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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马鸣风萧 鸿渐于陆（第2页）

然而辜鸿铭的外交着眼却极为不同。他的核心主张是“修邦交”，“庚子之祸实多因中外太隔膜，以致彼此猜忌，积嫌久而不通，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张之洞虽然很可能是那一个时代里唯一能欣赏、任用辜氏的人，却也一定压抑和屏挡了辜氏相当强烈的主张。是以在张之洞死后一年，辜氏即写成了《张文襄幕府纪闻》，其中指出：甲申（1884，也就是辜氏入张幕的那一年）以后，“文襄之宗旨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

两个都醉心汉文化、以儒生自居的宾主，却仍有不可相与言者。有趣的是：他们都认为对方的重大缺点是“不会通权达变”！

世人多知辜鸿铭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一些言谈交际的场合中曾经大发怪论，语出惊人，并引以为笑骂之资。同其意者，未必真敢奉行其言教；厌其言者，更直斥其为中国文化腐朽愚顽之象征。这些有如相声段子一般的轶事，所反映的究竟是辜鸿铭的思想与信仰，还是他的态度？究竟是真正发生过的吉光片羽，还是辜鸿铭搬弄了来、用以诙嘲西方输入之社会思想的言谈工具？

人们耳熟能详的一段对话是他回答北大学生关于脑后留辫子的话：“你们只看见了我脑后的辫子，却看不见你们自己心中的辫子。”那么，辫子之为物，何尝只是故国君权之符号，从相反的一面说来，看不得脑后蓄辫之人也得想想：我的思维、认知和信仰之中是不是也有类似辫子的东西。

设若语境如此，辫子之作为一个具有指涉的名物和语词，居然还有一种在思想上发人深省的意趣了。当他的日本友人萨摩雄次（1897—1966）问他为什么不剪掉辫子的时候，他的这一句答复真正暴露了辫子的作用：“这是我的护照。”原来辫子并非捍卫大清政权、效忠皇朝律法的信物，而是试图引发任何新旧争议的话柄。只有当这根辫子依旧垂在他背后晃**的时候，他才能够有机会应答时人关于辫子之种种机锋！

一九一九年八月初旬以及下旬，胡适之在《每周评论》上分上下发表了《辜鸿铭》一文，也是针对辫子所反射的意义立论：“现在的人看着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春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在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却坐着不拜。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忽然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据说这番近乎后人所谓“八卦”的言语很惹辜鸿铭生气。文章的前半发表之日，胡、辜正好在一个饭局上不期而遇，还发生了口角，辜氏就拜万寿、剪辫子（其实是为了将发辫送给一位情人）的事实提出了诸多反证，并扬言要上法院递状控告胡适之毁谤名声。

辜鸿铭的辩解恰恰坐实了一件事：正是他自己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对象进行过不同的争议，更有可能的是，来源不一的谈锋，都是辜鸿铭自己随缘道故、因论设事的结果。胡适之不是一个会公然造谣的人——他甚至更是一个能将俚短家常、闲言碎语拼凑成学问的人。而辜鸿铭真正在意的并非蓄辫、剪辫的时间和动机，而是在拼凑出那些故事来的时候，胡适之提出了一个理解辜鸿铭的方向：辜氏的“立异以为高”成了“装疯卖傻，弄假成真”。这是辜鸿铭所不能忍受的。但是他最后并没有向法院提出告诉，恐怕还是因为他没法确认：是不是在某时某地、为了因应某人而生造了自己辫子的故事。

留学时代辜鸿铭在住宅中以酒菜祭祖，受到英国房东的讥讽：“你的祖先几时会来吃这些酒菜？”辜鸿铭的答复是：“该就是贵祖先闻到你们所献的鲜花的时候罢？”这种相应如电的辩才捷思，才是令辜鸿铭志得意满的。辜鸿铭生不得其地，长不废其学，仕不在其位，发而为文又常不逢其时，只好尽其所能，欲留三数惊世之论以待来兹，然而后世似乎只记得他陈旧的辫子以及辫子的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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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柳亨奎对辜鸿铭发生浓厚的兴趣，则另有缘由。他真正想研究的对象，是马建忠。如果要说得再仔细一点，令柳亨奎产生必欲研究一番而后快的动机，乃是马建忠这个千古宁无第二人的学行背景。

马建忠的二十世祖是《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家学渊源，远考南宋。马建忠本人不但习科举，九岁入徐汇公学的法文和拉丁文教养更为他打下了新学与洋学的基础。而这些，都有一个坚实的信仰为础石。他能够在三天之内感动辜鸿铭“改宗”（），可见其强大的说服力，这也不能不与他耶稣会修士的宣教训练有关。

柳亨奎本人笃信天主教，会选择辅仁大学作为他汉学专业深造的第一站，应该也与此相关。即使在研究课题方面，对于近代中国和朝鲜的种种政经关系，他往往有独到的观察视野，而此一视野，又往往非教外身份的我所能亲即体会。

我还记得当年柳亨奎经常邀我到研究所门口的荷花池边绕走，陪他一圈又一圈地散步赏荷是奇特的经验。他一般不怎么说话，但是在陷入沉思的时候，偶尔会断断续续迸出几个彼此不相连属的语词，也许是半句话，也许听来还带着询问的气，气口洪亮，吐字清晰，与一般对谈无异（更何况他的中国话说得极典雅而准确）。然而，即使在抛出那些字眼的时候，他甚或还深深地望着我。可是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没有同我说话，他只是把我当一块回音板，藉由这种看似交谈的方式，他在脑子里不停地思考着的，是某一篇报告，抑或是他正在整理的论文。

印象最深刻的一回，就是在写辜鸿铭那篇人物报告的时候。我们并肩走在红砖石铺就的过道上，我靠近荷花池的里侧，他走在外侧。某一刻，他忽然停下脚步拦住我，道：“古时候的人无论说什么话，都用典故，难道大家都听得懂吗？”

他一连问了三次，还忽然推了我一把，我几乎要翻身倒栽进池子。

“问你啊？”

我只好请他再说一遍。之后，我也只能摇摇头，还是不明白。

接着，他告诉我马建忠出奇计诱捕壬午兵变的朝鲜重臣云岘君的一段细节，那是他尚未做成的晚清民国人物报告的一部分。

原来是淮军将领吴长庆不拟强攻，设计了软谈和议的一个局，准备在谈得欢洽之际，倏忽逮捕云岘君，挟持回中国。吴长庆和马建忠却都没有想到，这个局早就被袁世凯泄漏了。袁世凯不但泄密给云岘君，说明情势危殆，别无死所，只有袁本人可以解围。还把中国早有这样一番常用的兵家之计像讲故事一般地说给云岘君听。也具载于吴长庆和马建忠根本没想到会有的“谈草”之中。那是刘邦杀韩信的故事。

袁世凯在谈草中告诉云岘君：两千多年前西汉开国之祖刘邦深谋远虑，情之骄帅不能畏威，权臣不能怀德，日后韩信必然是刘家天下的一大威胁，既欲杀之，便不能露形迹，于是假称要往云梦去游历，令韩信不防无备，乃遽尔斩之于未央宫中。这一段事体极为隐秘，我日后从回忆中一组织，判断这也是前一两年柳亨奎为胡导演打工时顺便为自己谋来的资料福利。

回到吴长庆、马建忠、云岘君以及置身帐中、位列下陈的袁世凯等四人的会议现场。袁世凯一定没有想到：他有意泄密、以便两面操纵的这个机关，却被不谙人情世故的云岘君给捅破了。云岘君没等双方寒暄毕了，忽然以谈草写道：“将军（按：指吴长庆）将做云梦之游耶？”

这就是话中用典、话里套话，藉二千年前刘邦之言，别指当面眼前燃眉掣肘之势。显然，云岘君早已经布置好了，准备要翻脸了。袁世凯居间而立，一眼瞄到了谈草上的字句，电光石火之际，决计不容双方再谈下去——再谈下去，他向云岘君泄漏军机、两面讨好，甚至不惜卖国的勾当，就一定要暴露了，于是索性亲自动手，抢先一步命亲兵捉拿了云岘君。

这一行动与吴、马本来的擘划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显得更敏捷利落。于是袁世凯两个转身，从局外人到背叛者，却又巧妙地成为立功要员。我的韩国同学问的是：“古时候的人无论说什么话，都用典故，难道大家都听得懂吗？”他还随即补充了一句：“难道连我们韩国人也不能不这样说话吗？”

坦白说，我听不懂这是恭维还是抱怨；我只知道，在下一刻，我换到红砖走道的外侧，说：“这个故事很精彩啊，不像是学术材料啊！放在论文里太可惜了，应该写成剧本啊！”

“我看‘老板’也是这样想的。”柳亨奎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说：“我刚刚被他叫去了。你猜他在干什么？”

“我能怎么猜？”

“他在写剧本。”

“剧本？”

“我看他从那个铜钵子底下拿出来一本《一代暴君》的手稿，他还在上头密密麻麻作了很多小字的注脚。”

“《一代暴君》早在六七年前已经播出了呀！”我也觉得有点诡异了。因为这一部电视剧集原先是“中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剧，剧名叫《秦汉风云》，我收听的时候还是个高中生，根本不知道编剧“王方曙”就是我日后的系主任。到我进入所里读书，逐渐从学长处零零星星听到些传闻，知道“老板”不但是学者，还是书法家，师从沈尹默，和当代知名的书家、学者启功的交情也在师友之间。此外，他还是京剧票友，师从梅兰芳；更神奇的是无师自通的新文学创作，无论是《秦汉风云》还是《一代暴君》，还有一出写董小宛故事的《一代红颜》，剧本确实都出自静芝老师。

“我就拿刚刚问你的问题请教‘老板’，”柳亨奎接着说，“古时候的人说话都用典故，难道每个人都听得懂吗？难道连我们韩国人也这样说话吗？”

“他怎么说？”

“他说：‘用典就是说故事。可是这故事，如果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明白会意，就不必说了，可也就等于说了。’”柳亨奎说，“他这样解释，我越听越糊涂。”

“你去找张大春商量这事去啊！”据说“老板”笑眯眯地把《一代暴君》压回铜钵子底下，随即反问柳亨奎说：“他不是写小说的吗？”

对照多年以后陈美妃对我说起她争取留校任助教而不能就，而我却在无知无觉之间辜负了静芝老师想要把我留校栽培的美意。可是，辜负尽管辜负，老师似乎从来没有对于我不肯踏入学院一途而流露出任何不满或责备之意。

荷花池畔一纵即逝的往事回忆忽然间清晰了片刻。在挂上了那一通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忘了原先想要追问柳亨奎和胡金铨导演之间如何过从之事，而被另外一个念头牵动着，全然不能释怀——静芝老师对于新文学的创作，或者对于小说、广播剧、电视剧、电影乃至于书法、京剧这些远非学术形式的创作，难道会是像伍博纯那样的视野看待的吗？而在伍博纯那一代人眼里，这些看起来光怪陆离、充满悲欢离合，读着、听着、收看着觉得可喜可愕、又堪疑其半真半假的故事，正是走向新文明、新政治、新生活途中所不能不施于众人、传之子孙的教育。

换言之，在社会分工的用语上自认是个“作家”“小说家”的我，是不是一直误会了自己的职分——我近乎盲从地追随着不知道如何发起的众人的意见，以为编撰些令人啧啧称奇的虚构故事竟然是某种“艺术”？这可能是个天大的误会了。而静芝老师明明说的是：“教育不是天经地义成就的，教育是要有人能发愿助人、救人的事业。”

他说的居然是创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