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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马鸣风萧 鸿渐于陆（第1页）

第13章马鸣风萧鸿渐于陆

清末民初游移于新旧文化之间，身历冲突、心系冲突，试着调和、却又不期而然地扩大那冲突的人不少，其中被视为最怪者，辜鸿铭也。

辜鸿铭的母亲是葡萄牙人，父系则是起源自福建同安、移民到马来半岛吉打（Kedah）州的汉人。从曾祖父一代的辜礼欢开始有了门第，成为槟榔屿地方首任的华人“甲必丹”（Kapitan）。此衔出自荷兰，既非船长，也不是上尉，相当于一个民族聚落的头目或酋长。以下再传三代，即辜鸿铭。

辜礼欢的孙子辜紫云是辜鸿铭的生父，担任一个英国实业家佛伯士·布朗（ForbesS）所经营的橡胶园经理。由于辜鸿铭是混血儿，貌似泰西之人，很得布朗的宠爱，在大约十岁上，就被布朗的家族携往苏格兰求学。

十年磨一剑，在整二十岁那年（1877），辜鸿铭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之后，他还前往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这一次修得的是土木工程科的文凭。接着，还去了一趟法国，居留虽不满一年，却在英文、德文之现代语以及拉丁文、希腊文等古语的优异基础上很快地学会了流利的法语，还修习了法学的课程。最后，他在一八八〇年回到槟榔屿，年仅二十三四，其意气风发可知。

但是早自一八二六年起，英国殖民政府就已经将槟城、马六甲、新加坡与纳闽合组成了“海峡殖民地”，由英国“代办”长期控制其政治与经济大权。当时的华人或马来人，除了务农经商做工之外，若仍欲在公务部门里谋一出身，最多就是当上个类似“书办”的角色，否则别无他业。辜鸿铭“学成”返国之后，便走上了这条道路——奉派前往新加坡的“海峡殖民政府”当翻译。不难想象，此时此刻的辜鸿铭已经看得很清楚：在“海峡殖民政府”这个系统之中，他永远是次等人，就环境和机会而言，他是没有前途的。

无巧不成书，恰在此时，他得知有一位清廷大臣奉派到新加坡和印度总督里蓬交涉鸦片专卖及税收问题，此人就是一年以后在朝鲜计诱大院君成擒，化解壬午兵变所带来的中日外交危机，却被袁世凯诬指为“心地不光明，乃急迫功名之士”的马建忠。

马建忠（1844—1900）从五岁就开始学习科举，九岁上为了躲避太平军而迁居上海，和四哥马相伯（震旦及复旦大学的创办人）一道入徐汇公学读书，也学习过法文和拉丁文。马建忠的学业经历尚不止如此，根据他手著的《适可斋记行》所述，为了通晓洋务，他还进入耶稣会初学院做修士，学了英文和希腊文。一入群书十数年，与小他十三岁的辜鸿铭可以说是无独有偶。据传，辜鸿铭趁马建忠到访新加坡时的拜见长达三昼夜，地点是海滨旅馆（StrandHotel），据常理推断，当时的马建忠一定是临时拨冗，而又一见如故，欲罢不能。

最不可解的，是辜鸿铭见了马建忠，居然能聊那么多，而当时辜鸿铭还没有正式学习过华文，口说手写恐怕都不十分便利，马建忠行色倥偬，又不可能为这槟城来的年轻人别设一翻译，那么，他们是怎么谈话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这么设想：两个不能以祖国之言顺利沟通的人，却有那么多异邦之语可以彼此达意会心，堪见二人在那三天之中，极可能还用上了希腊文、拉丁文，而所谈的内容却有如霹雳当头，醍醐灌顶，对辜鸿铭产生了激烈而重大的影响。他踏出海滨旅馆的第三天，就向“海峡殖民政府”辞职，更换满清服饰，蓄起了脑后的发辫。

辜鸿铭是怎么了？

辜鸿铭的转变是突然而剧烈的，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十分少见。这里必须先作几个人物的对比。

在动**的世局之中，观察人物理念情怀之善变，不得不令人先想起梁启超。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引《后孙公园杂录》说他：“梁迈赐先生，善变人也。”允为实论。

百日维新失败，梁氏流亡海外，亲见革命党旅美华侨势力雄厚，一变而声称服膺中山先生民族主义，藉《新民丛报》大事鼓吹；等到保皇立宪之说潜势吸收会党成功，一变而发布《梦俄罗斯专制》一文，便抛开共和了。民国成立，梁氏应召入京，一开始又倾心于共和，再变而主张改《约法》，改终身总统各制。从一个“阴谋论”的角度来说，这是“长袁氏君主独裁之欲”——就算勉强说得通罢；待筹安之会大兴，帝制之议蠭起，梁氏又三变而写下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还亲自写信给袁世凯，劝罢帝制。《后孙公园杂录》接着说：“四变而以再造共和自命，门徒党羽，连兵西南各省，梁先生亲自出马，赴肇庆军务院都司令部矣。彼盖默观全国人向共和，故又主张恢复共和，乘此号召权位也。”

另一个机转百出的是黎元洪。他从一个栖惶畏葸的清兵协统，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军的神主牌位，再变为袁世凯的股肱之臣，三变为领导共和之大总统而启动府院之争，四变为坐拥钜万资财、倾心提倡教育的实业家。其间顶着“活菩萨”的诨号，却能够设计借袁世凯之手诛杀武昌首义元勋张振武，更是令人发指。

无论是出于投机、应时、求新、从众，梁、黎身上的这些变化看来都有俗情常理可依，而辜鸿铭的变化却极为深沉诡异。

他在步出海滨旅馆之际，看似已经为三天来受教于马建忠的启蒙痛下了一生不容追悔的“改宗”决定。我们从有限的史料上看不出他的心情转折，只知道他随即一度跟着英国探险队就任翻译之职，前往广州，准备再赴缅甸，不过旅程在云南却戛然而止了。

这一趟未完成的旅行也值得细看——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辜鸿铭出任一个探险队翻译之职呢？如果职责就是中、英互译，辜鸿铭当时的中文能力足以称职吗？或许正是察觉其不足，他才会在尔后的三年里转往香港，苦习中文。那么，回头再看：设若于中文能力尚不堪大用之际，匆匆以往，又是为了什么呢？这都是辜鸿铭没有交代的，唯能于其日后之事徐徐推绎之。

在这里，我们只能假设：前一年的三日夕之谈中，马建忠基于对辜鸿铭口操九国外语的本事，以及顶戴十三个博士头衔的冠冕，一定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延揽之情，加之以马氏自己的忧国之怀，以及对于洋务的期许之意，肯定为辜鸿铭点亮了一盏“条条大道通满清”的路灯。

辜鸿铭在香港学了三年中文之后，于一八八五年经杨汝树的举荐，加入当时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担任“洋文案”，一干二十年。以辜鸿铭著名于世的孤僻诙诡、好奇作怪，岂能和张之洞宾主好合二十年？起码我们从辜氏自己的叙述得知，他这位幕主的确就是把他当个语言翻译工具来使用的，质言之：在南皮幕下，他的思想、看法，并不受张之洞的重视。所谓“余随张文襄幕府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见听”，“张文襄常对客论余，曰某知经而不知权”。

辜鸿铭的返古癖，竟是这样给激出来的。

说来讽刺，张之洞以“青牛（清流）之一角”出身立足，是清末先锋派洋务大臣的死敌；时移势转，待他由两广总督转任湖广总督，也不过是光绪十五年（1889）间的事。连张之洞都惊觉其不得不加紧而为之，足见急迫。而这位日后的“南皮相国”对于中国近代工业、经济、国防等方面的重大贡献也从这一年开始，称之为划时代、新纪元、里程碑，都不算过分。

悄悄地转向、成为后起的洋务派首领之后，张之洞明白借力使力的窍门，着意振兴工业，他一开始就寻求国际上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兵工厂、煤矿、织布局、缫丝局以及铁路等等。

有一个流传相当广的小故事，说的是盛宣怀给介绍了一个叫华德·伍尔滋的英国人，以兵工专家闻名。张之洞随即预备大用此君，不料这位伍尔滋却在短暂的居留期间被辜鸿铭给揈走了。辜鸿铭自作主张，大胆荐举他在莱比锡大学修习工程时期的同学威廉·福克斯，他三言两语回禀张之洞：伍尔滋是生意人，福克斯才是兵工专家。张于是也就信之令之，不疑有它。

福克斯当时担任着克虏伯兵工厂的监督，他的确是兵工专家，还是德皇的亲戚，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答应了来帮半年的忙。张之洞原先没有料到：此工还有轧期的问题，而辜鸿铭却早就料到了。在一次与张之洞的餐宴之上，他多灌了福克斯几杯，使之毫无招架之力地吐露了克虏伯厂内的工业机密。

过不多时，英国《泰晤士报》竟然将这一次谈话里的秘密全都刊登出来。福克斯大惭，以为是交谈间不慎为耳尖的记者所乘，殊不知投稿的元凶就是他哭诉的对象——这是一条只有《水浒传》里的宋江才耍得出来的狠计。——正当福克斯即将面对克虏伯原厂的谴责和惩治之际，辜鸿铭拿出一封来自柏林的电报，原来福克斯的夫人已经应允中国政府的邀约，即日便要东来，而张之洞也早已经为他们一家大小盖好了一座花园洋房。福克斯便直如梁山泊水寨门口的霹雳火秦明，除了接任“汉阳兵工厂总办”之外，别无前途了。

插手人事与实务，似非张之洞所应容忍。究竟张之洞是不是介意辜鸿铭在这件事上的僭越，史无实据；可是就结果看来，张之洞求才若渴，似亦不如辜鸿铭所谓的“每与论事辄不能见听”。若是从宏观的角度看中西密切接触、冲撞的这个时代，即可以发现，辜鸿铭之不合于时潮之新，似乎不只是赞成纳妾、喜嗅小脚之类饾饤无聊的琐碎，而是他对公共媒体上的言论或意见，有着相当执着的看法。

他以为西方传媒的议论，多出于彼国政党的成见，故各据主观，对中国政事民情，不外是作“夸诈隔膜支离可笑”之语。中国人跟外国人打交道，实在不必信以为真，尤其不该经常翻译输入，“诚恐徒以乱人心志”。从表面上说，这样的说法根本是“反对”或起码“不主张”言论自由。不过，我们似乎应该从他的立意上探勘：辜鸿铭更想说的是，西洋“乱政”之所从来，正是基于媒体无能自律，而又囿于言论自由这一根本不可能在技术上规范绳墨的终极价值所导引，遂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众口铄金、积非成是。

老实说，在辜鸿铭看似顽固保守的意见底下，还埋藏着足以令一百多年以后的新世纪人类都为之困惑、迷惘的课题：我们从来不完全明白行使自由的技术，也无视于自由所隐括的伦理陷阱，却先信仰了自由必须完整实践。

“政之所以不得其平者，非患无新法，而患不守法耳。”当辜鸿铭说出这样的话来，而被讥为守旧，岂不是莫大的冤枉？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有鉴于国事日蹙而亟思变法求新者，都以为重新布置一套法律规范即有可能振衰起敝，往往不察民风士气之沦丧极有可能是整体文化欠缺自律机制所致。

辜鸿铭非但敏锐地看出，“政之所以不得其平者，非患无新法，而患不守法耳”，还为这一种隐匿的集体失能找到了它的历史根源。他认为，这种深远的弊端，实起自太平军兴之后，清廷曾允许曾国藩以“便宜行事”，“自是而后，天下遂成内轻外重之势”。接着，更严重的问题则是：

言洋务者，中外皆知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北洋既败，而各省督抚亦遂争言办理洋务，则虽动支百万金，而度支不敢过问；虽招致私人声势震一省，而吏部却不知其谁何者矣。此皆办理外事漫无定章之所由来也。人见办理外事既无定章可守，遂渐视内政之旧法亦可不必守也。

短短的一百多个字，把清季末叶从内乱而中兴所带来的阴暗影响，乃及于日后放令外交事务于一二大臣之专对，以至于内外皆无“法治”的过程，剖析得极见透彻。如此燃犀洞见，又岂可尽以“迂腐”“顽固”之词贬之？

世人多知天津教案之后，传教士、教民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冲突无日无之，且愈演愈烈。辜鸿铭以其势如匹练的笔锋，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并经伦敦《泰晤士报》转载，其辩诘之所据、争议之所本，大约可视为近代反殖民论述的先锋，在国际论坛上直指英国人在华侵略之恶，挺身捍卫中国之被奴役与压迫，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而十足令彼邦知识界惊讶与叹服。

即使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件大起，他仍然有大文章可作，还是用英文写了一系列的专论，这些文章才堪称是在思想层面向各国宣战，当时发表于横滨《日本邮报》（JapanMail）。日后汇集成《总督衙门文件》（PapersfromaVip;apos;sYamen），是“白种人的负担”所发出的最具震撼力的不平之鸣，其运用者，还是白种人熟悉却未必能及的犀利修辞。

张之洞和辜鸿铭有其根本上的不同，两人宾主相敬，虽然没有搞到凶终隙末的收场，但是在重大政见上的扞格不入，一定程度上甚至阻碍了当时中国对外的进取和发展。

在张之洞而言，为曾为左，咸不可及，而即使不屑于为李鸿章，亦只能另辟蹊径，以待来者。他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刺激之下，仍然以讲武备、励军事为主，除了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奏请创办江南陆师学堂，次年又奏请设立湖北武备学堂，此后每一年都积极地推荐两湖子弟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这份努力与意志，一至墓木已拱，仍旧为后人所秉持，直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再度大举侵华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