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二月十二日。)
四
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
伶俐人实在伶俐,所以,决不攻难古人,摇动古例的。古人做过的事,无论什么,今人也都会做出来。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况且我们是神州华胄,敢不“绳其祖武”么?
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
但这一点慰藉,也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因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
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
(二月十六日。)
通讯
一
旭生先生:
前天收到《猛进》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来的,或者是玄伯先生寄来的。无论是谁寄的,总之,我谢谢。
那一期里有论市政的话,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来。我现在住在一条小胡同里,这里有所谓土车者,每月收几吊钱,将煤灰之类搬出去。搬出去怎么办呢?就堆在街道上,这街就每日增高。有几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着别的房屋的将来。我不知道什么缘故,见了这些人家,就像看见了中国人的历史。
姓名我忘记了,总之是一个明末的遗民,他曾将自己的书斋题作“活埋庵”。谁料现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
鲁迅。三月十二日。
鲁迅先生:
你所说底“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诚哉是一件极“可怕”的事情。人类思想里面,本来有一种惰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
你所说底“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实在是最痛心的话。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看,还有许多人讲话和写文章,还可以证明人心的没有全死。可是这里需要有分别,必需要是一种不平的呼声,不管是冷嘲或热骂,才是人心未全死的证验。如果不是这样,换句话说,如果他的文章里面,不用很多的“!”,不管他说的写的怎么样好听,那人心已经全死,亡国不亡国,倒是第二个问题。
“思想革命”,诚哉是现在最重要不过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语丝》、《现代评论》和我们的《猛进》,就是合起来,还负不起这样的使命。我有两种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来,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里面的内容,水平线并无庸过高,破坏者居其六七,介绍新者居其三四。这样一来,大学或中学的学生有一种消闲的良友,与思想的进步上,总有很大的裨益。我今天给适之先生略谈几句,他说现在我们办月刊很难,大约每月出八万字,还属可能,如若想出十一二万字,就几乎不可能。我说你又何必拘定十一二万字才出,有七八万就出七八万,即使再少一点,也未尝不可,要之有它总比没有它好的多。这是我第一个希望。第二我希望有一种通俗的小日报。现在的《第一小报》,似乎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报我只看见三两期,当然无从批评起,但是我们的印象:第一,是篇幅太小,至少总要再加一半才敷用;第二,这种小报总要记清是为民众和小学校的学生看的。所以思想虽需要极新,话却要写得极浅显。所有专门术语和新名词,能躲避到什么步田地躲到什么步田地。《第一小报》对于这一点,似还不很注意。这样良好的通俗小日报,是我第二种的希望。拉拉杂杂写来,漫无伦叙。你的意思以为何如?
徐炳昶。三月十六日。
二
旭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