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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谈草（第1页）

第12章谈草

袁世凯年少时倚吴长庆驻朝鲜而有了出身，便一步一步利用长官、父执、同僚甚至敌君敌臣之间互不了解以及互不信任的心理背景攫取最大的利益。说他出卖了吴长庆，好结交李鸿章；又出卖了李鸿章，好结交庆亲王奕劻……都还算是好听的。

在这一条辘轳连轴的出卖之路上叱咤风云，到头来居然还当了八十三天皇帝，毕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之事。但是，行险侥幸之徒，总会落在明眼人面前。民国元年十一月廿一日创刊的《少年中国》周刊上就登了著名新闻记者黄远庸的一篇分析稿，历数“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这也是文章的篇名，其中有几句千古确评，当时尚无他人及见：“考其大因，尤其当局者，但知顾全权势，不为国家谋根本之解决。”“凡己之地位，稍有妨碍，虽牺牲政策在所不顾，一若国家可亡，而吾地位不可不保。”

同样刊载于《少年中国》周刊，还有一篇《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黄远庸大约是第一个公开撰文，以辛辣的讽刺直截指陈袁世凯无意遵守“临时约法”的人：“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朞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縻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虽身受缚勒，而先生指天画地念念有词，周身绳索蜿蜒尽解，此真箝袁者所不及料。”

袁世凯早年在朝鲜两面用势，以清廷之军事力量压制韩人，复挟日、俄等国之外交攻势掉回头来对朝廷凸显其地位，终至架空吴长庆，成为直接掌握朝鲜宫廷的黑手——当时他才二十多岁。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袁世凯是先做了李朝的太上皇，磨练出日后回头干中华皇帝的志气。

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中保留了大量的“谈草”——这一类的文书是早年中、日、韩等汉字文化圈的各种交流所必备的，是当事人会面、交谈的第一手资料，且未经任何他人转译、润饰、修改，我们仅仅从其中几个记录下来的片段便可以明白，袁世凯在朝鲜干了些什么样的差事。

之所以会有这一批“谈草”，主要的原因是吴长庆在这一年（光绪八年，1882）以浙江提督、帮办山东军务的职衔，率兵进入朝鲜，目的是前来镇压阴历五月间由于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到粮饷而哗变的朝鲜京城营兵。在清廷——包括李鸿章和吴长庆看来——朝鲜人自家闹兵变的危险并不是推翻李朝政权，而是会引来其他邻近国家的干涉。在有心发愤革新的朝鲜人而言，这却正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大好机会。

在这一点上，袁世凯比吴长庆看得更精细。当时的朝鲜王是高宗李熙，曾经在前一年底派遣金允植（1835—1922）为出使清朝的“领选使”，此公累代为官，满门朝笏，且颇有自立自强之思。兵变消息传到北京，他就立刻搭船回国了。袁世凯是在八月二十六日见到他的，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贵国应该赶紧练几营兵，以控制全局，也好震慑洋人！”

袁世凯话里的洋人所指的不外日、俄，但是听在金允植的耳朵里肯定不是滋味。试从他的立场上想一想，话难道不该这么说：“你家吴大帅之于我国，难道就真称得上是自己人了吗？”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这话也不是随口说说的，他在几天之后的另一份“谈草”上提及他向金允植提的建议，还对金允植“归于淡漠”的反应相当不满。

这是因为在练兵这件事上，袁世凯另有一把算盘。

所谓“谈草”“谈稿”，都是为了与谈双方之沟通所作，取其会心得意，并不真被视为什么文章，然而根据现存的谈草看来，无论中、日、韩人的书写功夫，大都呈现了一种简洁、明朗的风格。要紧的是“谈草”文本随话锋流转，有时岔路斜行，去不复返；有时横空大噪，余响琤琮，往往透露出当事人一时不及掩饰的动机。

壬午年（1882）五月兵变经吴长庆镇压而弭平之后，朝鲜李朝君臣的一致共识是请“吴大帅”长年戍守，以示屏护，也免得日、俄觊觎而时起纷争。但是从一份朝鲜王廷特派迎接官金昌熙和袁世凯当时的谈草看来，袁氏对于“练兵掌权”的执念在当时已经相当顽强了。

彼特派迎接官金昌熙和袁氏交谈的目的，是请他转告吴长庆，不要介意兵变之后市面上仍旧扰攘不安，民生秩序迟迟无法恢复。就算吴长庆到处贴了“安民告示”，老百姓仍然群聚嚣嚣。金昌熙在谈草里写道：“敝邦民俗，凡事在上者劝之则不从，禁之则愈犯。若自大阵任其惊动，示不介意，则还可不日息定；若屡屡榜谕，劝其集安，则其疑愈滋，无异扬汤止沸。请代白大帅：宽心勿过虑，徐观几日，更思道理，恐好？”

袁世凯在这件事上只匆匆答了几句，说什么“阁下厚意，当为代白，或可冰释”。紧接着，便转了话柄，挥刀直攻一处令金昌熙无从防范抵敌的阵脚。这里要先岔出去介绍一个人——金云养。

金允植，号云养，世代任李朝高官，更曾经受派为驻清使节，在辛巳（1881）年秋天刚刚去过天津，此际因兵变而赶回了汉城。袁世凯在和金昌熙进行这一次谈话之前，已经见过了金允植，所以才会有如下之语：

我前晤云养，劝其急于练兵以制全局，以慑外侮，而竟归淡漠，如何可也？何不趁我军在此，选择精卒，由我军训练几日，再授以自统，原非大难事，何不先试练一营五百人，以观后效。能有劲旅三千人，政可行、侮可捍，然将才不易也。如值中邦（按：指清廷）一朝有事，或恐不暇顾及，何不图自立以为长久之计？

这一段话说得有体有面，劝人自立自强，也还持正守节。金昌熙的响应算是相当滑头，他并没有道出韩人或李朝领导者真正的愿望。因为三大之间难为小，藉甲牵制乙、藉乙挑动丙，或又藉丙向甲索勒财力物力这样的事是能干不能提的，是以金昌熙只能表述个人的、场面上的态度；一句话，极有心机：“下官短见：惟望天兵常留。”

但这并非袁世凯所关心，他话中藏着话、话中勾着话，利用对方的愿望把自己的企图表达得相当清楚，说得委婉，却不惜泄漏军机：“我士卒恐不能久留，且大帅亦不愿久留。中土之人谁无身家，久居无事，且恐不易支持。如换他人，恐不好与共事耳。”

这段话稍稍流露了自矜自重之意，袁氏似亦微有所觉，赶紧补正：“大帅实心为民，不设傲诈，此外诸帅如大帅者，计不可得。若来此邦纵兵肆兵，恐民无噍类。”

此言看似捧足了吴长庆的场，却也可以说是打坏了满清一朝的其他将帅，袁世凯为什么敢这样说话？当然是没把谈草之文想成“呈堂证供”，此外就是他过于急切地想要让自己的部曲成为朝鲜的种子部队。质言之：他以帮助朝鲜练兵自立为口实手段，要把这个半岛当作是自己的子弟兵不断扩充、不断增生、不断扎根盘踞的一方领地。

在袁世凯和金昌熙以谈草会商的这一天——壬午年（1882）七月二十八日，朝鲜内部的兵变已经不足为虑，清廷双方所顾忌的还是日、俄两国，而朝鲜并不想积极扩大军事部署，因为这样做只会惊动另外这两个对朝鲜半岛虎视眈眈的强国。

所以袁世凯接下来的谈草可以读得出来并不是现场写的，起码是来和金昌熙见面之前就已经打好稿子的了，这是一通措辞周延、逻辑严密的说帖。袁世凯的结论是：“贵邦陆通中邦，只守一面水路，易事也；中邦四面受夷，故患更甚于贵邦耳。”说完这几句，就是场面话了：“大帅（按：此处仍然是指吴长庆）对吾辈深诩阁下为忠厚长者，今治饭请阁下。”

这顿饭应该不好吃，因为此前还有一大段推论，金昌熙应该明白是强词夺理，但是却无言以对。袁世凯刻意把中国处境之恶劣放在最后一句话上，还是在呼应他自己先前的呼吁：“我们要走了，别指望下一个来的大帅能像吴大帅这么宽慈敦厚，所以你们得赶紧自己练兵，跟谁练呢？当然是跟着我袁世凯啦！”谈草上写着：“山林险固易守，洋人利于火器而最不利于伏兵也，山林之中，多设伏兵，不难一举而歼之。”

这只是引子，袁世凯接着强调：西洋人（泰西）必不肯为了一个这么小、这么穷的国家而大动干戈，所以能够侵犯朝鲜的只有日、俄，而且“日人之兵正弱于陆战，我今日所部各军可尽日人所来之多少而杀之，特有所未必耳”。这三句话才是全文枢纽，袁氏之意就是要告诉对方：你们若能接受我袁某人个人所提供的军事输出，便能够长治久安，高枕无忧了。

之所以汲汲于此道，并不是说袁世凯想要长久驻扎于此，寖假日深，成为朝鲜国主。他想的是更不吃力的法子——先前他不是说了“中土之人，谁无身家”的话吗？所以他要留下的是他的部属、他的棋子、他的军事顾问。从这一点就已经可以预见他日后发展北洋新军，在十八行省“一省练一镇兵”的脉络。像是把原来亲掌的士卒拆散，混以新人，一营变成三营、一协变成三协、一镇变成三镇……复以老兵感染、教导新兵，使之亲附，乃为一主家之所用；长此以往，普天之下便莫非袁氏之旅了。

十天之后的八月八日，袁世凯又和金昌熙见了面，一见面还是那句话：“金云养（那位第一个承他劝勉、练兵自强的驻清廷大使）何在？须以大帅意请来商事——大帅拟今十二日扶病赴津乞归。”

请仔细琢磨：金云养之在不在，在何处，跟吴长庆“扶病乞归”有什么干系呢？当然没有。但这根本是袁世凯耍的一个花招，我们必须怀疑：吴长庆这时根本没有“乞归”；事实上他得要到两年以后撤防到金州才染病的。此时的袁世凯只是想要逼迫朝鲜当局赶紧制订一个追随他练兵的政策方向，好让他可以回头拿着这个政策去向清廷奏功邀宠、申请授权。

金昌熙所关心的当然是大帅的病情：“有何紧故扶病赴津耶？”

两国通问，岂容谵妄？可袁世凯居然没有正面作答，他耍了一个枪花儿，如此乱以他语：“贵国之事如治疮然，交涉之人挟日本以自重，交涉之人一日不死，则疮不可为也；大帅因此欲见李中堂（按：指李鸿章）乞归也。”

这不但是非常严厉而且失礼的指控，而且细味其言，根本没有说明吴长庆是不是真病了。金昌熙立刻反问：“闻甚惊叹，请概示破郁（按：即解惑）？”

袁世凯知道说溜了嘴，只好再施展遁甲术转逃一圈儿：“交涉之人挟日本朝鲜以自重，弟非骂贵邦人，乃骂中朝（按：即清廷）人耳，中朝无人。”

这一转转得太生硬，但是迷糊仗终究是混过去了。大帅没病，朝鲜使者也并没有挟日本以自重，以致气坏了大帅，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没事，就是袁世凯闹小人而已，这还没完呢——

在这里，我们先回头看看“交涉人”一词。

早在一八七〇年，也就是壬午兵变的十二年以前，清政府将咸丰末叶（1861）在天津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三口通商大臣”“五口通商大臣”等名义改成一个通衔，谓之“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这就是中国外交部的滥觞。名义上管的是直隶、山东、奉天三省的通商事务，实则不断因为时势所趋而处理清廷对外的诸般外交、海上军事、关税等事宜。“北洋”也成了“北洋大臣”的一个外号也似的称谓。

壬午兵变前两年，担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手下收罗了一位难得的人才——既通晓洋文又娴熟中文，而且多闻善辩，思虑详赡，此人叫马建忠，字眉叔，今人当不陌生，他有一部运用西方语法学概念、开中文语法学之先河的传世之作《马氏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