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就此搁笔,后来再谈罢。
鲁迅。五月八日夜。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传,岂不可笑!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
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呵。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
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五月十一日。)
长城
伟大的长城!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五月十一日。)
七
大约是送报人忙不过来了,昨天不见报,今天才给补到,但是奇怪,正张上已经剪去了两小块;幸而副刊是完全的。那上面有一篇武者君的《温良》,又使我记起往事,我记得确曾用了这样一个糖衣的毒刺赠送过我的同学们。现在武者君也在大道上发见了两样东西了:凶兽和羊。但我以为这不过发见了一部分,因为大道上的东西还没有这样简单,还得附加一句,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因此,武者君误认为两样东西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斤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而几个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生长的男人们,此时却在异性的饭碗化身的面前摇尾,简直并羊而不如。羊,诚然是弱的,但还不至于如此,我敢给我所敬爱的羊们保证!
但是,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五月十日。)
八
五月十二日《京报》的“显微镜”下有这样的一条——
“某学究见某报上载教育总长‘章士钉’五七呈文,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圣人之徒也,岂能为吾侪卫古文之道者乎!’”
因此想起中国有几个字,不但在白话文中,就是在文言文中也几乎不用。其一是这误印为“钉”的“钊”字,还有一个是“淦”字,大概只在人名里还有留遗。我手头没有《说文解字》,钊字的解释完全不记得了,淦则仿佛是船底漏水的意思。我们现在要叙述船漏水,无论用怎样古奥的文章,大概总不至于说“淦矣”了罢,所以除了印张国淦、孙嘉淦或新淦县的新闻之外,这一粒铅字简直是废物。
我在N的学堂做学生的时候,也曾经因这“钊”字碰过几个小钉子,但自然因为我自己不“安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沈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但开除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但那时的名目却叫作“总办”的,资格又须是候补道。
假使那时也像现在似的专用高压手段,我们大概是早经“正法”,我也不会还有什么“忽然想到”的了。我不知怎的近来很有“怀古”的倾向,例如这回因为一个字,就会露出遗老似的“缅怀古昔”的口吻来。
(五月十三日)
九
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多的人们是没出息的了,因为他眷念从前,难望再有勇猛的进取;但也有说回忆是最为可喜的。前一说忘却了谁的话,后一说大概是A。Franco罢,——都由他。可是他们的话也都有些道理,整理起来,研究起来,一定可以消费许多功夫;但这都听凭学者们去干去,我不想来加入这一类高尚事业了,怕的是毫无结果之前,已经“寿终正寝”。(是否真是寿终,真在正寝,自然是没有把握的,但此刻不妨写得好看一点。)我能谢绝研究文艺的酒筵,能远避开除学生的饭局,然而阎罗大王的请帖,大概是终于没法“谨谢”的,无论你怎样摆架子。好,现在是并非眷念过去,而是遥想将来了,可是一样的没出息。管他娘的,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