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干什么,”一位副司法官说,“他能干什么?”
“啊,据说他能从任何一间监狱里逃跑,”司法官提醒他,“咱们必须严加看守。”
“唯一能看严的办法就是到里面去跟他在一块儿,可要是让我那么做,我就辞职。”另一位副司法官说。
蓝鸭睁开惺忪的睡眼看着考尔。
“听说你带你那个发了臭的老朋友来看我吊死。”蓝鸭说。他那低沉、浑厚的声音把司法官和两个副司法官吓了一大跳。
“碰巧。”考尔说。
“我应该趁上次的机会把他烧来吃了。”蓝鸭说。
“他完全可以打死你,”考尔说,他被这个人侮辱的口气激怒了,“必要的话,我也会打死你。”
蓝鸭脸上露出一丝奸笑。“自从你们当执法人以来,我强奸女人、偷小孩子、烧房杀人、偷牛杀马,愿意抢谁就抢谁,都在你们的地盘里,”他说,“可是你直到今天才能好好地看看我的模样。我不认为你们能打死我。”
欧文斯比司法官的脸都气紫了。他为此人侮辱一位大名鼎鼎的保安队长而感到难堪,但他对此毫无办法。考尔知道蓝鸭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他站在那里打量着这个人,他比他想象的个子要高,有一个硕大无比的头颅,眼睛如同蛇眼般冷酷。
“我蔑视你们所有这些头发长得挺漂亮的婊子养的,”蓝鸭说,“你们这些保安队员,我还要杀死一批呢。”
“我看未必,”考尔说,“除非你会飞。”
蓝鸭冷笑着说:“我会飞,一个老妇人教我的。你要是不怕等,就等着瞧吧。”
“我会等的。”考尔说。
执行绞刑的那一天,法院前人山人海。考尔把他的牲口拴在百米之外。他想看完蓝鸭吊死就立即上路。他挤在人群前头,看见蓝鸭被装在一辆小篷车里,戒备森严地从监狱拉到法院。考尔猜想,不等蓝鸭吊死,就会有人被打死,因为所有的副司法官都吓得打开了枪的保险。蓝鸭仍被沉重的镣铐锁着,头上的伤口仍包着那块沾了油污的破布。他被带进法院,走上楼梯。行刑人正给绞索做最后的调整。考尔往一旁看去,发现人群里有一个人曾在他手下工作过,而就在这一刹那,他听见了一声尖叫和玻璃的破碎声。他往上一看,头发根都竖起来了——蓝鸭正带着锁链在空中飞。考尔觉得此人往下飞时,脸上好像仍旧带着那残酷的冷笑。他设法撞破了三楼的大玻璃窗,从上面跳了下来,而且不止他一个人。他用戴着镣铐的手抓住了戴克副司法官,并把他一同拽了下来。两个人都摔在法院前的石头地上。蓝鸭头朝地,那个副司法官则背朝下掉了下来,像是被人家从干草垛上推下来的一样。蓝鸭摔下来后再没有动弹,但是那副司法官哭叫个不停。玻璃碎片散落在他们周围。
人们全都惊呆了。欧文斯比司法官高高地站在上面,从窗口往下看,十分羞愧,因为他让好几百个赶来看绞刑的人上了大当。
考尔独自走出人群,跪在那两个人旁边,后来又有几个人围了过来。蓝鸭已经断气,两眼仍然睁着,嘴角还挂着那残酷的冷笑。戴克摔得粉身碎骨,开始吐血。他活不长了。
“看来那个女人还没有真正教会你呀。”考尔对蓝鸭说。
欧文斯比从楼梯上跑下来,坚持要把蓝鸭抬上去,吊在绞刑架上。“真该死,我说要吊死他,就要吊死他。”他说。很多围观的人对那个土匪怕得要命,他都死了也不敢去碰他。六个醉汉醉得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他们把他抬到了上面,将他吊在人群上方。
考尔认为这简直是白费力,但又想,司法官也许需要考虑它的政治意义。
他怎么也忘不掉蓝鸭飞下来时对他发出的冷笑。他走出人群时,听见一个女人说,她看见蓝鸭躺在地上,眼珠子还在动。即便那个人在绞架上吊着,人们还在设法使自己相信他没有死。今后十年里草原上发生的犯罪案件,恐怕有一半要推到他身上了。
考尔正要上马,一位报界人士跑了过来。他是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红头发小伙子,因刚才的所见所闻激动得脸色直发白。
“考尔队长吗?”他问,“我给丹佛报社写稿。他们要我找你。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考尔跨上黄褐色马,牵着骡子的引绳。“我要赶路,”他说,“去得克萨斯还有很远的一程呢。”
他开始起步,那个报社的人仍不罢休。他大步走在黄褐色马身边,像克拉拉一样说个不停,不同的是这个小伙子只是激动而已。考尔心想,一路上有两个人跟着他跑,真是怪事。
“可是,队长,”小伙子说,“人们说你是最有名的保安队长。他们还说你把麦克克里队长拉了四千多公里,只是为了下葬。他们说你在蒙大拿建立了第一个牧场。我要是不和你谈谈,老板就会解雇我。他们说你是个富有洞察力的人。”
“是呀,太有洞察力了。”考尔说。他被迫刺了一下黄褐色马,让它从小伙子身边跑开了。小伙子还在记事簿上匆匆地写着什么。
这是个旱年,草地是黄褐色的,宽广的草原上闪动着海市蜃楼般的景色。考尔沿着佩科斯河走,过了博斯克雷东多,一直向南通过了新墨西哥。他知道这条路很危险——在这样的年份,印第安人也会沿这条河南下。然而他更担心干旱。夜晚,闪电划破草原夜空,雷声滚滚,却没有雨。白天闷热,一个人也见不到,只偶尔碰到只羚羊。牲口越来越累,他也一样。他想在夜间赶路,但又不得不作罢,因为他常常打盹儿,有一回险些把车轮撞碎。棺材在篷车上颠簸跳动,已经开始漏盐。
一天,在霍斯海德渡口,他正半睡半醒地在寂静的下午缓缓地走着,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打了他两下,便急忙用手去摸腰部。腰流血了,然而他并没有看见一个印第安人,连枪声也没有听到。当他掉转车头,向河边冲过去的时候,瞥见一个棕皮肤的矮个子从一棵大丝兰仙人掌后站了起来。考尔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严重,也不知道自己要面对几个印第安人。这时,由于篷车下河岸时速度太快,车撞在水边的一块大石头上。车散了架,把棺材压在了下边。考尔向后瞧了一眼,看见只有四个印第安人。他下了马,悄悄顺河向北走了一百米,打死了四个人中的一个。他过河后等了一天一夜,也没有再见到另外三个人。他的伤势不重,但子弹还在体内。他知道,只能让子弹留在腰里,等他到达奥斯汀再说。
佩科斯河不宽,河水流淌着,棺材沉在水下。最后,考尔把它从篷车上解开,他和油腻连拉带拽地把它从泥里拖了出来。这回他真遇到了麻烦。离南瓜达卢普河还有八百公里,而篷车已经彻底散架。据他所知,印第安人随时都可能过来,这意味着他必须边干活儿边放哨。他费力地把棺材翻了过来,它已成了一件糊满泥巴的不伦不类的东西。同时,佩科斯河里的水烫得他腹部不适,把他的力气也抽掉了一半。
考尔知道他永远不可能将棺材拖到奥斯汀,如果他自己能通过这片炙热无水的地带,到达科罗拉多城或圣萨巴就算走运。话又说回来,既然已经把奥古斯塔斯运了这么远,他绝不想就此撇下他。他将棺材打开,用一张雨夜用作床单的防水布将遗体包好——以后不必再为雨夜担心了。然后又将包裹与奥古斯塔斯的那块招牌捆在一起。招牌久经风吹日晒,大部分字迹已不复存在。他砍倒一棵小盐地雪松,做了一根粗糙的车轴,把招牌放在两个篷车轮子中间。它与其说是一辆马车,倒不如说是一个印第安人用的橇,但它能走。他感觉自己的伤势每天都在减轻,也知道打中他的是小口径枪弹。如果是大口径的,他早就起不来了,也许已经死了。
有几次他认为他看见山丘后面有印第安人溜过,或者藏在远处的仙人掌后面,但没有什么把握。不久,他觉得思想有些混乱,便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在前方闪动的幻景中,他以为看到了骑马人,但是无论如何也接近不了。还有一次他觉得看见了狄兹,又有一次是蓝鸭。于是他认为自己的思维能力肯定消失了,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奥古斯塔斯。奥古斯塔斯一辈子都想把他拖进使他混乱不清的境地,他终于成功了。
“都是你干的好事,”他大声说了好几次,“杰克让我离开了这个地方,而你让我回到了这个地方。”
第二天,他的饮用水告罄。那头骡子和黄褐色马全靠吃肉叶藜或者能找到的一点儿山艾,两头牲口日见瘦弱。考尔十分想念他那匹基奥瓦母马。还不如把姓氏给那孩子,自己留下那匹母马呢。
后来,油腻不走了,它已决定等死。考尔不得不用黄褐色马拉撬。油腻连跟都不跟他们走。考尔估计黄褐色马也会很快死去,然而它一直走到了科罗拉多城。从那以后,他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尽管他的伤口已感染,并且开始往外渗出**。这使他想起了大嘴唇——他常想起他撇在北方的那几个伙计,而一想到他们,眼泪就止不住流出来。
等他终于来到瓜达卢普那片长着橡树林的小山包时,那块招牌已破败不堪。那句奥古斯塔斯引以为荣的拉丁语箴言,由于在最下边,早已不翼而飞。关于猪的那部分也脱落了,写着他们出租什么、卖什么和狄兹名字的那部分也掉了。豌豆眼的名字也已经大部分剥落,他自己的名字也一样。考尔希望能留下写着奥古斯塔斯名字的那块木板,但是大部分字母都被捆尸体的绳子磨掉了。事实上,那块招牌至多只能算几块木片,在他解下奥古斯塔斯时,还有两块掉到了他手里。只有牌子顶部那部分还勉强可以读出来——帽子溪牧牛公司暨车马出租贸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