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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西湖牛肉（第1页）

第17章西湖牛肉

“西湖道上卖牛肉”是章士钊的名言。说这话的时候，他二十三岁，正和他的弟弟章勤士、黄兴、张继、徐佛苏等人牵连在广西巡抚王之春遇刺的案件里，都关在大牢之中。众人侘傺无聊，各言尔志，章士钊的大志如此：“必设一牛肉店于杭州西湖道上，鬻食佐读，以终其身。”

但是，他日后干的事业远大于此。

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作“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党”的新党；顾名思义，这是和共产党中央表示分裂了。此时他已经被开除共产党党籍，所以，当国民政府控以“企图推翻政府，危害国家”的罪名时，采取的是正常、公开的司法程序，押送南京交付司法机关审判。可以想见：设若他当时尚未脱离共党，恐怕遭遇不测的机会还更大些。

这是陈独秀第五次被捕，较诸此前四次，前来声援、呼吁放人的各界名公钜卿更多，根据《南京档案》数据显示，联名具保的显要包括了蔡元培、胡适之、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人，声势不可谓不壮。

然而“惜贤”“爱才”“为天下留一读书种子”这一类的话从清末开始说，所保全的政治异议分子也确乎不少，可是话一旦说到民国二十来年，力道冷了，国民政府高层从蒋介石以下都明白一个道理：死里逃生者多酿后患，非动重刑不能镇压。这是中共党魁交付普通法庭公审之首例，轰动一时。

历经三次审讯程序，主动挺身担任辩护律师的大律师，也是陈独秀的老友，举国闻名的教育家、媒体人章士钊采取了一个低空掠过的辩护战术，他表示：从言论尺度和具体行动上看，陈独秀并未叛国，而且对孙文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亦无反对，故请求法庭判处被告无罪。但是，在那气氛诡谲肃杀的法庭上，陈独秀最为人所记忆、传述的，是他当庭发表了与章士钊相参差的意见。

他表示：律师之辩护，是基于章士钊个人之观察与评论，全系其“个人”之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至于本人之政治主张，亦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而需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陈独秀本人的立场很清楚：他承认反对国民政府，但是不承认危害民国。此语之犀利与深刻，在于一刀切开了党国体制和信仰。最直白、浅近的话通常也最有力气：“孙中山等曾推翻满清政府，又打倒北洋政府，若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

陈独秀求仁而得仁，章士钊为陈独秀所作的抗辩无效。从寻常成败利钝的角度视之，两人在这一次的法庭上都是失败者，但是这失败却又映衬了更伟大的知见和坚持。这一案的辩状在当时即经《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等新闻纸报道、转载，后来又与陈独秀的自我辩护一同印刷刊行。在另一方，国民党中央日报副社长程沧波也发表了《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一文——值得注意的是：程沧波的反面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陈独秀就被法庭判处十三年的重刑，罪名正是：“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即使章士钊随后又发表了《国民党与国家》的文章，已然无助于客观真理之揭露。这一番驳火，堪称是民国成立以后，头一次在大众媒体上掀起“政府不等同于国家”的辩论。

此一举国瞩目的辩论显然为章士钊带来了莫大的冲击。他在陈独秀入狱一年以后，被推举为上海法学院院长，直到对日抗战军兴，仍然居住在上海租借区中，与国民政府渐行渐远，却因之而与唯一能在日本占领势力之下得以保留社会影响力的杜月笙越走越近。纵然侵华日寇之焰甚炽，他所关心向往的，并非如何在军事上制敌，却仍然是如何健全自己国家的政治伦理。

一场章士钊并未参与、结果也并未成功的政治暗杀，使得刚刚成立于一九〇四年八月的华兴会遭到破获。行刺案的凶手万福华显然是为了报复事主王之春（时任广西巡抚）在前一年的十月平定了广西柳直发动的一次革命党起义。王之春命大，逃过一劫，立刻辞官致仕，归隐于湖南衡阳，且在两年之后过世。

章士钊身陷囹圄四十天，除了留下“必设一牛肉店于杭州西湖道上”的尴尬豪语，还可能为他在革命议题上带来极深刻的反省。对于这一段历史，一般多盛称日后献身反袁、发起护国运动的蔡锷——正是蔡锷冒风雪奔赴泰兴，求得知县龙璋之奥援，由龙璋出面，向上海当局保证，才让黄兴、张继和章氏兄弟等人逃解牢狱之灾的。不过，章士钊从此放下极端暴力手段的革命路线，甚至坚决不参加任何政党，应与王之春案有关。

从某一方面来看，王之春和参与营救章士钊等人的龙璋一样，并不是市井传言之中那种袍袖龙钟、翘靴摇辫的蠹吏。他们和章士钊都是湖南同乡，虽然三个人并没有交集，但是王之春曾经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使俄国，归来之后，上了也堪称是“变法”的条陈，具体提出关于铁路、军制、变通科学、造就人才、筹款项、重工商、开矿务以及办交涉的主张；是首倡“华洋合办”的新派人物。他也曾参与、主导了和法国商订密约，与俄、德联手发动了一场国际干涉，阻断日本独占辽东半岛的阴谋。

王之春过世（1906）一年之后，龙璋也辞官归里，但仍以乡绅的身份，积极为兴办学堂、瓷业、轮汽船公司以及组织商会、农会而任事——说他是努力从实业上打造新中国则一点儿也不为过。

这三个互不相识的湖南老乡却围绕着一场行刺案，登上历史的舞台。一个是革命党人对立面的封疆大吏，一个是受牵连而心系革命的知识青年，一个是周旋于革命与反革命势力之间、具有进步思维的帝国官僚，他们之间的几个错身，并无一晤之缘，最后却具现于章士钊一人的觉悟和改变之上。

由于龙璋的援救而脱狱之后，章士钊随即潜往日本，还当选了留日湖南学生会职员长——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个社团职务；主要的工作是反对日本藉辞取缔清朝留日学生的压迫行为。

同盟会就是在这一压迫的背景之下成立的。当时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严密控管学生写信、发电文等对外联系，并规范留学生必须随时接受调查、限制住居；此举非但没有促成同盟会进一步的团结，反而导致乌合之众的潜质毕露，几乎酿成进一步的崩解。

此时，和章士钊共患难已久的狱友黄兴隶属于早先“华兴会”的派系，章太炎则属于以江浙人为骨干的“光复会”，孙文、胡汉民等广东同乡则是“兴中会”出身。各派之招兵买马也各有基于互相争胜的主题——此时，浙派的秋瑾、徐锡麟主张辍学回国立刻从事暴力革命；粤派的汪兆铭和胡汉民等主张先完成学业，徐图大成。

章太炎、孙毓筠是各派人马之中最积极争取章士钊入会的一方，这时没有人了解：章士钊对于“党”和“革命”这两件事有了根本异于从前的认知。与其说一场牢狱之灾使之畏怯，不如说是一桩行刺案的苦主和救脱牢笼的奥援使之醒觉。

满怀热忱的同盟会同志把章士钊软劫在新宿寓所的房间内，两日两夜不让其出门一步；甚至还许了他一个新媳妇儿——此事，后来居然成了。

清末流传的志士仁人故事里“割肉煎汤、和药以进”的段子不少，前撰《社会居然有教育》文中提到的伍博纯就是一个例子。伍博纯二十二岁那年病肺咯血，群医束手，他的妻子徐氏瞒着上下家人，默祷于天，割下一块手臂上的肉入药，让伍博纯喝，居然有奇效，将养半年多，也就痊愈了。此事在章士钊后来的老丈人——“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身上就不灵了。

吴保初的父亲吴长庆是李鸿章亲手培植的淮军将领，也是看在故人旧交的情面上，把袁世凯一路提拔到历史舞台上的人物。光绪壬午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在山东帮办军务的吴长庆奉命前去平定。在作战上，吴没有什么建树，却弄得积劳成疾，两年就过世了。重病期间，吴保初东渡渤海，有“刲膺肉以疗”的孝行传扬，事迹具载于章太炎所撰写的《清故刑部主事吴君墓表》。

吴保初也仅得中寿，四十四岁时中风不起，时在民国二年（1913），二次革命于匝月间起而复踬，大批反袁的党人亡命海外，章士钊和妻子吴弱男也相偕回到他们初晤之地——东京。

顺便在此岔一笔，旁叙另一关节：和章士钊、吴弱男二人错身而过的，正是先前提及的薄无鬼和他那号曰“我组”的同志。这一批被后来部分的史家称为“浪人”的人搭乘了同一艘客船，反向西渡，自东京来到天津，再转赴东北。这一批行踪神秘难测之人，极可能都以汉语“薄无鬼”、而日语实为“わし”发音的语词自称。所以，日方史料上称之为“我组”可能是对的。丁连山《归藏琐记·急进会》旁敲侧击的记载，无意间却支持了这一种关于薄无鬼身份的猜测：

斯人（按：指被张作霖以扰乱地方秩序之罪关押入狱的薄无鬼）疯了耶？未疯耶？实难蠡测。盖人心隔肚皮，况为非我族类之倭人哉？然亦有闻于市井之辈，谓彼党羽亦自称“倭”，皆穿绿色武士直裰，以为认记。

“急进会”是“奉天联合急进会”的简称，由行刺出洋五大臣的革命青年张榕所创立。张榕牺牲之后，急进会形势萎顿，而薄无鬼一行人原本就是要和新中国的这种激进势力相结合，用丁连山半生不熟的政治观察所得到的结论来看，庶几不算离谱：“（薄无鬼等人意图）藉由中国革命之迅速而彻底，谋求日本相应之再造。”换句话说：《归藏琐记》里的薄无鬼有两个不一定矛盾但是一定不一样的面目。他不只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宣示主权，也希望中国境内的极端革命力量能够为日本的政治体制带来巨大的裂变。

有趣的是丁连山的态度，一方面，他在《归藏琐记·薄无鬼》一则里将他描述成一个半疯半痴的浪人，另一方面，在《归藏琐记·急进会》的行文之中，似乎又暗示薄无鬼及“自称倭”的“党羽”有谋求“日本再造”的雄图远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