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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满村听唱蔡中郎（第1页）

第14章满村听唱蔡中郎

清光绪十七年（1894），浙江绍兴府府学考场里前来应试的人不知凡几，人丛中颇有些奇观。今回有一幕，百年不见——前头走着个身形魁梧的大个子，双手各提着一只考篮儿，腰上系着条又宽又长的腰带，腰带的另一头牵在一个瘦弱矮小的孩子手上，人当他们是父子，却也不能无疑，毕竟父子同年考秀才的十分罕见。若非父子，他们的关系就更费疑猜了。

试后发榜，一前一后两人都中了，只不过名次和行次是倒过来的。走在前头的田沛鋆勉强得隽，而走在后头的蔡椿寿是田沛鋆的妻舅，年纪比这位二姐夫小上二十春秋，却高中了前列。他是这一榜里年纪最小的童生，只有十四岁。不过当时期望他将来能为绍兴府挣一个“连捷”状元的人恐怕都要失望了，这孩子一生的功名到此为止。

他更了不起的事功也不是以蔡椿寿之名成就的。他的号叫“东藩”，有时写成“东帆”或“东颿”。此公举业蹭蹬，多少与他不合时宜的个性有关，也与他所向往的文章境界和价值有关。后来他磨尽数十年青春，受尽书商剥削，骋一生之力，写下十一部《历朝通俗演义》（或称《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共一千零四十回，七百万字，不可谓不是巨著了，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他恐怕是近世以来最用功、最独立、也最伟大的平民历史教育家。

蔡东藩命途之坎坷也相当罕见。他在六岁之前，还能跟着两位哥哥读书，但是时间不长，大哥就因病亡故。比他大四五岁的二哥也在青春期忽然罹患了一种怪病，先是两腿瘫痪，之后全身逐渐麻痹，药石不能回天，很快也就跟着他大哥去了。接着是一双父母，或许是由于两个大儿子先后去世而积忧成疾，随即过世。至于嫁出门的三个姐姐，没有一个能养儿育女，也相继撒手人寰。蔡东藩尚未成年，便得主持一连串的丧事，还向那位憨厚的二姐夫田沛鋆举债成服，情境可以说万般窘迫了。

俗事不堪了，田沛鋆给出了一个他自己也不甚甘心的主意：本县（临浦）谁不知道蔡东藩才学出众？有人来请去干枪手，也就是冒名顶试。此事有两个法门，一种是冒者与被冒者同科进场，枪手连作带誊，一手包办，再伺机供应给出钱的考生，自己的卷子就算白玩儿。另一种是原考生根本不下场，索性由瓜代者一体应付，不折腾。按寻常律例，三年一大比，蔡东藩替人考过好几次，虽然广助无学无才者晋身官场，他自己仍然只是个两袖清风的穷秀才。

有一年他亲自**的两个满州贵胄子弟要应考，他心一横，也打算凭本事谋一出身，告别这西席带枪手的生涯。未料考到末场，两个学生为了孝敬老师，给送来一碗蒸鸡，蔡东藩起身一逊让，把碗鸡汤给洒在刚誊抄好的试卷上了，淋漓满纸，不堪辨识。当下也没有工夫重新抄录了；这一科，就算是天上文曲星给蔡东藩这些年干枪手的一个薄惩，可他一旦认识到这是天意，就彻底看开了——功名于我本无份，事业凭谁算有为？

正科不能出身，优贡也是一条路子。和“乡试”一样，优贡也是以省为单位的拔才之途。学政在三年任满之前，例由各府、州、县的教官保举所属之学校中品学兼优的生员弟子呈送给学政，并会同一省之巡抚考优贡，以备次年送京朝考。朝考如果还能保持优异的成绩，立刻分发，以知县或教职授用。

蔡东藩优贡名列前茅，朝考也在百名之内，是了不起的好成绩，还得进宫见皇上呢！

朝考优等，可以面圣，这是乾隆以后逐渐形成的规矩。以蔡东藩当时的境况来说，还得斥资捯饬一番；花一大笔钱，买套绣花衣帽。到正日子了，夜半起身和其他同榜登科的新贵们一起进宫，听候大内差遣。每个人都以为晨曦初上凤阙之时，就能够得见皇帝的龙颜，这是何等的荣宠？何等的恩眷？

不料，进得殿门之后，四下里仍是一片阒黑。好容易挨到天将破晓之际，太监传话，让大伙儿落跪、叩头、高呼万岁。人人身不由主了老半天，朝阳尚在觚棱下，便传话下来：朝见结束，众人可以各自回去了。新贵人们不但没见到皇上，没见到大臣，甚至连太监的长相都略无印象。

蔡东藩日后经常提起这一段往事，说时摇头太息不已，频称：“辜负，辜负。”这是十分有趣的两字笺注。三更灯火五更鸡，十年辛苦不寻常，换来一个淑世救国的盼头，一份不着边际的资格，但实则博取到的仅是彻底的失望。面圣而不见圣是个完整的象征，似乎在暗示着千百年来科举时代无数士子拼尽一身精力气血，为的不过是一瞬间的镜花幻泡而已。

真正令他绝望的是又等了几年之后，他终给分发到福州，以知县候补，却没有能力与督抚藩臬之流的上官周旋、交际，倒是吃了不少闭门羹。他遂因此而大彻大悟，在福州待了一个多月，便称病回家了。这一年，正值辛亥。

长久以来，蔡东藩在浙江地方上的文名已经相当大了。他有个多年相交的文友，叫邵希雍，字廉存，是山阴县下邵村人，一听说他称疾归里，赶紧前来存问；一见面而得知病是幌子，便竖起了大拇哥，道：“悬崖勒马，智士也。”然而他不只是来称许老朋友的，还带来一份工作——

原来邵希雍先前曾经编过一本书，名为《高等小学论说文范》，由上海惠文堂新记书局出版，这种既是教科书，又兼有“自修”的性质，只要新式学堂里有人使用，在尚未来得及发现第二种之前，市场都是独占而广大得无从想象的。科举已废，文教却不能一日中辍，邵希雍此一生意眼可以说独发先领，并世无双。

出版前他曾经就教于还没上福建去碰壁的蔡东藩，蔡告以：“假借文字，陶铸国魂，发爱国思想，播良善种子；的确是桩大功德。”这几句鼓励的话呈现了一种不凡的气魄，脱拔出一般遗老在清末民初之时那种冲天怨怼的亡国之恨。蔡东藩更接近严复，试图在新世界看似一片汪洋的茫然之中找寻旧王朝里可供抱柱取信或浮浪存身的饾饤之学。

果然，《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一上市便到处风行，“岁销以万计”。如今他二度找上了蔡东藩，是要把这文教事业往上再推进一层楼——邵希雍的下一个出版计划是《中等论说文范》。当是时，蔡东藩并没有立刻答应，以后见之明视之，很可能在那个节骨眼儿上，蔡氏已经有他自己的写作计划——也就是《历朝通俗演义》中的第一部：《清史通俗演义》。邵希雍不死心，三顾茅庐，请他务必花些时间属稿。他刚刚才开始写，就传来了重大的消息：武昌革命成功了！

一个新的时代在眼前展开。很多人来不及参与其缔造，甚至来不及讴歌其成功。但是来不及往往是桩好事——蔡东藩在这本《中等论说文范》的弁言里如此写道：“就时论事，勉成数十篇，并缀数语以作弁言。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夫我申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从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

蔡东藩的写作事业初与邵希雍相绾合，而邵早故，于是这事业就转而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发动。

会文堂是一个务实的出版社，看准了新式、旧式教育在衔接期间会有一段漫长的磨合时期。究竟什么是国民应该具备的普遍教养？什么又是才人得以专攻的精进学问？这在清末科举废除之后一直是关心教育大业之人都在摸索的问题。会文堂于是和蔡东藩商量：如何能透过市场的主导，奠定一个基本文化能力的培养方向。

从蔡东藩主持、编纂的书籍可知，他并不特别注重“四库”“百科”那样庞大的知识输送结构，从刚下手编写的《写信必读》《楹联大全》《幼学故事琼林续集》可以看出，他亦不注重流传了一二千年的载道问学之义，所关心的反而是更简明、切近的实用之学——在生活中能够应用的文字知识。

在他看来，当前的文史教养不外两端，一是“优孟学”，一是“盲瞽学”。所谓“优孟”，还算是文雅的贬词，意思就是说：在传统的老师宿儒教导之下，孩童不过是模仿唐、宋诸大家的腔调，咿唔鹦鹉，摭拾之无，到头来还是求媚于王公权贵的一种文字。

对于新文学所寄生的新媒介，蔡东藩也没有好评。他对民国以后“入塾六七年，自谓能作三五百字文”的学生又是如何议论的呢？“实则举报纸拉杂之词，及道听途说之语，掇拾成篇，毫无心得。”这就是所谓的“盲瞽之学”——换言之，也就是街头走唱卖艺之流亚而已。

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始自《清史通俗演义》，根据其孙蔡福源的追记，这部书在一开始与会文堂新记书局洽谈出版的时候曾经“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讽”，似乎与当时文化界的两股思想主流有关。

蔡福源的论证是以两个蔡东藩身侧之人的看法作骨干的：一个叫李马鉴的邻居，是满清遗老，主张此书应该“为君主制度招魂”；另一个叫沈幼贡的友人则希望这本书能够达到“反清复明”、彰显民族斗争旗号的鲜明目的。

而蔡东藩所拈出的疑惑却远远高出这意识形态的恶斗，他的用语简洁有力，直指打开历史纠结的“角觿”，其实在于能否追问“失政”的关键，而非满足读史者的情感：“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治亿万年斯可矣，何至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

在蔡东藩笔下，写作“演义”这件事犹如“书史”。他不但要逼问历史发展的真相，还于周章叙事之间，一步一步地设问：往来成今古，因果究何如？而这种说故事的态度与方法，当然不是兰台令史、司马世家之属，而是满眼看着三家村里跑来蹦去的塾童，思虑其当知、当问、当思、当辨之事而开出的书写之路，迥异于千秋以来的史家！其伟大处，偏在于这个创世之见。

一切若是为了教育，则历史应该如何呈现？这个思维完全扭转了传统民族教育以完足正确史观为目的的作法。再说得浅显些：当怀抱着《幼学故事琼林》的写作动机面对历史之际，书史者所念兹在兹的不只是表象之事实，还有经不起追问的因果。

如何说明蔡东藩的“演义”不是说故事，更是翻检故事的肌理，透析情节的骨髓，使之成为民国教育之一环，为蒙童也似的国民们建构一套有别于顶礼帝王、崇扬正朔的史观呢？试举一例，就在蔡东藩的第一部长篇历史演义之中。

先是，韩愈有一首《雉带箭》的七古，是这么写的：“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相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