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洋泾浜，中国也不例外。协助外国的买办、洋行，都得和洋人沟通，他们所操的英语，不中不西，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但仍然能达到交流的目的，这就是典型的洋泾浜。清代至1949年，“广东英语”有单词160多个，例如“Haveyouboughtsometeafromhim（你是否在他那里买茶）”。

19世纪，大量华工前往美国修筑铁路，大多数人一个英语单词也不懂。这时，他们的工头使用的语言也是洋泾浜。其中有一些甚至已经在当今英文中成为惯用句子，比如“Longtimenosee”，怎么看都不像一个英文句子，原来就是洋泾浜英语的“好久不见”，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口语的固定搭配了。

洋泾浜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演化成混血语（Creole），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后者的词汇更多了。比如，19世纪华工营地里出生的小孩，一直使用洋泾浜，没有汉语的启蒙，就会在这种语言中衍生出大量词汇和一些文法变化。

在近代中国和外界的文化交往中，林纾绝对是无法回避的人物。他和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几十位作家的作品。他一生著译颇丰，翻译小说达两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但他本人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连洋泾浜也不会说，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至于翻译，全靠懂外文的留学生口译给他听，林拿笔记录，很快就可以拿出成篇的文言文来。传说，他的合作者口译完，译文就可完稿。这一点毋庸置疑，从其丰富的译作就可窥斑知豹。

由于不懂英语，林纾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根据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做原作；把莎士比亚（eare）和易卜生（HenrikJohanIbsen）的剧本改变了体裁，译成小说；把挪威人易卜生的国籍错注为德国。这位翻译者足不出户，不懂外语，但从这些外来文字中坚定了志向：中国必须师法西方。

Quaker贵格会

贵格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又称公谊会或者教友派，成立于17世纪的英国，创始人为乔治·福克斯（GeeFox）。Quaker有“震颤者”之意，因一名早期领袖的诫令“听到上帝的话而发抖”而得名。

成立于17世纪的贵格会，作为英国国教的反对派出现，在清教徒中也是少数。他们愤世嫉俗，抨击时事，反抗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主张人人平等，并明确反对奴隶制。在宗教仪式上，贵格教徒比清教徒更加崇尚去繁就简。他们反对起誓，反对洗礼和圣餐，也没有等级结构划分，刻意避免在内部涌现居于领导地位的神职人员，例如牧师或主教。聚会一般会在沉默中开始，只要愿意，任何一位聚会者都可以自由发言。

美国成立之前，贵格会曾经试图在北美殖民地打造一个乌托邦。然而，他们的宗教情感以及让其服务于世俗世界的强烈愿望与现实格格不入。最终，他们慢慢退出了议会。不过，他们在社会福利事务方面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1887年，美国贵格教会派遣第一位传教士雅司特·巴特（EstherH。Butler）来华，在江苏南京（1890年）和六合（1898年）工作。英国贵格会曾经在四川的重庆、成都、三台等地工作。

贵格教会对道德和理想的追求近乎疯狂，他们甚至以受压迫为荣。贵格会教徒来到北美大陆后，恶劣的生存环境加深了他们对信仰的执著，也更加极端。当罗德岛殖民地当局对其平等对待时，他们便决定离开，去寻找一个需要普及“人人平等”的地方。

19世纪的中国，贵格教派去对了。但传教的效果之差，似乎又让最狂热的贵格教徒沮丧。

Riffraff下层阶级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下层社会关怀的并非义理，而是实利与技艺。这也是市井之人比士绅更容易接纳洋器、西学的原因之一。晚清进入中国的外国人迅速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手工工人不仅观念上比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工人更容易接受机器生产，而且他们过去所受本地手工业的综合训练，使之更能适应各种细致复杂的工作。

在晚清时代的上海，最早与洋人打交道的买办、商人，在西方人事业中做文职及其周围的下层民间文人，因生计活动所需而接受外语、西学，成为最早掌握并运用外语、西学的社会群体。接受西学的文人，一般也属于士人边缘群体的下层民间文人。直至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学渐盛，这种状况也未改变。19世纪90年代初，《申报》提及：“通商以来五十年于兹，市井佻达之徒多能习其文字、操其语言。”所谓“市井佻达之徒”，即指这些以往处于社会下层、自谋生计而被士人所鄙的商贾及下层文人。这一特点使新知识世界与旧知识世界从社会阶层上俨然二分，两个知识世界的消长交替，也牵扯着其代表阶层的角力与冲突。新知识的命运，与作为其社会主体的新知识群体的命运紧密相连。

长期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靠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耕织并举、衣食自足，属于一种家庭经济形态。一般农家男耕女织自然分工，从种植棉花，到收获以后加工成衣的全部工序，几乎全都由家庭成员完成。家家都有纺车，一家或几家合有一部织机，农闲季节或平常在家的妇女，用自家的纺车纺线，用自家或合用的织机织布，再亲手缝制成全家所需的各种冬夏衣装。西方人记述说，农民“在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之后，或在雨季不能进行户外劳动时，他就动员他的家庭成员纺纱或织布。总之，在一年中，空闲的时间里，都从事这种形式的家内手工业”。史密斯教士也记载说：“中国的妇女总是在纳鞋底，或者纺棉花，在闲谈时也一样，从不偷懒。”

清廷明确规定，不能自由着装，“官民士庶各依等级身份的定制穿用，不许逾制”。顺治初年，士庶百姓的衣柜里，净是绸、绢、纺、丝、纱，而大缎、彭缎、洋缎属于禁品，老百姓尤其不许在服装上用缎绣。康熙初年，这一服装规定再度细化，士庶百姓不能穿用蟒缎、妆缎、金花缎，以及貂皮、狐皮、猞猁皮等。清廷对下层人民的服装担心得很，于是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再度下令，举人、生员等有功名的人准用平常缎纱，但不许用银鼠皮和狼皮；百姓不能用狼、狐等皮，禁止用貂皮做帽子。统治者屡屡发出这些对于衣服用料的详细而具体的法令，是希望借规范服装以规范社会等级秩序，使人们恪守尊卑贵贱的等级，强化安分守礼的观念。

一方面因布料的经济价值而受着购买力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因其社会价值而受着服制礼俗的制约，清代衣着思维就是这样简单：以衣着质料区分贵贱等级。晚清开埠通商，外国机织洋布开始倾销进来，在原来的那些衣着质料之外，增加了“洋布”这一新品种，并日渐流行起来，使得人们世代沿袭的传统衣着习俗受到冲击，上层和下层外表模糊，进而引起其他连锁反应。

法国大革命后，在巴黎有一条标语：“你可以自由信仰，亦可以自由着装。”这也是清朝晚期老百姓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