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18章（第1页）

第18章南国之冬

在我禁忍不住的创作冲动里，一只缓步在白漆窗棂上剥啄来去的禽鸟开启了远道专程而来的藤井贤一所交付的任务。这是（在我的想象中）胡金铨导演那部始终没有开拍的片子的第一个镜头。

这只鸟，应该是当时北京常见的冬候鸟，灰鹤或者太平鸟。春天里飞南去了，到了初秋时节又飞了回来。也可以这么说：我把章士钊在伦敦客寓之所偶然惊见的那只禽鸟借了来，放在时间相当接近的另一天涯、另一窗外。

鸟儿短暂停留的窗棂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外侧，病房里，坐着一个神情欢快、正在写信的半老之人，离他自己所预期的“可活到八十岁”还有漫长的二十六年。他写道：

大孩子、小孩子们，贺寿的电报接到了。你们猜我在哪里接到？乃在协和医院304号房。你们猜我现在干甚么？刚刚被医生灌了一杯篦麻油，禁止吃晚饭。活到五十四岁，儿孙满前，过生日要捱饿，你们说可笑不可笑？你看公公不听话不乖，过生日还要吃泻油，不许吃东西呢！

第一场戏也就结束在这一个简短的家常话上。我们还不知道：他就是梁启超。这是民国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梁启超毕竟还只剩下两年残余的生命。

“为什么是梁启超？”

藤井贤一非常不解。在他心目中，胡导演对于近代史上多少伟大的人物和事件也许都不愿意放过，但是从袁世凯窃国自专出发，无论是以革命、牺牲、权谋、暗杀、战争为背景号召，或是以民主、教育、文明、和平、宽容为主题价值，说得大一些、宽一些，这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的蹒跚学步时期，多少从微末以至于洪荒的深刻变动正在发生，以建构新生命、新社会、新世界、新国家……为规模的故事，为什么会落在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

藤井贤一显然在与胡导演交往商酌的过程中听到了不少他似乎觉得有趣、但是未必能拍摄成电影的故事。比方说：戊戌年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康、梁师徒仓皇去国，来到日本，那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传说明治天皇还曾经予以亲切的招待。到了十月间，由旅日华侨筹资附股兴办的《清议报》就热烈刊行。为了能够推销这一份旬刊，梁氏甚至还在上海设立了一家名为广智的书局。此报共出刊一百期，至辛丑（1901）年停刊，清政府虽然屡欲禁止其发行，可是往往越禁声势反而越大，即使藤井贤一这样一个东洋人，都还能朗朗上口地背诵这两句：

我支那四万万同胞之国民，当共鉴之。

然而他还是满面狐疑地再问了一次：“为什么是梁启超？”

“你知道梁启超的死因可能是一次医疗疏失的后遗症吗？”

他摇了摇头，可是随即微微皱眉苦笑，那纠结的表情，仿佛明白了我的用意——因为胡导演遽尔过世，也是在一次极为平常的心脏绕道手术之后。据说手术成功，而手术完成了，人却一直未曾清醒过来。

“胡导演经常说袁世凯，也说过秋瑾、吕公望、熊成基，更多提起的还有周作人，最喜欢谈的却是老舍；但是他从来没有提过梁启超。”藤井贤一头一次流露出非常为难的神色，他不断咂巴着嘴，腮帮子也由于大牙一下又一下地紧咬，而鼓动起结实的筋肉。我猜想：怕不是因为他家里也开过医院、而对于电影故事所可能涉及的医疗纠纷而觉得不安了。

“藤井先生，”我刻意放缓了语速，希望他不至于有一言一字的误会：“坦白说，我对原本胡导演想拍什么故事，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至于你和他有些什么约定或者是承诺，也不干我的事。我呢，也不想浪费你的还有我自己的时间。不过，如果你这么辛辛苦苦来一趟，觉得是想完成一个可以纪念胡导演的电影故事，也许还可以反映出一种历史情怀之类的东西，我也只能从这个题材、这个角度说起。”

“可是，为什么是梁启超？”他问了第三次。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是因为我更想迫使他吐露或者暴露另一面的隐衷：他再三希望我从丁连山和薄无鬼亦敌亦友、又或是化敌为友的关系上去作文章、编故事，总有一种重新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隐喻企图。

“那么你也说说看——”我说，“为什么是薄无鬼？为什么是‘わし’？过去这么些年，我可从来没有听胡导演对他、对丁连山、甚至对‘伪满洲国’的材料那样有兴趣过。在我看来，与其说你要完成一部胡导演悬念已久、却始终没有完成的作品，倒不如说是你要藉由他的名义，投资拍摄一部重新翻转历史、重新解释清国和日本关系的电影。而且呢，这故事由日本人来写不稀奇，倒是扛着老胡的旗号，噱头就不小了。”

我这么说着的同时，心里反复往深处想去：或者，“わし”是确实存在的。“我组”，在汉语谐音“我族”，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在日本发起，吸收日、清两国人民，宣示友好、和平且互助如同族的组织”。这个“组”或者“族”，是如何以想象的形式存在的呢？就让我先吐露一个关于梁启超其人其事的小小段落，作为我如此设问的夹注好了：

戊戌变法维新百又二日，以慈禧策动的政变而失败，六君子未经审判而遭屠杀，康、梁先后出奔。梁启超和谭嗣同意气相约，两人以“赵氏孤儿”故事中的程婴与公孙杵臼相期自诩，一生一死而已。

至于为什么是梁生而谭死，据陈敬第（叔通）所撰之《戊戌回忆》声称：谭嗣同之非死不可，是为了不愿意拖累老父谭继洵。其决心之切、用谋之深，甚至到闭门三天、假造乃父痛斥儿子的书信多封的地步。此举果然奏效，当局日后果然相信谭继洵没有附随其子、支持维新路线的居心。

也就在北京大肆搜捕康、梁逆党的同时，梁启超于八月六日进入日本使馆，暂得托庇。当时日本驻清公使林权助记载了当日的情形。彼时，正在北京访问的伊藤博文见到了仓皇出奔的梁启超之后，说：“这是做了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梁启超抵日之前，还有漫长而惊险的旅程。原来，当他匆促逃奔天津的时候，才下火车，就被认识的人发现，甚至一路紧盯，直到子夜时分，已经登上快马小汽船，准备登上日本兵舰之际，还遭到清廷的兵轮阻挡，以至于登船查察。领兵前来盘问的是候补道王修植，既是荣禄的亲信，也是梁启超的故人。荣禄会派遣这样一个人追捕逃亡，显然另有算计；其中不可告人而也瞒不过人的，当然是首鼠两端、市恩取媚的手段。

梁启超对于日本政客的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则充分腾跃于他的一首杂言古诗《去国行》里：“……东方古称君子国，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这几句诗写得哀痛！除了以申包胥自况，当然不免有藉助日本军事力量推翻满清的用心。而于感谢日本国的接纳和保护之外，他还明白点出：中日两国更应该携手协心，共同防患。然而患从何来？不消说，正是诗中描述的“磨齿瞰西北”——从日本与中国并肩同契的角度看过去，西北恰是俄国。

虽然《去国行》写来豪壮痛快，然而日本军部对于康、梁的主张、地位和价值，却与伊藤博文南辕北辙。军部原本欲与清廷、甚至袁世凯本人密切交好，所以一时之间尚有“引渡叛逃罪犯回国”之议。的确也就在这样尴尬的国际气氛之中，康有为领了九千元“程仪”，辗转出奔加拿大。

康、梁殊途而不归则自此始。梁与孙中山、陈少白过从渐密，而从立宪论转倾于革命论，亦自此始。是后，便展开了他益发激进的《清议报》生涯。换言之：汲引“东方古称君子国”之人以为同志的愿望似乎在几个月之间就破灭了，“我组”所含括者，应该还是“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的东洋扶桑族类。

质言之：从梁启超短暂的希望和巨大的失落感上看去，我敢说藤井贤一的“我组”神话和伊藤博文口中的“珍贵的灵魂”恐怕是一样的口惠罢了。不过，我当下和藤井贤一说的还不只这些，还要多一点——

“你要知道：丁连山没有杀掉薄无鬼，反而送他进了医院，那并不意味着他们是‘わし’的同志。”我提高嗓门儿说，“可能只是在出手的那一瞬间，丁连山失去了报复的兴趣。”

或者是——就在即将攫杀“我组”特务薄无鬼的那一瞬间，丁连山倏忽转念，预见了尔后数十年岁月之间，他——作为一个不能再见天日的流亡者，一个“里子”，一个终其一生与人无所涉、与世无所争，不徒隐姓埋名，亦且远走高飞的汉子，不论日后过得是什么样的日子，至少不再流连、耽溺或束缚于前半生般般种种的是非恩怨之中，逐漩涡而陷溺。这，是多么自在、痛快、又多么疯狂的一件事！

即此一念可及，则面前这个画地圈国的痴呆人，岂不是为他带来新面目、新骨血、新生涯的人了吗？丁连山忽然下不了手，却又意识到不能不下手；果若不下手、又要看起来下了手，则……无怪乎《归藏琐记》之中，尽管有许多篇章都写得枝叶纷披、泥尘扑掩，但是偏偏这一段：“刻直趋通衢，攫薄无鬼襟而掌杀之！”却如此简略。

因为丁连山不但没有剪锄这个侵门踏户的“倭”，他甚至还趁着远走高飞之际，辗转将薄无鬼送进关内，送进京师的川田医院，还特别嘱咐院方：病患所需诊治的包括“精神疾病”以及“胸骨断裂伤”。

“你不相信有一个‘わし’？”藤井贤一看起来相当疲惫，脸上居然浮现了许多先前我全然未曾察觉到的细小皱纹。他顿了一下，从上衣内袋里掏出那个我曾经匆匆看过一回的仿毛泰纸洒金笺，连信封带信纸。他好像并没有意思再让我看，只是带着非常失望的惆怅神情，抽出折了两折的纸方，再看了一眼，说：“太可惜了，胡导演并没有不信啊！”

就在这个刹那间，我注意到信封背面有几个小字，毋庸置疑，那是胡导演亲笔的字迹，介乎碑书和楷书之间、扁扁方方的字型，永远是深蓝色帕克墨水，带着相当有年月感的气息——真会让人感觉：连他写的字都是穿古装的。

“我可以看一眼么？”我指了指那信封。

藤井贤一丝毫没犹豫，将信封递过来，背面四个小字是“南国之冬”。

“他跟你说了是什么意思吗？”我问。

“不知道，也许就是临时想到的一句话吧？所以我想啊，会不会是《护国记》这个名字又觉得不好了不要了……”他想说什么，可是一个字也没说，大约是觉得跟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于是又沉吟片刻，才清了清嗓子，道：“你还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是梁启超？”我说，“是啊，你一定会觉得奇怪，胡导演生前怎么可能知道：他也会像梁启超一样倒霉，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