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12章 谈草（第2页）

兵变前夕，马建忠奉李鸿章之命到朝鲜，和列强开会，准备议定多边合约，试图确保清廷在朝鲜既不能独占、也只好分享的商务利益。这事尚未办了，兵变忽起，李鸿章立刻派他到吴长庆的大营效命，以诱擒叛首之计，逮捕大院君李昰应，立下一桩大功。

这个背景可以视为袁世凯积极“运动”韩国官员的一个动机。设若他有前知先见的能力，穿越两个月的时空，会发现当时的“北洋”李鸿章，并无意将马建忠留在朝鲜袭官掌权，而是希望藉助他灵活的谋划和熟练的外语，回天津和法国公使宝海商谈解决越南方面的纷争。这一年的十月十八日，李鸿章便把马建忠调赴天津去签约了。

正因为不能盱衡大局，又敝帚自珍，袁世凯亟欲自保，于人多忌，先肆口妄称朝鲜方面有一挟日本自重的“交涉人”，之后发现金昌熙认了真，必欲穷究谁是这“交涉人”，只好顺势改口，诬指这“交涉人”是“中邦”方面的身份。大约就是在这一次笔谈的过程之中，他说着说着灵机一动，干脆反手大打马建忠一耙，把先前虚拟出来的这么一个“交涉人”落实到马建忠身上。他是这么写的：

既与日人通商，顾其势吾不怪引来泰西各邦以制日人要挟；然主和之事，亦须斟酌古今、较量彼我。此后必马眉叔来，此人有时务才，而心地不光明，乃急迫功名之士，为办理此间，必违古而迎时，失众而败事，却不可不慎！且贵邦人必与相投，为其所愚，只藉交涉和好邻邦而已。

事后阅之，这一小段谈草充分暴露了袁世凯的机心和忮心。他就像《庄子·秋水》里所譬喻的鸱鸮那样，一直不断放声聒叫、恫吓凤凰，生怕它好容易攫获的一只腐鼠被抢了去。为了能让朝鲜方面替他向吴长庆、李鸿章申诉其练兵之才、平乱之能，不惜造谣、恫吓甚至污蔑同僚，还不忘了泄漏国政诸端之中最须隐讳的人事和军机：

李傅相（按：李鸿章）专喜谈洋务，大帅虽其世好姻亲，而意见不相融洽；眉叔为人，能投李相之好者。弟于李相之来、眉叔之去，一一数其迎合之事，与我军牵制之状，昨丁公（按：指丁汝昌）来，乃无不吻合。

更可怕的几句如此：

如贵国有事，李相坐视，必无出师之理，但使眉叔辈误其事机而已。此次之师（按：指由直隶总督张树声率赴朝鲜增援吴长庆的部队）赖李相不在，张公（按：即张树声）得以出力，贵邦人何能知之？

光是这几句狂言，就足以问袁世凯一个卖国乱政的杀头之罪，当年的金昌熙没想到拿这谈草对付袁世凯，致令袁一步一步坐大，藉祸国而窃国，真是令人扼腕！而袁在谈话中所指骂的“心地不光明”“急迫功名”“违古而迎时”“失众而败事”，不正是他自己的写照吗？

为了让朝鲜人能够藉助于自己翻手云、覆手雨的地位练兵，袁世凯只好夸张虚拟吴长庆生病、离职、乞归以及将有人瓜代的谣言；为了表示瓜代人之必不能称职，更不惜捏造马建忠“心地不光明”的谣言。而马建忠半生仕宦，总是栽在这一类莫须有的谣言上。

即使臧仓小人袁世凯在马氏对朝鲜的任务上作梗并未成功，我们后世之人也还是能够一见端倪的。马建忠之负屈，不是由于个人的官运不好，而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新进官僚之通洋务者，恰恰是不通洋务者最扎眼的寇仇。

所谓通洋务，也无须太大的学问，不外能实心苦读，贯通一二国语言，熟悉国际上的政治实务和法律惯例，相对于尔后一百一二十年间整个国际世界交流的变化而言，在那个时代，满清官僚所面对、处理的“洋务”还算是单纯的。然而对不通此道的官僚来说，涉外政策姑且不论，但凡关乎新学问、新技术、新器具之流通使用，便已经带有极大的威胁性，这批人接触了和他们同一个世代、在科举方面的资历又未必较之逊色的年轻人，论及国际大势，确如盲人瞎马一般。

李鸿章在甲午战后割地赔款，成为这批人的箭靶——这批人号称“清流”，还有渊源和成分的区别。清流首领，无疑是高阳李鸿藻，字兰荪，被戏称为“青牛头”——盖“青牛”即“清流”之谐音也。牛头上的两只角便是“二张”——张之洞和张佩纶；山东出身的王懿荣和宗室出身的盛昱，由于博学洽闻，腹笥甚富，被视为“青牛肚子”；至于因为狎江山县船妓而不得不灰头土脸、自参一本，潦倒辞官而去的宝竹坡，就只好被谑称为“牛鞭”了。

这些人并不以修理李鸿章为足，他们的打击面广泛得多，可以充分显示对于世情外务之无力抵敌者非但痛恨洋务，连有力对外抵敌之人也一并不信任，以及蓄意地痛恨。袁世凯一口一声“交涉人”“交涉人”，即充分显示了这种对于外交谈判人士的疑妒。

此处，先分笔说马建忠之受谤不只一端。就在朝鲜兵变之后一年，李鸿章派他担任招商局总办。时正值中法战争（1883）爆发，商船往来有暂时换用美国国旗之议，这样变通，并不是真的把船只、货载让渡给美国，而是掩法人耳目的一种不得已之计。但是当时举朝翰詹台谏，群情嚣嚣，皆指李、马师徒二人悄悄卖国。美国人本来是背着法国人帮忙，“茶壶里装汤圆——肚子里的货，嘴里倒（道）不出来”，当时的骂街名士李莼客就曾经在《越缦堂日记》里称马建忠是“匪人”：

“合肥（按：指李鸿章）信匪人马建忠之言，以海洋有警，舟行非便，商人惴恐，争欲自托于米夷（按：指美国），谓不得已而顺商情也。闻建忠私取米夷银六十万，而以利器（按：指招商局）授人，中外归咎，闻合肥意甚悔。”这篇日记里的两个“闻”——也就是“听说”——自底下的话通通是胡说八道！事实上招商局根本没有成为美国人的物业，中法事稍定，海船上的旗帜又换挂复原，没有一张骂人的利嘴愿意道歉。

至于处心积虑对付马建忠的袁世凯，则早在前一年的八月十二日，就在朝鲜宫廷中留下这样的“谈草”：

“我军如去，眉叔必来，大半为日人将来贵邦之罪人即此人也。”（按：这一句很不通顺，只能说袁世凯的文言文底子太差，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日后马眉叔必将为日本人酿祸于朝鲜。）除此之外，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两句无中生有的毁谤是这样写的：“如眉叔辈，唯挟日本以见重于贵邦；又挟日本、贵邦以见重于北洋。”这两句话所形容的当然不是马建忠，而是袁世凯本人，我们甚至还能够从这两句话里透见一九一一年的袁世凯正是“唯挟清廷以见重于革命党；又挟革命党以见重于清廷”。

只有他，能干出这样卑鄙的事来，早在二十四岁上就露了馅。

□

当然，能够暴露袁世凯奸邪狡诈嘴脸的历史证据很多，而且不只是历史学界，以二十世纪后半叶为范围来说，即使只是在台湾和香港坊间，就有大量名为《中外》《春秋》《新闻天地》《传记文学》《大成》诸如此类的杂志，以街谈巷议的腔调，借着见闻渊博的耆老回忆所谈，或者是有过新闻访员身份及经历者的回忆随笔，大量诉诸忆事怀人的文字，来补述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

尽管——也许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论——这样的杂谈之中偶有翻案文字替袁世凯鸣不平，声称他深谋远虑，无私奉公，而且尤其是周旋于各方掎角之势、彼此不能回圜的事例之间，总是折冲尊俎，调和鼎鼐，还蒙上了窃国复辟之冤，这样立异鸣高的论调，也不是没有。

然而，当藤井贤一把“胡导演的遗愿”描绘得更清楚的时候，我的确吃了一惊。能够注意到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中保留了大量“谈草”的这件事，竟然是基于多年前胡导演赴韩拍摄《山中传奇》《空山灵雨》的一场意外遭遇，而也正因为意外，让胡导演想到了“二十四岁的袁世凯”这样一个起步点，打起了《扮皇帝》的主意。根据藤井贤一模糊的记忆，这跟当时胡导演剧组在汉城临时聘雇担任翻译人员的一位汉城大学学生有关。这个人叫柳亨奎。藤井贤一说出这个名字来的时候，我立刻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抖着手让他给我写下那三个汉字——没错，柳亨奎。

柳亨奎年纪比我大两岁，但是进入辅大国文研究所的级别比我低一班，算是我的学弟。我们认上学长学弟是在一九八〇年秋天，《山中传奇》正是在前一年杀青上演的。那时候，从私人关系上说，我还不认识胡导演，但是柳亨奎却早在《山中传奇》还没开拍的时候就已经是胡导演的贴身翻译，也是他，偶然间告诉胡导演：“有一批早在一百年前就应该烧掉的‘谈草’，现在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

胡导演知道这种东西是昔年华洋交流的时代，特别是中、日、朝三国密切往来之际，公署领命执事之人会面交谈的第一手资料。应焚毁而未焚毁的文献，总会引起爱听故事、甚至爱说故事的人极大的好奇。当时，柳亨奎赚了一个小红包，导演则在心底埋下了一个拍片计划的种子。

歪歪斜斜写出柳亨奎的名字之后，藤井贤一带着几分对自己的用语不是那么有把握的狐疑神色，道：“他想拍出来那个时代真正的人物，呃，还是，人物的真正？”

的确，上面这一篇题名为《谈草》的文章，就是胡导演根据他在奎章阁抄录下来的资料所写的。它原本要投递给《传记文学》，手写稿却一直在藤井贤一身上。他不主张发表，原因很简单，一旦刊登在杂志上，谁知道哪个眼尖而又对清末民初历史素材有兴趣的导演看了，不会改头换面、横加利用呢？

“可是柳亨奎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也认识胡导演这件事。”

“他不方便说的，说了不方便的。”藤井贤一笑着，却仍旧不怎么利落地说：“带着一个和学术圈没有关系的外国客人，进入学校的密藏文献馆抄录数据，也许不是太可以公开的事情。”

当天晚上，按捺不住狐疑，我拨了一个越洋电话给柳亨奎，开门见山就说：“你是不是早就认识胡金铨导演？还帮他弄到一批什么‘谈草’的资料写文章？”

柳亨奎应该是刚起床，声音透着沙哑，甚至还有惺忪的睡意。但是他很快回过神来，喊了几声我的名字，道：“不能说是帮他啦！我也是帮助我自己啦！”

“听说你赚了个红包——”老实说，我真正在意的是一和我朝夕相处三年的同窗，居然没有告诉我：他在我之前多年，就和我此刻正在涉入的圈子有了亲切的往来。

“不是钱的问题啊。”话筒里的柳亨奎放大了声量，“你忘了吗，台静农老师的‘治学方法’课，让我们写民国人物，记得吗？你写的是伍博纯，我还记得；我写的是谁，你记得吗？”

“谁管你写什么？我要问你的是，为什么你从来不告诉我你认识胡金铨呢？”我完全不理他的话。

他也完全不理我，自管说他的：“我写的是辜鸿铭啊！‘老板’叫我写的，我还真不清楚，他是怎么知道我搞过辜鸿铭的数据呢！你不觉得‘老板’很恐怖吗？”

你写辜鸿铭，干我什么事？那一霎时间，我脑中闪过的是这个念头。然而，他接着说了句话，让我着实愣住了：

“‘老板’桌上的铜钵子，你还记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