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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帝制的希望与梦想

我说过，皇帝对中国政治舞台上每日上演的戏剧颇感兴趣。他可以随意拿到中国的所有报刊，还会认真拜读。过去，我常看到他埋在成堆的报纸下面，有北京来的、天津来的、上海来的，还有广东来的。每每这时，我便会轻言相劝，别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些瞬息万变的垃圾上面。他总是回答说，希望通过这些相互对立的立场找到事情的真相。好在他获取公共事件消息的来源不仅限于报纸。旧政权中一些精明的官员和其他清朝的朋友，会时常给他发来有关中国当前政治的书面报告或口头报告。此外，他对提供给他的有关欧洲时事的信息也很感兴趣。

我们生活在一个动**的时代。1919年，我开始做他的老师。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在巴黎，“五巨头”正在绘制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图，并拟定了一份可悲的条约。他们天真地梦想着，凭此条约就能开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在中国，关心政治的民众把眼光聚焦在从前为德国的殖民地青岛。自“一战”以来，青岛一直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中国要求青岛以及德国在山东修建的所有铁路和其他权利，应无条件归还中国。这一点应在《巴黎和约》中做出规定。

日方提出，德国权利的归属问题，应由日本和中国直接谈判解决。此外，青岛得交给日本。对此，中国人民强烈不满。眼看着日方的提议可能就要在凡尔赛占上风了，中国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的序曲，这场学生运动后来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开始，国立北京大学一些师生号召了这场运动，影响很快就扩散到整个中国。比起北京政府的努力，这场运动才是中国政府拒绝签署《巴黎和约》的真正原因。人们应该铭记这一切，之后中德双方单独签署了《中德协约》。

以上这些和随后发生的事件，还有政客、军国主义者和国会议员们（有时会同时存在三个议会，每个都声称自己才是人民的代表）无休止的阴谋诡计，都引起了皇帝极大的兴趣。我经常和他讨论这些问题，在上书房里，在他的寝殿。接下来，中国政治走到了徐世昌执政的混乱时期，这段历史与本章主题关系不大，而且它对皇室的命运也没有明显影响，所以暂不详述。

1919年2月，我开始为清朝效力。就在19个月前，张勋复辟刚刚失败。我已经说过了，这次复辟失败的根源，不是身居要职的军人缺乏同情心或者不支持，而是张勋的盲目自信。在关键时刻，张勋认为无须与同僚进行充分坦诚的协商，也无须向他们保证，事成之后会给他们所期盼的，比如摄政权、藩王和总督等职位。

在这短短的19个月里，要想让中国民众彻底放弃复辟思想，恐怕不太可能。即便徐世昌上台后，第一步动作并不是赦免张勋，但他这么一位清朝官员兼故友当选总统，多少会让人觉得恢复帝制不是没有可能。至于公众舆论方面，更是毫无疑问，此时的很多中国人已经对民国彻底失望。民国曾经对他们做出很多美好的承诺，但最终带给他们的只有痛苦。

在中国境内，许多欧洲人办的报纸刊登了关于这些事件的报道。撰写报道的通讯员多半是传教士，在革命时期，他们一致热烈欢迎民国的到来。他们真诚地相信，民国将为中国开创一个全新的、幸福的繁荣时代，并将促使中国人民和西方列强建立友好关系。而且，民国的成立还将为西方人传播基督教福音打开大门。下面这个选段就是典型的例子，1919年6月23日发表在《字林西报》的一篇报道，讲的是地处偏远的西部甘肃省的情况。

赋税倍增，吏治腐化，人民渴望回到清朝。在他们看来，清朝虽然不好，但当下的民国却糟糕十倍有余。不仅在这个遥远的角落，我们听到了人们对清朝的想念，而且我们还听说，在其他省份人们也希望复辟。

甚至在激进分子的文章里也能找到诸如此类的说法。在他们看来，过于高估中国民众对君主制的忠诚程度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那些鼓吹革命的激进分子虽然成功地让西方人相信，中国人民欢迎革命，但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同胞讲话时，要坦率得多，真实得多。他们知道，虽然能骗过外国人，但骗自己人毫无益处。激进派领袖在革命后不久就创办了《新青年》《改造》《曙光》等革命刊物，由于未能使广大农民群众（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接受革命思想，他们多次在这些刊物撰文表达了失望之情。下面这段话是我从《曙光》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发表于1921年）翻译过来的。如果有人以为帝制复辟的希望和梦想在当时已经彻底破灭，那么读完此文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十分惊讶。

在中国的农业人口中，每十个里就有八九个文盲，蠢如鹿豕。真是可怜！他们对自由、政治权利和政府的意义均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必须要上缴人头税，每天都要谋求生存。在农贸市场，你会听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宣统皇帝怎么了？”或者“现在谁管着宫里？”他们一遍遍地抱怨称：“收成这么差，叫人怎么活？要是真龙天子再不降临，咱们可就不用指望好事发生了。”

仔细想想！只有张勋复辟，这些乡巴佬才会感到满意。如果张勋开始招募士兵，你会看到他们迫不及待地加入。旁的任何东西都别想打动他们。若是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注入新思想，他们只会冷漠地走开。

即使受过教育的阶级，也从未觉得恢复帝制的事业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刚进紫禁城不久，就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中国各地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或多或少都暗地里同情这一事业。我还了解到，恢复帝制的希望主要集中在东北。

东北是清朝的故乡。尽管当时的满族作为一个拥有自己语言和习俗的独立民族，正在逐渐消失，但东北仍拥有大量的人口。这里有汉族、蒙古族和满族，还有混合血统的人，他们都忠于清王朝。东北并没有积极参加革命，如果皇族没有同革命者进行谈判，而是去那里避难，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遭到当地军阀（其中要数张作霖最为著名）或文官政府的敌视和反对。届时，一个在大清王朝统治下的“满蒙”帝国，会成功宣告并维持对中华民国的完全独立。

不久之后，可能热河、察哈尔也会加入，还有中国新疆和甘肃的穆斯林地区，甚至西藏都可能加入这个帝国，这绝不是没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中华民国将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潜在的充满敌意的地区集团，而这些地区正好是清朝皇帝征服中国后所占领的地区。如果事态照这样发展，许多人会认为这是中国人咎由自取，因为被他们驱逐出去的王朝，曾经占领过这样大的一片领土。

这个满蒙帝国（或称“满洲-蒙古帝国”）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倒有可能是一个自治公国的联邦。每个公国都拥有“统治地位”，其中“满洲”在名义上可能或多或少拥有优先地位。不管有没有其他公国，“满洲国”可能在1912年（当时没有国际联盟质疑它的地位）而非1932年就已经存在了。如果中国容不下这样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威胁其稳定性，那么它极有可能与日本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这样一来，形成的局面就与20年后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情况极其相似了。

沃特金·戴维斯先生1933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直到1911年，整个蒙古依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蒙古人民也是心甘情愿臣服的。满族征服中国的时候，蒙古首领曾给予了宝贵的帮助。那次伟大的冒险最后取得成功，可谓是双方联合的结果。但蒙古人认为，他们所效力的仅仅是满族皇帝。所以，当满族皇帝被废黜、中国变成民国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的忠诚已失去了意义……因此，1912年蒙古国宣布独立。于是，俄罗斯的机会来了。在这个国家存在的最后几年，沙皇大大加强了对它的控制。”

蒙古直到1911年都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的附属国”，而认为自己是“大清国”的附属国，除此之外，这些评论都是正确的。正如沃特金·戴维斯先生在同一段中所指出的那样。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中华帝国”一词仅存在于西方语言体系。帝国是“大清国”，皇帝是“大清国的大皇帝”，与之最接近的英语对应词应该是“清朝皇帝”。同样，“老佛爷”的官方头衔是“大清国的皇太后”，而非“中国的皇太后”。

沃特金·戴维斯先生还说：“在名义上，蒙古仍然属于中国，但这个被无政府状态搅得不得安宁的伟大民国在蒙古并没有树立真正的权威。日本可能随时会通过承诺自治和捍卫蒙古统一的手段，来团结所有的蒙古人。为了确保成功，日本人只需恢复满洲的满族首席执行官的头衔就可以了。每一个敬畏历史的蒙古人都会欣然拥戴溥仪皇帝。”

自1933年10月沃特金·戴维斯先生发表这篇文章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这些叙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人们耳熟能详的“满洲国”只不过是中国人对“满洲”的称呼（或者说“Manchuria”只是英语中所指的“满洲国”）。遗憾的是，西方记者和其他一些人撰文时坚持使用“满洲国”，而非已经通用的、更顺耳的“满洲”。我们不妨称“中国”，而非“a”，称“蒙古”，而非“Mongolia”。在汉语里，“满洲国”（顺便说一句，这个音译比Manchukuo更正确）并非新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是满族统治者在征服中国之前的几年，尝试给“满洲”的独立国起的名字之一。“满洲国皇帝”这个名号替代了以前满族首领的正式称呼“清可汗”。这种称呼的改变是为了表达自己与中国明朝皇帝拥有平等的权利。因此，如果1911年清朝皇帝回到奉天，并宣布自己为“大满洲国”皇帝，这不仅意味着他重新登上王位，而且要重新加冕满族祖先的古老头衔。

从《李顿报告书》[1]可以看出，“满洲”不愿意参加革命。报告中说：“1911年革命爆发之时，满洲当局不支持民国，命令张作霖抵抗革命军队，成功地把这些省份从内战的动乱中拯救出来。”的确，正如报告随后所称的那样，在民国成立之后，“满洲接受既成事实，自愿服从袁世凯的领导。”但那是因为皇帝颁布了逊位令，接受了“优待条件”，留在了北京。如果皇帝或代表他的摄政王拒绝退位，不同意把朝廷移交给奉天，那东北定会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一点张作霖曾亲自跟我保证过。）

因此，在1919年和接下来的几年中，复辟的希望仍然没有破灭，而且主要集中在东北，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然而，我才到北京不久，就发现复辟事业所遭受的困难和1917年的遭遇并无二致。拥护帝制的人相互不信任，过去的种种经历使他们彼此怀疑，目标和手段不协调。至少有两个组织与流亡的满族王爷有联系，其他组织都不信任他们，怀疑他们以流亡者的名义恢复帝制，而不是以年轻皇帝的名义。不过，个别组织确实是这么想的。按照他们的说法，首先，年轻的皇帝没有为这项事业做过任何事情，而且他已然退位；其次，那些被流放的王爷至少已将毕生精力和财力都奉献给了这项事业，而且从未承认过民国；最后，只要年轻的皇帝还留在紫禁城，他们就不可能在不危及他生命的情况下，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以恢复他的王位。

据我所知，持这种观点的人比坚决反对罢黜年轻皇帝的人和拒绝考虑任何对方要求的人要少得多。但这些人又细分为不同的群体，他们对复辟过程的看法或多或少不太一致。有些人赞成不直接采取行动，而是等到皇帝可以公开领导这场运动。但只要他住在宫里，就不可能走这一步。另一些人依旧赞成不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民国遵守“优待条件”，并对皇帝保持忠诚就足够了。

与此同时，一直希望在东北和蒙古建立新国家的帝制拥护者发现，他们面临着一个1911年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实际上，东北和蒙古在理论上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而且到1919年，共和制已经扩展到东北，并控制着行政机构。张作霖没有共和人的同情心，他只在意自己的利益。一开始，他并不是一个独裁者。即便皇帝逃到东北，他也不可能像祖先那样以和平的方式在奉天登上王位。强大的既得利益者会反对他。而且，如果在东北进行复辟运动，必然会导致内战，就像在山东或中国其他省份所发生的那样。这一点得到了大多数拥护帝制的政党的认可，正因为这么想，他们才默许推迟一切行动，坐等民国腐败直至灭亡，或者东北发生一些事情，导致外国势力干涉。至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

面对民国向东北发动的两场战争，日本为避免自己的利益受损，肯定会采取相应措施，大多数人都预判到这一天迟早会来临。帝制拥护者认为，日本会利用中华民国与东北的冲突坐享渔翁之利，他们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面对那些指责东北与外国势力勾结背叛中国的人，他们会回答说，中国已宣布我们是外国人了（异族），还以此为据夺走了我们的统治地位。但中国人却不能说：“我们不效忠你们，但你们得效忠我们。”身为异族，满族和那些忠于他们的臣民没有理由不选择自己的盟友。

早在1919年3月，《北京导报》就对发生在蒙古和东北的神秘事件做了相当全面的描述：“在日本保护下建立新蒙古国的泛蒙古运动……以蒙古活佛为总统”。本章还补充道：“鼓动者们正努力通过肃亲王、恭亲王和其他不满推翻帝制的满族贵族，将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满洲。”文章最后说，北京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密切注视那些在1917年帮助前将军张勋企图恢复幼帝的清朝和蒙古王公的行动。有报道说，帝国复辟协会对这场运动很感兴趣。”

同年（1919年）7月20日，我从私人渠道收到以下报告。“张作霖正在密谋恢复帝制。他意图在明年秋天，让年轻的皇帝在奉天登基，同时宣布满洲是一个受日本保护的独立国家。”三年后，这种可能性再次得到证明。罗德尼·吉尔伯特先生在1922年3月18日的《华北先驱报》上写道：“如果张作霖在与对手吴佩孚的较量中落败，那么他的政治生涯就将终结，而他唯一的避难所，就是日本庇护下的满洲国”。